建安风骨文学
一、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建安文学的标志，刘疆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的确，那是个从几百年的安定统一转入战乱分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呼唤英雄并崇尚英雄，在文学上的反映便是这种慷慨多气的风貌。当时以曹氏父子为核心，凝聚着像建安七子、杨修、丁仪、吴质等一大批文士，他们共同塑造了建安风骨，书写了中国文学自觉之初的第一抹辉煌。
慷慨尚气是建安文学的共同特点，曹所谓“文以气为主” （《典论·论文》)，其实说出了时代的心声。气，即气质、个性。尚气当然要提倡个性化的创作，这就促成了当时文坛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局面。曹《典论·论文》论七子创作的特点说：
“王梁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厄》《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瑪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当时文学创作个性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学艺术化的倾向。诗文在骈偶对仗、使事用典、声韵协调、辞藻华丽等方面都有所发展，这是文学创作文人化的典型特征，是文学自觉的表现。不过，建安时期的文学文人化还没有发展到“为文造情”的地步，能够从社会现实和个人遭际出发，发出慷慨悲凉的吟唱，故而能够做到情辞相称、风骨相协，正如沈约所说的：“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

二、建安诗坛最高峰——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他的生活和创作可以220年曹操病逝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他“生乎乱，长乎军”，幼年是在跟随曹操的征战中度过的，目睹时艰，树立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壮志。曹植天资过人，才思敏捷，深得曹操喜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在与曹不争太子之位的斗争中，曹植因“任性而行，不自彤励”，终致败给其兄。曹即魏王位并称帝后，对曹植百般猜忌，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贬爵徙封接连不断，若非其母卞太后的回护，他恐怕早被杀害。曹微继位也没有改变他的处境，曹植最后忧愤以终。曹植前期志得意满，过着贵公子的生活。但他在战乱中看到了人民生活的悲惨，并对此寄予同情。《送应氏》其二描写了洛阳遭战争破坏后的破败荒凉景况，最后说：“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泰山梁甫行》同样满怀同情地叙述了所见边海之民的凄惨处境①。与此相关的是，曹植常以“烈士”“壮士”自期，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实现天下的安定统一。他高唱：“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鲍篇》)壮士之忧，就是要建立功业：愿 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藤露行》)《白马篇》中塑造的少年游侠形象， 代表了曹植的浪漫梦想：
“白马纬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色，扬声沙误垂。宿昔秉良弓，据失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推月支。仰手接飞猛，俯身数马蹄。段捷过程值，勇到若约墙，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横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黯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壑赴国难，祝死忽如归。”
诗中的游侠是个武艺超群而又充满爱国心的少年英雄，是曹植想象中寄托理想的人物。
曹植的后半生是在遭受迫害和极度压抑的环境中度过的，反映自己的遭际和对骨肉相残的愤惠，便成为他的诗歌理所当然的题材。《野田黄雀行》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鹤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捐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处境的限制，使得曹植后期的愤憑之情不得不用较为隐晦的方式发泄出来。这首诗就是用寓言的形式，以郅、罗比迫害者，以雀象征受害者，解救黄雀的少年则代表正义之师，是曹植的幻想。他有名的《七步诗》也是使用了一个比喻。而在《赠白马王彪》中则因任城王曹彰的遇害，激发了积压心头的愤怒，愤而成篇，全诗七章，以护体前后勾连，悲愤之气绵贯全篇，抒情、叙事、写景融为一体，是文学史上有名的抒情巨制。
曹植有不少托思妇、弃妇以言志的诗，也是采用一种委曲的抒情方式，如《浮萍篇》《七哀诗》《美女篇》《种葛篇》《弃妇篇》等。其中《七哀诗》可为代表：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这类诗继来了屈原以夫扫喻君臣的笔法，缠绵惟恻，寓意深远，寄托了他为君所忌、怀才不遇的苦闷。曹不写游子思妇的诗完全是代他人作嫁衣裳，模拟汉乐府的痕迹较显著；而曹植不同，他从切身处境出发，抒发的是自己的哀怨之情。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曹植甚至将理想幻托于仙界。曹植的游仙诗有十馀首。在他的现存诗歌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曹植本不信神仙之事，他写作这么多游仙诗，目的大概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自由的向往，所以将仙境描绘得绮丽、明净而逍遥，如：“桂之树，桂之树，桂生一何丽佳！扬朱华而翠叶，流芳布天涯。”(《桂之树行》)“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结外，游目历遐荒。” (《五游咏》)
即使在遭受猜忌、迫害的时候，曹植仍不忘早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宏愿，不仅上表求用(《求自试表》)，而且屡屡将此志发唱于诗歌。如《杂诗》
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同样是表达愿奔赴战场，为国家的统一效力，但此时已经与当年“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的义无反顾不同，而是被迫“闲居”“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了。
曹植的诗歌代表着建安风骨的最高成就，以及此后五言诗的发展趋势。在当时及其身后，曹植的诗歌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锺嵘《诗品》誉之为“建安之杰”“五言之冠冕”，并评价说：“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臂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糖默。”评价之高，莫过于此。“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几句，真正道出了曹植诗歌的特点。
首先，曹植的诗中倾注了他极为浓烈的情感，不论前期激昂奋发的壮怀，还是后期幽怨惟侧的哀吟，深厚浓烈的感情总是贯注于每一句、每个字中。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因素感染着古今所有的读者，以致每个人心目中的曹植都是一个英姿少年的形象，所以教器之《诗评》说：“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所谓“骨气奇高”，就是曹植这种精神气质在诗中的鲜明展现。不仅如此，曹植浓厚的思想情感还体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骚传统，所以说“情兼雅怨”。
其次，曹植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也有极高的追求。他非常注意起句，沈德潜谓：“陈思极工起调，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说诗辟语》卷上)起句高唱之外，他的诗篇能够做到一气贯通，没有室碍，也没有赞语，紧凑洁净。他继承了《诗经》比兴的手法，寄托深远。他的诗对仗、辞藻、声色兼善，但又不失汉诗的质朴自然，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可以说每个字都是经过锤炼的；而如“南杨栖双鸽，北柳有鸣鸠”(《芙蓉池》)，则已暗合声律。沈德潜说：“子建诗五色相宣，八音朗畅，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古诗源》)用“词彩华茂”来评价，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他真正实现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五言诗的转变。他对后世诗坛影响深远，正如胡应麟所指出的：“《最里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副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擎，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诗数》内编卷二)其实六朝之后，虽时有不同的评价，但许之为“后世莫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者，也是代不乏人。
曹植在诗歌之外，兼善各类文体。辞赋方面发扬汉末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洛神赋》为传世名篇，以人神之恋隐喻君臣之际，词彩清丽，音韵和协，具有浓郁的诗意。与其兄曹相比，曹植的文章更扬厉雄放，如他的《与杨德祖书》，评鹫天下文士，极言辞赋小道，欲立德立功，不“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这种发扬蹈厉、睥睨天下的姿态，当然与其才高气壮、自视甚高的个性有关。曹植的文章骈俪化倾向较强，如后期的《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但他的骈偶来得使人不觉，不像后来的四六文那样整饬，而是三、四、五、六言并用，且杂以散句，故整齐中不乏气势，字句间饱含情感，处处体现着他“骨气奇高，词彩华茂”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