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28年夏季的东陵盗墓案，是民国众多盗墓案中影响最大的一件，也是民国留给后人的最大悬案。直到今天，究竟谁是盗墓真凶，仍然悬而未决。
孙殿英
东陵被盗，举国震惊
清朝皇室的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在北京东北125公里，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1928年7月中旬，看守乾隆皇帝裕陵和看守慈禧太后定东陵的陵户几乎同时发现，他们所值守的陵寝被盗，不仅地面殿宇陈设遭洗劫，而且墓道被炸开，盗墓者进入地宫，劈开棺椁，盗走了随葬宝物。很快，相关消息在陵区传开，有人趁乱混进两座已被炸开的地宫去寻找盗墓者没有拿走的宝贝，有些耳目灵通的珠宝商人也来到遵化收购东陵宝物。
东陵被盗的消息很快传到北平，一位叫衡永的前清都统听到传闻，给遵化县（今遵化市）知事蒋起隽写信求证。蒋起隽接到信后立即派人前往查看，证实东陵确实被盗，便复信衡永：东陵被盗严重，“尤以乾隆、孝钦后陵为甚，尸骨狼藉，惨不忍睹。”信中所说“孝钦后”指慈禧，因为慈禧谥号为“孝钦显皇后”。
衡永接到蒋知事的复信，意识到事态严重。当时清“逊帝”溥仪住在天津，北平有个办事处。衡永立即向办事处官员汇报，办事处官员马上向平津卫戍司令部报案。司令部总参谋长朱授光接到报案立即向总司令阎锡山汇报。阎锡山接到报告，迅速作出部署，一面令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派一个营的兵力守护东陵，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一面指示对案件进行调查，并电告全国各地警察局、海关、检查站，严密监视可疑人员与物品，必要时予以扣留。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接到了案情报告，蒋介石亲笔批示：“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在此期间，新闻界也对案件作了广泛报道，一些小报小刊更是借机捕捉奇闻，或干脆编造故事以博读者眼球。一时之间，东陵盗墓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在各地军警的严密监控下，案件侦办很快取得进展。8月3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在一次突击行动中抓获了两名从事非法珠宝交易的人，买家是北平琉璃厂尊古斋古玩店老板黄百川，卖家是一个叫谭温江的中年男人。军警从谭温江租住在北京饭店的房间中查获了大量珠宝，经古玩专家鉴定，这些珠宝大多是乾隆、慈禧陵地宫随葬宝物。后经报界披露，这个叫谭温江的人是个军官，职务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师长。
谭温江的落网及真实身份的暴露，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民国年间盗墓案频发，有所谓“十墓九空”之说，但上层军官参与盗墓实属罕见。联系到此前东陵陵户中的种种传闻，说乾隆和慈禧陵是被当地驻军用炸药炸开的，不少军官参与了盗墓行动。谭温江的第五师不久前就驻扎在东陵附近，第五师师部设在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马伸桥，距东陵的马兰峪只有几十里路。而且据一些陵户讲，第五师7月上旬曾进驻过马兰峪，而这段时间正是乾隆和慈禧两大皇陵被盗的时间。于是，社会上要求彻查谭温江及其第五师的呼声颇为高涨。
谭温江的第五师隶属于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听说谭温江出事了，急忙让秘书给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写了件呈文，详细列出谭温江的第五师自6月24日至8月3日，其间大约40天的驻扎地及其所执行任务情况，旨在说明第五师逐日逐项驻防、移防都是奉了上级命令，没有擅自行事。那第五师进没进东陵呢？进了，但不是去盗墓，而是去剿匪。据孙殿英在呈文里讲，有个叫马福田的人带着一伙土匪，打着奉军某独立团的旗号，进入东陵为非作歹，而且听说要盗陵，所以谭温江师奉命进入东陵去剿灭马福田匪帮。幸赖全师将士剿匪大获全胜，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其中包括两箱珠宝。谭温江在北京饭店房间被北平军警查获的珠宝，就是那两箱珠宝中的一部分。
孙殿英在将呈文交给顶头上司徐源泉的同时，还让秘书另外誊写了一份交给《顺天时报》全文发表，以正视听。
孙殿英在呈文中提到的马福田，是东陵一带的土匪，原住东陵东沟村。1924年，奉系二十八军来马兰峪招兵买马，马福田想着背靠大树，便接受了招安，被委任为团长。但马福田匪性不改，1928年初，奉系二十八军战败东撤，马福田率领一伙人脱离该部，进入东陵。这伙土匪有几百人，有枪有炮有炸药，完全有能力炸开皇陵地宫，盗走里面的藏宝。孙殿英的这份呈文，把盗挖皇陵的责任推给了马福田匪帮，有一定的说服力，至少能够自圆其说。呈文见报后，舆论对谭温江的批评与指责有所缓和。随后，孙殿英又命令第五师师部将缴获的两箱珠宝加封、编号后送第六军团指挥部，徐源泉又将其转呈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接到送来的珠宝，认为谭温江私自出售战利品，做法虽欠妥当，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十二军属于“杂牌军”，需要“自筹军饷”，打了胜仗将战利品卖掉买军需、发军饷乃是惯例。基于此，北平警备司令部通知十二军军部，为谭温江办了保释手续，将人领了回去。
一场由高级军官参与倒卖皇陵地宫宝物所引起的风波，经过孙殿英的一份呈文解释，似乎有了平息之势。
随从兵招供，孙殿英受牵连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浪起于青岛。在天津开往青岛的一艘叫“陈平丸”号的客轮上，有个叫王仪臣的探警盯上了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一身乡下打扮，举止粗鲁，却出手阔绰。在天津港买船票时他们买的是高档的二等舱票，在船上用餐花钱大手大脚，与他们的穿戴举止很不相称。而且这两个人总是远离人群，说话交头接耳，大热天还穿着长衣长裤，手还总捂在腰间，好像里面藏着什么宝贝。王仪臣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这两个年轻人绝非善类。上船前他就给在青岛警察厅做探警的哥哥王诚斋发了电报，请求在“陈平丸”号靠岸时派人协助检查这两个行迹可疑的人。王诚斋接到电报后，派出4名探警等候在码头，两个年轻人还未下船，便被警察控制检查。探警从他们的贴身衣袋里搜出了1000多元钞票、两个金戒指，还有36颗珍珠。又在他们携带的行李中翻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徽章及枪药子弹等物品，证明两人是军人，他们所服役的部队是不久前驻扎在东陵附近的十二军。随后，两人被押到青岛市警察厅，由警察厅厅长王庆堂亲自主持审讯。
在审讯室里，两位年轻人承认是十二军的人，一个叫张歧厚，是军部随从兵；一个叫张殿元，是伙夫。他俩说，因为部队发不了饷，便开小差，要回家种地。王庆堂问：部队发不了饷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开小差回家种地还用得着买二等舱票吗？两人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王庆堂更加确信他们很可能牵涉进了某个大案，便加大力度，严加审讯。
二人毕竟年轻，顶不住压力，张歧厚首先招供。他说：“我年23岁，安徽宿州人，从前在第六军第二混成旅一团团部当随从兵，以后又改编在十二军军部当随从兵，军长孙殿英。我们部队驻蓟县一带，于今年五月间，队伍开至马兰峪打土匪，驻在东陵。是由军长孙殿英领着两旅人去的，人数不足。旅长有韩大保及柴旅长，于五月节前两三天，由军长下命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皇帝二坟炸开。当时我未进去，由军长的人把着门，都是团、旅、营长们下去拿东西，别人不得进去。他们拿完了，到天明以后，我才去的。我这36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他还说，从西太后的陵墓里拿到这些珍珠后，觉得再跟着部队打仗也无益，就在部队转移途中偷偷跑到了天津。在天津卖了10颗珠子，得了1200元钱，买了两个金戒指、一只手表。然后由天津坐船来青岛，准备再由青岛坐船经上海，转回安徽原籍。
当天，张殿元也招供了。但他没说出什么有价值的口供。只是说，听了张歧厚的劝说，觉得在部队当兵不发饷，还不如回家种地呢，而且张歧厚承诺，只要与他结伴平安到家，就可以从卖珠宝所得钱里分一部分给他。
张歧厚的口供经报纸曝光后，舆论哗然。因为此前人们只知东陵里的乾隆、慈禧两大皇陵被盗，不知道盗墓者是谁。如今张歧厚的口供明白说出，裕陵和定东陵是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挖的，而且从两座皇陵地宫里盗取宝物的事情，主要都是孙殿英部下军官所为。
随后一份来自东陵的呈文，进一步指证孙殿英所部盗挖了皇陵。这是东陵内务府旗人和钧写给贝子溥伒的呈文，呈文主要是揭露东陵守护大臣毓彭监守自盗，说毓彭身为护陵大臣，勾结当地旗人、陵户及古玩商贩，将东陵殿宇陈设、供品盗出贩卖，谋取私利。然后讲，孙殿英的部队驻在马伸桥，目睹毓彭监守自盗的情形后，“见利智昏，顿起祸心”，派其部下，假借剿匪名义，于五月十八日率队分驻各陵。将裕陵、定东陵，用炸药炸毁地宫，劈开棺椁，将里面所藏贵重物品全数起出，隐匿盗卖，事毕返防。他在呈文中还特别指出：“现下各陵毁坏已极，裕陵、定东陵地宫先皇、先后御骸尚在暴露，悲惨情形笔难声述。”和钧在呈文里所说的“五月十八”，是指农历，公历为7月5日，这与此前外间传说的东陵被盗日期大体吻合。这道呈文经溥伒之手，迅速传递到溥仪的书案上。
调查组进东陵，十二军官兵疑点多
当时溥仪正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闻听东陵被盗，如丧考妣。他命人在张园搭建灵堂和祭坛，供奉着乾隆和慈禧的灵牌，溥仪和家人素衣减膳，朝夕奠礼。溥仪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成立“详查筹办东陵被盗善后事宜小组”，前往东陵详细调查皇陵被盗情形，并现场主持重新入敛安葬等事宜。善后小组由载泽、宝熙等遗老大臣组成。8月中旬，载泽、宝熙等人率领着随员、仆从、官役等70余人赶赴东陵。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以刘人瑞为组长的东陵善后调查小组，河北省政府也责成驻东陵的河北第一林垦局参议杜孝穆，就地深入现场调查。三方人员齐聚东陵，他们勘察了裕陵、定东陵地宫被盗现场，走访了周边陵户，搜集了相关物证，然后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汇报了调查结果。三个系统的调查尽管措辞有所不同，但结论是一样的：认定裕陵和定东陵遭武装盗挖，盗挖皇陵的是十二军官兵，而不是什么马福田匪帮。
据调查揭示，谭温江的第五师是7月2日进入东陵的，部队一到马兰峪就与马福田匪部交上了火，双方打得很激烈，打了将近一整天。最终，谭温江师大获全胜。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诡异，谭温江打了胜仗并不急着班师回营，而是在陵区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这还不算，十二军的另一位师长柴云升也率部进了陵区。7月3日，陵区附近的东西沟村、大红门外及马兰峪、苇子峪一带很多地方，同时张贴出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的布告，大意说，本军来马兰峪剿匪，赖官兵奋勇，将士用命，大部土匪已被剿灭，小股余孽尚存，现正部署逐细查究，要求乡亲积极配合。从这天起，部队开始在陵区周边30里内实行戒严，道路禁止行人、车辆通行，士兵在陵区内逐户搜查，居民不准外出。
7月4日，据称是十二军第二营七、八两连的士兵来到裕陵，要临时驻扎在正殿及配殿等处，将在殿内值班的旗丁赶到附近被称为“圈”的居住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定东陵，4日上午，几个军官模样的人来到定东陵大殿，将守陵人赶走，说他们要在那一带“放地雷”。
在守陵人被赶走的第二天，“地雷”开始炸响。先是在定东陵，随后是裕陵，惊天动地，声震山谷。周围的居民都听到了炸响，但由于四面放有步哨，禁止通行，没有人敢外出观看。
7月11日，十二军“剿匪”结束，驻扎在裕陵和定东陵的部队同时撤离。在部队离开时，细心的陵户注意到，不少士兵的鞋底粘有白灰，他们走过的道路上也留下了灰痕。陵户们看后心里嘀咕，这些士兵很可能进过地宫，因为当初修建皇陵时大量使用白灰，时间久了这些白灰会渗进地宫里，在地宫地面形成一层灰膏，因此，凡是进过地宫的人鞋底都会粘上白灰。随后，陵户在裕陵和定东陵发现了被挖掘的大坑，虽然洞口经过了回填伪装，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盗墓者打开的通往地宫的入口。于是，裕陵和定东陵被盗的消息不胫而走，紧接着便出现了当地陵户、附近山民乘乱混进地宫，偷盗宝物的事情。
在国民政府善后调查小组和清室详查善后小组的调查文件中，还引述守陵人的话，说孙殿英在皇陵被盗期间曾亲自来过陵区“主持分赃”。这些调查结论披露后，再次引来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彻查此案，依法严惩盗墓罪犯。
军事法庭审案，孙殿英未被起诉
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最高当局决定尽快将东陵盗墓案纳入司法程序。鉴于本案涉及多名现役军人，且含高级将领，当局决定在北平成立陆军高等军法会暨军事特别法庭专门会审此案。军事法庭规格很高，由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河北省主席商震上将任审判长，另由全国四大集团军各推举一名中将担任审判官。军事法庭成立后，审判长商震令遵化县负责缉拿盗陵案正犯，前段时间被保释的谭温江又被重新收押。
媒体对此案十分关注，审判长商震似乎信心满满，他给报界写了份“安民告示”类的文稿。他说：“本会审对于陵案约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调查人证，第二步审问，第三步公判。”他还说，第一步、第二步时期由于案件侦破的需要，不得不依法保守秘密，到公判时期一定会邀请新闻界广泛参与，“籍资鸿播”。他的话讲得合情合理，让不少关心本案的人也随之信心满满。
来年4月20日，军事法庭在平津卫戍司令部进行第一次预审，被告以十二军官兵居多，包括谭温江、张歧厚、张殿元等人，还有几名古玩商人和东陵陵户。由于预审是不公开进行的，媒体报道不多。此后又进行了多堂预审，据说形成了多达18卷的案件卷宗。至6月8日，法庭进行最后一次预审，还让谭温江与张歧厚两位被告当庭对质。谭温江坚称自己所持珠宝为剿匪所获，面对张歧厚的对质则以沉默应对。
预审结束后，经审判长、审判官反复权衡，形成了一份正式判决书。从当年的新闻报道中可知，判决书将案件定性为：“遵化县驻军勾结守陵满员，将顺治、乾隆、慈禧各陵盗掘，窃盗赃物。”这个定性有些模糊，因为当时的遵化驻军很复杂，十二军驻扎过，奉军也驻扎过，还有其他一些杂牌军也时驻时走。所以不能说法庭认定盗陵为十二军所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法庭的历次预审中，孙殿英都没有出庭。他不是被告，从当年为数不多的新闻报道来看，法庭预审中也没有涉及他的问题。判决书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既然孙殿英不是被告，判决书里肯定不会有对他的判决。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当年的办案过程，法庭不审孙殿英有表面和深层两方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不审孙殿英是因为缺乏有效证据。虽然国民政府善后调查小组和清室详查善后小组的调查文件中都说孙殿英去过盗墓现场，还主持了分赃，但这些说法都引述自守陵人，而守陵人并未在分赃现场，是根据传言作出的猜测。这样的指控很难被法庭采信。还有那个叫张歧厚的士兵口供。他虽然交代说是孙殿英下令炸开的乾隆和慈禧陵，但他本人并没有进地宫，也没说明他是在什么地方听到或看到了孙殿英下达的命令，或者是听了别人的转述。而且他说孙殿英是在“五月节前两三天”下令炸开的乾隆和慈禧陵，时间也不可信。所谓“五月节”是指端午节，那年的端午节是公历6月22日，在此之前的两三天，孙殿英部还在天津近郊，不可能有下令炸开皇陵的事。至于其他的民间传闻，就更加不足为凭了。从这个角度讲，法庭不审孙殿英并无不妥。
以上只是表面上的原因，至于深层次原因就要复杂得多了。当时国内战云密布，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巨头正蕴酿着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谁也不肯得罪像孙殿英这样拥有重兵的人。特别是阎锡山对查办此案更没有积极性。因为孙殿英的十二军归他的第三集团军管辖，万一军事法庭审出十二军在军长率领下全军参与了盗墓行动，会让他这位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脸上无光。审判长商震是阎锡山的亲信，明白阎长官的这点儿心思。所以他主导的军法审判，尽可能地大事化小，不仅孙殿英没有被起诉，最后的判决书也写得含糊其辞。
就是这样一种“大事化小”、含糊其辞的判决结果，在当年也很难被各方接受。判决书送到南京军政部军法司后，就泥牛入海，再无消息。随后中原大战狼烟遍地，孙殿英率领所部追随阎锡山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作战，商震投桃报李，释放了羁押中的谭温江。此后这个案子再未进入司法程序，一个原本不难审清的案子，就这样成了历史悬案。
孙殿英之责任，至今不明不白
东陵盗墓案刚发生不久，就有人在报纸上发文章，说孙殿英是盗墓正犯。小报小刊更是有滋有味地描写孙殿英如何盗墓，慈禧太后如何“诈尸”，孙殿英的部下如何在地宫枪战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就是没有根据。虽然后来军事法庭审案不了了之，但民间传说仍在继续，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这件事的兴趣渐渐消解，各种议论也就越来越少了。
1947年，孙殿英在与解放军作战时战败被俘，在接受讯问与教育时，没有人与他谈东陵盗宝的事。曾有记者采访过他，事后还写了篇抒发感慨的文章，也没有讲东陵盗墓案。另外，第五师师长谭温江获释后离开军界，在天津做起了寓公。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某公园的园长，还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但关于东陵盗宝的案子，未见留下只言片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岁月流逝，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度已大为降低。1947年秋孙殿英去世，1969年谭温江去世。随着这些关键当事人的相继去世，也让事件真相变得更加难以理清。
1978年、1979年，清东陵裕陵、定东陵地宫相继对外开放，大清皇家地下宫殿的宏大气势与富丽堂皇深深震撼了游客，两座地宫曾经历过的浩劫也令游客扼腕叹息。经过导游绘声绘色的讲解与媒体竭力渲染，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场盗墓案再次成为人们的热议。随后，一些所谓“知情者”纷纷写出回忆文章，这些回忆提供了不少人们以前未曾闻、未曾知的细节，也增加了人们误解历史的概率。因为有些回忆吊诡离奇，还有些回忆与几十年前小报小刊上的描写及民间传说相似。
按照这些回忆的说法，当年的盗墓案由孙殿英亲自策划并组织实施，案发前他召集几个师长、旅长及其他亲信开了个“战前动员会”，宣布了若干注意事项，主要是保密，还有不许私藏宝物等等。乾隆和慈禧陵地宫被炸开后，孙殿英亲临现场主持盗取宝物。从皇陵盗出的宝物后来被集中存放在孙殿英的军部里，由孙殿英主持论功行赏。还有人回忆说，孙殿英盗得宝物后大肆行贿，行贿对象包括众多党政要员，这才使得孙殿英逃过了法律追究。这些回忆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及实物佐证，令人真假难辨。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孙殿英身上。尽管有大量的书籍、文章称孙殿英为“东陵大盗”，但至今未见有人拿出孙殿英与东陵盗墓案直接相关的证据。就现有证据而言，一不能证明案发前孙殿英参与了谋划，二不能证明案发时他到过现场，三不能证明案发后他拥有过东陵宝物。
还有两个与孙殿英是否为“东陵大盗”直接相关的问题：第一，乾隆和慈禧陵寝地宫中藏有不计其数且价值连城的宝物，“东陵大盗”应当很富有，但从我们已掌握的资料看，孙殿英的部队并不富有，不仅装备很差，还常常发不出军饷，这一点在东陵盗宝案发生前后没有任何变化。第二，东陵盗宝案对孙殿英的个人及家庭生活没有影响。没有证据显示孙殿英曾持有或佩戴过东陵宝物，1947年孙殿英被解放军俘虏时身上也并没有东陵宝物。另据他的家人回忆，他的太太、儿子谁都没有见过任何东陵宝物。
孙殿英部下可能有人参与了东陵盗墓。至于他本人在案件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疏于管束，还是纵容包庇，抑或幕后黑手乃至现场指挥，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资料，查找证据。
责任编辑 李彦敏
邮箱 lym@wsjh.com.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