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着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主要作品有《受戒》《大淖记事》《黄油烙饼》《葡萄月令》《人间草木》等。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主要围绕家和生活：一“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有家人在就是幸福；二“自得其乐，随遇而安”要看到有趣的人和事；三“汤和天气好”生活要有点趣味；四“日日有小暖，至味在人间”用心为家人做顿饭。 这是一本汪曾祺写给大家的美而幸福的“活法”，几乎囊括了汪曾祺最精华的文章，并附录汪氏三兄妹写“老头儿”和母亲的文章，从中读者可以了解汪曾祺家风及生活。
建筑家王澍说：“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
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汪曾祺。
他就是一个追求情趣的人。苏北在《舌尖上的汪曾祺》一文，写到汪曾祺女儿的同事到她家玩，汪曾祺“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结果同事一个没吃。”女儿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呀。”
喜欢吃，但是他并不是醉心于吃，大概是想在寻常烟火中寻觅点乐趣罢了。正如小说《长腿叔叔》所言：“生活本身已经够单调的了，你总得花很多时间吃饭睡觉。但想想看，如果在两顿饭之间再不发生点意料之外的事情，生活不仅是单调了，简直是了无生趣！”
叔本华说:“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那些伟大事件，而是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趣味盎然。”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汪曾祺无疑是做到了。
于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发现美，感知美，这是汪曾祺所要倡导的。
他说：“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但是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普通人，平常事。因为我对这些人事熟悉。”
散文《人间草木》写了作者路遇一对老夫妻捡拾枸杞子，“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看来，这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从这段半是评论半是猜想的文字中，我们不难读出汪的个人好恶，他讨厌假大空，力求真善美，哪怕是捕捉到微不足道的快乐，哪怕是苦中作乐，亦是好的。“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可以看成是汪的人生哲学。
或许，是因为他与其师沈从文，有着一脉相承，都执着于人性。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活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体型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汪曾祺的《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在气质上，是很相像的，都淡化了时代，淡化了环境，写出人性之美。
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抒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汪曾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祖父白手起家，有两千多亩地，两家药铺，却生活节俭，一个咸鸭蛋要分两顿吃，爱花大价钱收藏字画。父亲多才多艺，会拳脚、爱音乐、写字、画画，还会用最好的材料给孩子做花灯和风筝，陪孩子玩。“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汪曾祺的一生受童年的影响，兴趣广泛，活得洒脱而有诗意。
王安忆说，汪老的文章最好读，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他追求纯真，他笔下经常写的是纯真的人，纯真的事。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他总结道：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好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
这些人的气质，正是汪曾祺所倾慕的，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追求。
书中还收录了几篇汪曾祺子女的文字，看着子女记录汪曾祺最后的日子，我潸然泪下。
汪曾祺之女汪朝写道：爸经常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对方是什么人，他也弄不大清楚，有请便去。最糟糕的是有一次被人拉到某企业去，人家连汪曾祺是谁都不知道，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我们很生气，怪他不自重。后来再琢磨，其实他是寂寞。妈卧病在床、只能时时呼喊他，或说些简单的句子，有时脑子还有些糊涂，没法跟他认真地谈话了。一对老人，哪怕吵架也是交流。爸需要有人说话、聊天。爸老盼着我们回家，盼着屋子里有些生气。我有时候中午回去，他特意做了炒鳝丝、荠菜拌熏干、雪里蕻蚕豆，等我吃饭。当时我很奇怪，午饭哪用得着这么丰盛？后来才深有体会，一家人，只有坐在一起吃饭才是人间烟火，才有家庭气氛。回想这大半生，我们实在没能为父母做什么。连多陪他们说说话、吃吃饭都做不到。
以前，我不大理解汪曾祺为何那么爱抒情，甚至不惜有些夸张地抒情。
他的一生不乏坎坷，作为一个不得不随波逐流的老头，他不过是于琐碎的生活中找点乐罢了，而对生活之痛苦大而化小,小而化无。
他在《随遇而安》一文中写道：
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其实，不是随遇而安，而是不安又如之奈何？
爱默生说：“大悲者会以笑谑嘲弄命运，以欢容掩饰哀伤。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
“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一文中作如是言。
沈从文说他“宠辱不惊”，“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吴玄说：温暖，肯定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文学品质。沈从文曾在创作中反复强调这种品质，汪曾祺也曾在创作谈中反复强调这种品质，这是面对苦难的一种方法，毕竟人是需要慰藉的，人在寒冷之中，你告诉他寒冷并没什么用，但如果给予一点温暖，还不至于让他冻死。在我看来，温暖是慈悲的，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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