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证明，韩芒的这个问题很重要。“1.15”案件破获后，专案组开会总结经验时，曾振环为此还作了检讨，说自己虑事欠周，竟然忘记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没作布置。现在，曾振环听韩芒这么一问，叫声“哎呀，忘了”，随即下令：“一旦发现目标，暂不惊动，悄然跟踪，把她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都查摸清楚。”
案情分析会上如此这般说得清清楚楚，一干侦查员寻思这茬活儿干起来应该不怎么犯难，而且有见到曙光的盼头。具体实施时，各人化装后分别到21路电车的各个车站上去守候，看X是否现身。尽管她不一定每天都是“白无常”打扮，可是汪老爷子所说的几点特征是改变不了的，比如肤色白、体态瘦，比如戴眼镜，比如锥子脸，比如身高。因此，应该是只要一露脸就会被发现的。为防止侦查员在一个车站待的时间长了被人觉出异样，曾振环规定各人在每个车站只待一个岗，下一班就调到另一个车站去。全组人马一连守了三天，连1月30日除夕也是坚持守到下午六点半才返回建国西路聚餐吃年夜饭的，却一点儿效果也没见到。
可以想象，大伙儿这顿年夜饭吃得是味同嚼蜡，每个人的心思都在破案上。直到雷绍典副局长到食堂来给大家敬酒时，一干侦查员才活跃了些，话也渐渐多起来。当然，职业习惯使然，大家说着说着还是转到了破案上，有人说
曾振环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事儿，请大家说说看。”
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既然大年夜都去守候了，年初一还是继续守候为好，没准正好年初X要去加班呢？
大家说这话时不曾料到，次日竟然真的发现了X！
那是内勤程博安的功劳。这天上午，轮到小伙子去21路电车终点站守候。他是新手上路，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公安侦查工作训练，更不会化装，所以干脆本色出演，穿着便衣，肩上挎了个书包在那里站着佯装候车。车还没到，X却出现了。这天是大年初一，她改变了装束，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织锦缎丝棉袄和黑色毛呢裤，脖子上围着一条墨绿色羊毛围巾，短波浪也吹直了。如果不是那无法改变的细白肤色和那副银丝框架的眼镜，以及她随身带着的那个白色PRADA坤包，没准儿程博安也认不出她来。
程博安认定这个女人就是X后，二话不说立刻跟着上了电车。大年初一乘客少，程博安特地挑选了右侧靠窗的一个座位，以便暗示其他车站上的战友目标已经出现，好上车配合他跟踪——这是专案组会议上预先定下的方案。
接下来的事儿就简单了，下一站守候着的侦查员韩芒一看小程在车上，立刻上车。然后，下面两站又有两个侦查员陆续上车来。到第四站，程博安下车了，换上了侦查员孙玮钧。就这样，这趟车上始终有三个侦查员待着，一直到北京东路站X下车。这时跟踪她的是副组长曾振环、侦查员贝世海和女内勤小曹。X根本没有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只管款款而行，最后走进了“上海市公私合营正大棉纺厂”。
曾振环当即决定与该厂保卫股取得联系，由侦查员悄然邀约汪老爷子前往辨认这个女子是否就是他所说的“白无常”。辨认属实的话，随即通过市纺织局调出该女子的档案。
中午，汪老爷子在该厂食堂吃了一餐四荤两素的份饭，专案组特地将其位置安排在食堂进门左侧的一个角落里，要求他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对每一个进食堂吃饭的女性员工进行辨认。老爷子眼力很好，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朝走进食堂的七八个女员工略略一瞟，便认出了“白无常”。
下午，应专案组之约，“正大棉纺厂”保卫股股长裘云阳带着X的档案袋来到了建国西路专案组驻地，介绍了X的一应情况
X名叫齐佩珠，祖籍浙江鄞县，1926年出生于上海，其父齐啸山系十六铺码头海产市场经纪人，已故。齐佩珠于初中二年级时辍学考入上海市第二护士学校，两年后毕业，在上海市第二劳工医院谋得了一个护士岗位。次年，嫁给该院一个名叫赵瘦君的外科医生。赵的前妻也是该院护士，两年前因车祸去世，齐佩珠嫁给赵医生是沪上俗称的“填房”——正规叫法应该是“续弦”。齐佩珠在婚姻方面的遭遇有点儿悲剧的意味。她嫁的这个赵瘦君是个留日医科生，抗战时竟跟日本人勾搭上了，谋得一份第二职业——驻沪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的秘密情报员。这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从日军档案中获知此情况，自然要找他算一算账。虽然赵医生没给宪兵队送过几次情报，可是像他这种没有背景、没有后台的小角色，惩罚是逃不了的，他于1947年6月被判了五年徒刑。
厄运尚未结束。判刑后，有个上诉期，上诉期过后方才押解监狱。赵瘦君自认倒霉，没有上诉，乖乖地待在看守所等着押解提篮桥监狱。可是，也就不过三天，他忽然和其他二十多个犯人一起被叫出监房。去哪里？龙华刑场！赵瘦君竟然与那些已判死刑的犯人一并被枪决了。执行死刑后，看守所的摩托车才急如星火地赶到刑场，说提错了一个犯人。
那该怎么善后呢？追究责任，国家赔偿？做梦去吧！于是，齐佩珠在刚刚收到丈夫被判五年徒刑的判决书后，又收到了一份由国民党上海市地方法院送达的判决书：因发现汉奸赵瘦君有新的罪行，故撤销原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齐佩珠成了寡妇。而外界以为她的丈夫真是欠下血债的汉奸骨干分子，连亲友中也有人对其侧目以对。不得已，齐佩珠辞去了第二劳工医院的工作，参加了一家教会出资办的初级医士培训学校。两年后齐佩珠从该校毕业时，已经能够看看一般的毛病，以及处理轻微外伤了。这时，上海已经解放，有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国民党错杀赵瘦君的内幕，作为对国民党政权腐败行径的揭露。亲朋好友对齐佩珠的认识这才有了些改变。齐佩珠的姑夫是“正大棉纺厂”的主要股东之一，正好厂医退休，要招一名新厂医，姑夫就把齐佩珠推荐过去了。
在“正大棉纺厂”上上下下的印象中，齐佩珠是一个工作认真、待人和善、少言寡语的人，大家对她的评价都不错。唯一对她看不惯的是，她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另类。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宣传的主旋律是“艰苦朴素”，因此，齐佩珠的做法是跟当时社会风尚格格不入的，属于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齐佩珠的另一做法也让人疑惑，那就是给她介绍对象，她一律婉言谢绝，似乎是一心一意要奉行独身主义。
不过，据裘股长说，他曾听见过厂里最近有人议论，说看见齐佩珠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和一个男子挽着胳膊进了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还有人看见她和一个男子在梅龙镇酒家吃饭，至于这两个男子是不是同一个人，就不得而知了。
专案组决定按照事先制订的策略，暂不跟齐佩珠接触，先对其进行外围调查。
六、顺藤摸瓜牵扯出了情夫
专案组当天便启动了对齐佩珠的外围调查。根据安排，侦查员通过“正大厂”保卫股悄然访问了那两个目睹齐佩珠与男子看电影和用餐的女员工。
这两个女员工对于和齐佩珠在一起的男伴儿的外貌描述是一致的：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帅哥，身高一米八，浓眉大眼，仪表堂堂。而两人对齐佩珠与那帅哥亲热程度的看法也是相同的，说一看就知道是情侣关系，而且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两个目击者都是四十来岁的妇女，过来之人，对这方面的直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对于专案组来说，这个帅哥跟齐佩珠的关系不是用“情侣”两个字就能解决问题的。他们要调查的是案子，具体而言就是齐佩珠为何打专案组的电话，又为何两次接通后欲言又止，之后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了下文。这，是否跟那帅哥有关系呢？有的话，又是什么关系？是帅哥涉及“1.15”案件，齐佩珠要检举他而被拦下了呢？还是帅哥并不知晓齐佩珠意欲检举之举？专案组认为有必要查清楚这一切。
查的办法就是继续监视齐佩珠，反正专案组警力充足，轮流跟踪就是。之后的两天，年初二、年初三，齐佩珠继续加班。侦查员对其进行全天候跟踪，不但跟踪她上下班，到厂和回家后还悄然监视，看她跟什么人来往。使人不解的是，齐佩珠这两天除了从家到厂、从厂到家两点一线外，哪里也没去，也没有客人去她家拜年。
年初四，情况出现了。根据“正大厂”保卫股提供的信息，这天齐佩珠补休。侦查员照常出动，两小时一岗，每岗两人守在梧州路齐佩珠的家门前。下午三点到五点那一岗轮到萧孙石、韩芒，两人化装后前往齐佩珠家对面路边的康乐球摊子前待着，一个玩着，另一个佯装路人在旁边观看着。半小时后，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高个儿男子手里提着蛋糕等礼品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齐佩珠开门，一见来客顿时笑靥如花，嘴里是怎么称呼对方的，因为当时正好有一辆摩托车驶过，侦查员没听清。但看那男的年岁、身高和那副仪容，跟“正大厂”那两个女工描述的帅哥八九不离十。
萧孙石、韩芒顿时来了劲儿，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韩芒就去附近传呼电话亭给专案组打电话报告情况，考虑到一会儿那帅哥出来时可能还要“打的”，便要求调派机动车辆。曾振环当即下令出动挂社会牌照的吉普车、摩托车各一辆。
发现了情况，萧孙石、韩芒到点也不下岗了，留在那里跟驾车而来的侦查员老杨、小牛、小丰三人继续守候。那帅哥进了齐佩珠家门后，竟然到了天黑还没出来。几个侦查员在寒风中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才等到开门。这回热闹了，竟是全家把客人送出门的，除了齐佩珠，还有她的公公婆婆和女儿。客人脸色绯红，应该是喝了些老酒。回程他倒没有叫出租车，而是由齐佩珠陪同着送往21路车站，看他上了车，又等到电车起步，这才恋恋不舍挥手道别。
两名侦查员跟着上了电车，那帅哥中间又换了趟车，在静安寺附近的新闸路下了车，进了一条弄堂。跟踪的萧孙石、小牛有点儿犯愁，再跟进去，容易被对方发现，不跟吧，回头查起来有点儿麻烦，而且如果这是一条活弄堂的话，目标从另一个口子出去了，那就丢了。正犯难时，正好有一个佩戴着同济大学校徽的姑娘从他们旁边经过。萧孙石灵机一动，马上悄声喊住她，出示市局证件，要求她进弄堂尾随目标，他们稍后跟进。
侦查员还没跟进，那女大学生就出来了，告诉他们那人进了弄堂中段挂着49号门牌的房子。萧孙石问明对方是掏钥匙开的门，而不是叩门而入的，断定这就是帅哥的家。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可侦查员还是立刻去了静安分局新闸路派出所，请值班副所长调出了那户居民的户籍档案。副所长和另一位值班警员不是管段民警，不清楚情况，听说是“1.15”案件专案调查，副所长便立刻让警员骑车去把户籍警叫来。
户籍警向侦查员介绍了去齐佩珠家拜年的那个帅哥的情况。此人名叫薛健，三十岁，已婚，银行职员，出身小业主家庭，父母已故，无政治问题。
次日，侦查员去银行查阅了薛健的档案，发现这小伙子跟齐佩珠原来是表兄妹关系，两人的母亲是一对嫡亲姐妹。对齐佩珠的档案已经熟稔于心的侦查员想到了一个问题：既然双方是表兄妹，那么，薛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职业登记表的“社会关系”栏里填了齐佩珠，可是齐佩珠在登记表里为何不填薛健呢？回去翻了翻，发现齐佩珠的兄弟姐妹有七个，登记表的位置不够，所以她连嫂子、弟媳、姐夫、妹夫都没填，更别说表哥了。侦查员向薛健供职的银行保卫科了解了其平时的表现，得知这人老实，不善言辞，工作表现不错。
几个侦查员议了议，又前往薛健妻子罗宝兰供职的外贸公司，问了保卫科，得知其在仓库工作。保卫科根据侦查员的要求，找了工会文娱委员，让她找个借口去跟罗宝兰闲聊，了解其夫平时跟亲戚，主要是齐佩珠走动得是否频繁。文娱委员正好要去仓库发电影票，于是就以此为由前往，了解下来的结果是：薛健是个模范丈夫，平时很顾家，罗宝兰有慢性肾病，所以薛健从来不让她做家务。这样，他的业余时间就很忙碌，很少有空跟亲戚走动，这次年初四他趁罗回娘家的机会去看了表妹。
专案组根据调查的情况，认为薛，齐乃是一对正常关系的表兄妹，齐佩珠给专案组打电话之举应该与薛健无关。
于是，继续盯着齐佩珠。次日没有情况。隔日，2月6日，新的情况出现了。监视齐佩珠的侦查员发现，她下班时传达室门卫交给她一封信。这下，侦查员傻眼了：我们怎么没想到留意信函这一块儿啊？
当下，一人照例尾随齐佩珠上了21路电车，另一人就通过保卫股了解这封信的情况。反馈过来的结果令人失望：这是一封贴了四分钱邮票的本埠平信，收信人写的是齐佩珠的姓名，寄信人落款却是内详。邮戳呢？保卫股的人说问过门卫了，他根本没留心。
这个侦查员立刻往专案组打电话，曾振环正好在向雷绍典汇报最近两天的侦查工作情况，当下把电话内容一说。雷绍典说如果这封信对她来说很重要的话，她肯定会很快回信，最迟明天早晨上班时就会把回信投入马路边的邮筒，盯紧就是了。
果然，当晚七点多，齐佩珠忽然出门。侦查员尾随其后，发现她往附近的邮筒里投了一封信函。
不到一小时，侦查员通过邮电局取出的一厚沓信件送到了专案组。数了数，一共有六十九封。侦查员根据齐佩珠收到的是一封贴了四分钱邮票的本埠平信这一特点，先把寄往外埠的信清理出来，剩下的本埠平信有三十封。侦查员逐封查看了落款，没有齐佩珠家的住址和姓氏，其中有几封信落款内详。那么哪一封是齐佩珠寄出的信呢？难道要一封封拆开查看？侦查员想到了齐佩珠档案卷宗里有她填写的登记表，可以比照笔迹进行确认。
把笔迹与登记表相似的那封信拆开，里面只有一页纸，上面只有一行字：正月十五以前必须离婚，否则，我正月十六零点就打电话！
对于专案组来说，光这一行字就足够了。因为这行字透露了以下内容：齐佩珠前两次拨通专案组电话后之所以没讲话，是因为心里犹豫。为什么犹豫？是因为跟这个收信人有情感纠葛。从离婚两字判断，她是第三者，要求对方离婚后与她结婚，而对方则有与1.15案件相关的把柄被齐佩珠掌握，她以此作为要挟。
那个收信人无疑就是正大厂那两个女工看到过的帅哥了。
收信人是谁呢？只见信封上写着：本市长宁区凯旋路193号佘葆真。
专案组讨论下来，没有连夜前往该地址的管段派出所查询。因为之前曾分析过，关于治安，刑侦案件数据的情报可能是从公安内部泄露出去的，所以需要慎重，还是次日去长宁分局了解吧。
2月7日，曾振环亲自出马，叫上侦查员袁亚鹏，郭国成前往长宁分局，找到了分管治安的闵副局长。一说来意，闵副局长自然是热情协助，说你们把名字地址给我，我这就派人去查。待看到姓名，老闵说：不用查了，这个人我知道，他原是分局治安科民警，前年七月调到延安西路派出所了。
档案显示：佘葆真，汉族，祖籍江苏常州，1926年出生于上海。其父是开染坊的，又参股一家机修社，故成分是资本家。佘葆真初中毕业后，父亲想让他子承父业，于是他就在染坊做帮工，从最基本的学徒活儿学起。三年下来，该满师了，老佘对儿子表现很满意，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佘葆真就做出来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决定，放弃日后染坊老板的位置，去做警察。
当时，担任上海警察总局局长的宣铁吾正在招收优秀青年组织飞行堡垒——相当于特警，佘葆真便去报名了。他的文化程度，身体素质都达到了标准，初试顺利通过。这时他老父亲知道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你当警察我也没办法，但是不能当这种警察，这种警察的工作就是捉人，打人，杀人，以后要遭报应的。你如果要去当，我就登报断绝父子关系。佘葆真无奈，只好退了一步，说我不参加飞行堡垒了，还是当站马路的交警吧。这样佘葆真就当了一名交警。交警当到1949年元旦，上级把他调到警署，待了半年不到，上海解放了，要留用一些旧警察，甄别时佘葆真一次就通过了，因为他既有文化，之前干的是交警，没有劣迹，为人又温和低调，长得帅，谁看着都有好感。
佘葆真在派出所干了三年，表现不好不坏，就是说没有突出事迹也没有犯下过失。1953年，市局淘汰留用警察时，许多人被调到其他单位了，他反而去了分局治安科。在治安科表现还是如此，稳重，低调。1955年二次淘汰留用警察时，他又被留下，从分局调到派出所，一直干到今天。
佘葆真在1949年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没听说他有婚外情。
那么，佘葆真是否与1.15案件有关呢？接到分局电话匆匆赶来的派出所领导说，佘葆真自来所后，一直正常上班，值班，没有请过假。所以他应该有机会接触专案组要调查的治安，刑侦发案率的条件，至于是否泄密，甚至是否直接参与作案，那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决定传讯齐佩珠、佘葆真两人。
七、一网打尽
当天下午，齐佩珠、佘葆真被秘密带到了专案组驻地，分别接受讯问，终于弄清了以下情况
先说佘葆真，他上学时有个要好的哥们儿，名叫倪代玮。两人从小学一路交往到初中毕业，关系特别铁。余葆真在老爸开的染坊学艺，倪代玮在一家洋行谋到了一份差使。当时处于日伪统治下，社会上很混乱，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经常在马路上设卡胡乱抓人，即使发现抓错了也得让人家花钱去捞人，否则，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被送到日本当劳工，最后还是客死他乡。因此倪代玮也好，余葆真也好，都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后来有一天，余葆真因有事要找倪代玮，登门拜访，却得知他早己离家出走。去了哪里？家人也说不清楚。
从此，佘葆真就再也没听说过倪代玮的消息。一直到去年7月上旬的一天，忽然有人登门拜访，竟是倪代玮。倪代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副小开的打扮。两人交谈下来，余葆真得知倪代玮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父母为他选的对象不合他的意，他想自己找，父母坚决不允许，于是干脆一走了之。这一走，有点儿远，他在上海吴淞码头偷偷混上了一艘英国军舰。
当时他也不知军舰会开往哪里，途中他又渴又饿，半夜出来想去厨房弄点儿吃的，结果还没找到厨房就被水兵发现了。幸亏他出身买办之家，初中毕业后又在英国洋行工作，一口英语说得军舰上的官兵大吃一凉，好感顿生。他因此受到优待，不但好吃好喝，到了香港还由舰长出面替他在修船厂找了一份工作。倪代玮人很聪明，一边打工，一边读书，1953年获得了船舶工程师证书。现在，他已经在香港娶妻生子。这次是回上海来跑采购的，顺便看看老朋友——他的父母已在上海解放前夕携全家老小前往美国了。
倪代玮给老朋友捎来了许多外国礼品，还向从未见过面的佘葆真的妻子赠送了黄金首饰，又请佘葆真夫妇前往他下榻的上海大厦吃饭。之后几天，倪代玮邀请了包括齐佩珠在内的另外几位同学去南京路七重天顶楼露天花园喝咖啡，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去梅龙镇酒家用餐。闲聊时，他们自然要说说香港和上海的生活情况、社会治安。佘葆真的同学都知道他留用警察的身份，人家并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可是他自己却总觉得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因此一有机会就要显摆一下，以示自己消息灵通，是个重要人物。在说到上海社会治安情况时，他就把那几天正在学习的市局政治部下发的内部资料上关于治安、刑事案件发案率的数据说了说。倪代玮在上海停留了七天，最后佘葆真等老同学在南京路新雅粤菜馆设宴为其饯行。
再说齐佩珠，她跟佘葆真也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一度还是同桌。初中毕业后，双方各奔东西，就不再见面了。由于齐佩珠的现实境遇不佳，所以她刻意不跟以前的同学朋友来往，甚至还试图把学生时代的生活从记忆中删除。不料，前年秋天，一天她去淮海路购物时，途中遇到大雨，她急匆匆地奔向车站，脚却给崴了一下，痛得钻心，当场蹲地不起。就在这时，正好巡逻经过的佘葆真发现了她，给予了帮助。两人久别重逢，自是都有一份意外惊喜。齐佩珠没有想到，当年被她看不起的这个染坊小开，此刻竟然已经成了一名人民警察，而且又高又帅，简直可与电影明星媲美，当下心中生出爱慕之情。
两人自此开始交往。都是过来人，老同学之间无须多少时间的铺垫，不久就越过了那条界线。齐佩珠是一心一意跟定了佘葆真，跟佘来往到1956年春天就提出要他离婚娶她。佘葆真起初以为齐佩珠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未在意。可是，齐佩珠是当真的，不过她的性格不是那么爽直，说话喜欢隐晦曲折，给对方一段时间去猜测，猜到了她大喜，猜不到呢，那就再重新说。当齐佩珠说到第三遍时，佘葆真终于明白原来他的这位老同学是玩真的，这下他不得不认真考虑。说心里话他还真的想娶齐佩珠为妻，可是，他不敢跟妻子开口说离婚，除了生怕妻子吵闹外，还怕因此惊动他所在的分局。他是留用警察，领导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撵出警察队伍，再说离婚对于年幼的儿子也不利，如果因此还被撵出警察队伍的话，更会影响儿子的成长及前途。因此，佘葆真打定主意不离婚。
可是，齐佩珠却不依，她坚持认为你既然已经和我上过床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你必须娶我，哪怕做小（妾）也行。可是新社会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当时人民警察娶一妻还得向组织上打报告呢，别说二妻了，只怕报告交上去，批下来的是让他立马滚蛋！
就这样，两人为此事从1956年3月一直折腾到现在，齐佩珠终于忍无可忍，遂生一计：看来佘葆真最看重的是他的警察饭碗，我就以他和我的婚外情来要挟他，如果不同意离婚娶我，我就去公安局反映此事。到那时，他面临着的就是两条路，一条是同意离婚，警察饭碗不一定给砸掉，另一条是不同意，那肯定会砸掉，相信他会选择前者的。齐佩珠对佘葆真的心思揣摩得还是有点儿准的，佘葆真一听就动摇了，说让他考虑考虑。
在佘葆真的考虑期内，齐佩珠对其施展温柔攻势，两人频频幽会。哪知，佘葆真考虑了一周后给出的回复依旧是不肯离婚。
齐佩珠气得大哭，逼着佘葆真考虑后果。佘葆真不吭声。齐佩珠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前一天，余葆真在酒喝得七八分时告诉她，这几天工作比较紧张，除了临近春节要抓治安外，还在追查台湾飞机在上海北郊空投反动宣传品的大案，市局成立了“1.15”案件专案组，雷副局长亲任组长，已经追查到公安内部，派出所每天开班前会时领导都会说到关于去年夏天市局政治部下发的内部学习资料泄露的问题，要求大家回忆，并交上书面情况报告。当时齐佩珠听着没什么想法，因为此事跟她无关，跟佘葆真也无关。可是，此刻她想起来了，那次他和香港来的老同学倪代玮一起在国际饭店聚餐时，曾谈到过沪港两地的社会治安，余葆真还说过一组数据。齐佩珠就认为这是佘葆真泄密，至于倪代玮是不是台湾特务，她就不知道了。
于是，齐佩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下子把佘葆真吓得大惊失色，然后要求齐佩珠保密，并答应一定跟妻子离婚，然后和她结婚。齐佩珠没想到自己歪打正着，大喜过望，说这事你必须在春节期间跟你老婆谈妥，节后去办手续，上午离婚，下午我们就去领结婚证。佘葆真拍胸脯保证没问题，不过他要求这段时间两人不要来往，以免引起人家的注意。齐佩珠一口答应。
可是，齐佩珠回家后想想不妥。这件事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学知晓，万一他们透露了传到公安局那里，佘葆真还是逃脱不了泄密的责任。万一倪代玮真是台湾特务，那佘葆真吃官司是跑不了的，他一招供，只怕还会牵连到自己啊！这样想着，齐佩珠就决定主动向公安局报告，到这当儿，结婚不结婚反倒属于小事了，安全第一啊！可是，当齐佩珠真的接通了专案组的电话时，却又犹豫了，一连两次都是这样。她的想法是，佘葆真是警察，他目前稳得住，看来专案组不会怀疑到他头上。既然他稳得住，我又怕什么呢？先以此要挟他离婚和我领了结婚证再说吧。
春节期间，余葆真没敢跟妻子开口说离婚之事。2月6日，他给齐佩珠写了封信，要求再给他一段时间，一定解决。这下，齐佩珠恼火了，立刻写了一份最后通牒投进了邮筒。她还在扳着指头计算佘葆真回函时间的时候，侦查员把她带走了。
专案组随即传讯了齐佩珠、佘葆真两人交代的那天和倪代玮一起聚餐的其他六人，了解下来跟齐、佘交代的内容相符。
往下，就是追查那个名叫倪代玮的香港来客的下落了。侦查员去了上海大厦，按照佘葆真所说的大致日期查阅了海外来客下榻登记，并无倪代玮其人。会不会是换了姓名登记的呢？那几天入住的旅客中确有从香港过来的男性，可是，跟倪代玮的年龄对不上，一差就是二三十岁。那时海外旅客来中国大陆是有规定的，比如必须下榻涉外宾馆、饭店，必须出示护照，还要检查护照上中国海关的入境签章。当时香港属于英国管辖，大陆接待港客时都是按照外宾规定执行的。侦查员又询问了上海大厦的客房和餐厅服务员，都说时隔多日，已经没有印象了。
专案组感到奇怪，是佘葆真记忆有误呢？还是故意隐瞒？抑或是倪代玮耍了什么花招儿？于是，他们换了个方向奔边防检查站调查。边防检查站那几天也没有倪代玮或者与其年龄相仿的男性旅客持香港护照入境。再奔海关检查站，也是一无所获。
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发觉这事儿似乎不大好办。据佘葆真、齐佩珠和倪代玮的其他几个同学说，倪代玮早在抗战胜利后就不知去向了，后来上海解放前夕，他们全家迁居美国，现在在上海已经没有家也找不到亲戚了。
这条摆在面前的线索，要想调查却找不到突破口。这情形有点儿像老虎面对着一头豪猪，想下口却找不着咬的位置。说着说着，曾振环火了，说干脆兜底儿查个明白，把倪代玮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户籍登记资料翻出来查，另外，去人向倪家原住址的邻居调查。看看这主儿到底是何方妖魔！
2月8日，侦查员分别对此进行了调查。
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户籍资料里没有倪代玮在抗战后离家出走的记载，可能是家人没有跟国民党警方联系，而警方也没留意此事。倪代玮的户口是在1949年3月13日与其全家一起注销的，注销原因是“去美国”。既然去了美国，去年他从海外来沪似乎也说得过去。问题在于他去年是怎么入境的？又是怎么登记下榻的？
另一路去倪家原址调查的侦查员走访了几十位老邻居，都说倪家在上海解放前夕确实去了美国，房子卖给了“陆根记营造厂”。过了两个月，“陆根记”老板陆根泉也去了香港，把房子托交亲戚打理。上海解放后，政府查明陆根泉系“军统局”（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贸易伙伴，跟戴笠以及后来执掌保密局的郑介民、毛人凤关系甚好，故该房产属于敌产，就收归国有了。现在住在里面的几户居民都是房管局分配来的，根本不知道倪家的事。
大伙儿议论来议论去，却是越议越沮丧。这时已近午夜时分，雷绍典副局长突然来了，听曾振环汇报了简况，说不着急，先吃夜宵吧，我已经通知食堂准备了。吃过夜宵，众侦查员继续讨论对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可能成为突破口的环节：蹊跷应该出在“下榻上海大厦”这上面。佘葆真交代说倪代玮下榻于上海大厦，而且他去拜访过，到过客房，倪代玮还在餐厅请他们夫妇吃了一顿饭，这是否表明他果真入住那里呢？上海大厦的工作人员都调查过了，没有线索。那么，是否可以从佘葆真以及其他老同学那里了解？
2月9日，侦查员分别对佘葆真、齐佩珠和其他六个同学再次进行了讯问。这些人中，除了齐佩珠之外，都去上海大厦看过倪代玮。据一位在电台当播音员的老同学回忆，可能是因为她对语音特别敏感，她发现倪代玮说话有些苏州口音。
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跟未查到倪代玮的入境记载这一点联系起来看，不排除倪代玮其实是在大陆潜伏着，却向老同学佯称从香港入境。如果这个估测准确的话，那么他应该潜伏在苏州，多年待下来，就不知不觉染上了些许苏州口音。这一点其他同学没注意到，却逃不过受过专业训练的那位女播音员的耳朵。
这样一来，不是越来越难查了吗？专案组却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捷径：既然倪代玮确实在上海大厦客房和餐厅接待过老同学，那说明他当时并未显露出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可能他是以其他合法入境的旅客的名义在上海大厦登记入住，然后，把那位旅客打发出去，他以其人的名义待在客房。这种情况，当时是允许的，而且经常发生。
如果确如上面所估测的那样，倪代玮是以谁的名义登记入住的？那人又去了哪里呢？专案组决定查一查。
侦查员去了上海大厦，把之前调查过的那几天入住的七名男性港客的资料调出来，先跟从边检获取的入境记录对照，发现都是合法入境。再看边检留下的护照资料，其中一位六十五岁、名叫卢石的旅客的籍贯是苏州。侦查员盯着这位老者进一步调查。他出生于苏州，那多半是在上海大厦登记后去苏州了。
三名侦查员随即驱车前往苏州调查。当时苏州的涉外宾馆只有两家，很快就查到了卢石确实在去年7月上旬住过五天，而那五天正好是佘葆真、齐佩珠等人跟倪代玮频频接触的日期。侦查员调取了卢石入住苏州宾馆期间来访客人的登记资料后，去找那些访客一一调查，终于有了收获。
访客中的几位卢的亲戚告诉侦查员，他们知道倪代玮其人，他是卢石的外甥，跟他们也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
当天，倪代玮在苏州家中被捕，随即在苏州市公安局内进行讯问。倪代玮的供述如下——
抗战胜利后，“保密局”根据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议，决定在上海创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与重庆中美合作所无关），倪代玮被物色为受训学员。可是，后来该计划流产了，他被送往美国接受了一年情报训练，回国后分派到“保密局”情报分析室当了一名特务，按规定这个岗位上的特务是不能与家人有任何联系的。1949年初，他因为一场三角恋得罪了上司，被打发去了苏州潜伏，由国民党苏州市警察局为他伪造了户籍资料，表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从上海来苏州了。“保密局”安排倪代玮在苏州阊门开了一家专为饭店提供野味的“凌云野味坊”，以便利用采购野味为名外出活动。野味坊共有四名店员，都是由倪代玮领导的情报特务，“保密局”给他们的代号是“741”，全称是“741情报组”，却未配备任何特务活动器材，只给了二十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倪代玮根据在美训练时洋教官授课的内容判断，“741”是“保密局”用于特殊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一枚棋子，便让下属作好长期潜伏、紧急启用的思想准备。
果然，一直到去年6月接到为反动宣传品收集情报的指令为止，“741”从未进行过活动。指令是通过暗语书写的平邮信函寄达的，对于倪代玮来说，唯有接受。于是，他开始策划，并付诸实施。倪代玮知道迟早有一天要执行此类使命的，所以平时对报刊、电台上的一些情况特别注意，此刻制订方案时就省了很多麻烦。然后，他让几个组员轮流外出，收集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地区党政军、工农商、文教等方面的情报。从6月活动到9月，总算搞到了若干真真假假的情报。去年7月，倪代玮利用其舅舅卢石从香港回乡探亲的机会，前往上海自导自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竟然成功地骗过了有着人民警察身份的老同学佘葆真，获取了上海市治安、刑事发案率的情报。至于“二劳”系统关押人数的情报，是倪代玮指派组员沈德方、蒋平前往上海、安徽、江苏劳改队、劳教队附近转悠，物色释放、解教返回原籍的人员打听到的。
讯问结束后，侦查员在苏州警方的协助下，成功地逮捕了“741情报组”的沈德方、蒋平、褚晓白、莫森林四名成员。
1958年3月2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处倪代玮死刑，立即执行；沈德方、蒋平、褚晓白、莫森林、佘葆真分别领刑七年至十二年。齐佩珠未被起诉，由市公安局决定劳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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