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心中，雍正既有勤政节俭、铁腕改革的历史功绩，也有着矫诏篡位、冷酷残暴的疑窦诟病。康雍的代际交替，发生了我们常说的“九子夺嫡”事件，雍正在其中有着怎样的表现，又凭什么成为了最终的赢家，雍正继位是否通过正当途径？这些都是颇有争议，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康熙有很多儿子，他遵循传统的方式给皇子们命名，皇子们名字第一个字是相同的，都是“胤”（雍正即位后因避讳改为“允”），第二个字的偏旁部首都是“示”字边，如禔、礽、祉、禛等，希望皇子们能够如同手足般团结友爱。
在康熙第一次废太子之前，诸皇子的关系尚且融洽，且都得到康熙有意的培养和锻炼，不仅有满汉师傅教习经史子集和弓马骑射，而且有机会跟随父皇出巡、征战。后来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们，都是这个成长过程的佼佼者，但是太子只能有一个。这个位置只有十分确定和稳固，才会消除其他优秀竞争者的觊觎之心。
然而，康熙两废太子破坏了这种条件，自然便会引发“九子夺嫡”的出现。废太子的原因是因为立太子过早，急于立储表面上对外巩固了满清的地位，实则在内部产生显著的派系分化，即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明珠为首的“长子党”。因此，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本质上是解决党争的问题，而党争问题的关键在于皇权的削弱，再进一步，其实就是皇帝与太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标志着“九子夺嫡”的局面正式开启，虽然后来试图通过复立太子来平息这种混乱，但是已经无法挽回诸皇子对于储位的主观追求，而且复立太子只是权宜之计，康熙对于太子的信任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重建，而太子自身也变本加厉，不知悔改，于是结果便是太子二度被废。
康熙废太子的举动，最先使得大阿哥胤禔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错认为自己成为了康熙属意的储君人选，并愈发将这种利欲之心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引起康熙的警觉和反感，成为了“九子夺嫡”中继太子之后紧接着倒台、受处罚最重的皇子。
由于废太子之后，空缺的储位无人替补，但是又必须有人替补，因此无论是身在局中的诸皇子，还是选边站队的朝中大臣，都希望能从康熙的一言一行中揣磨圣意，预先做出判断和反应。
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是八阿哥胤祀。废太子之后，胤祀被康熙委以重任，署理内务府事务，胤祀在处理政务方面表现出色，而且善于笼络人心，人称“八贤王”，而这正是康熙最忌讳的事情。实际上，康熙在废太子后对于诸子的任用，只不过希望缓和皇族内部的关系，并未有明显的“示意”倾向，自以为聪明的结果必然只有一个——不被信任。
我们发现，在“九子夺嫡”的早期过程中，胤禛始终没有突出的表现，在对待太子的态度上也没有像其他皇子般的落井下石，相反还因同情为其求情，同时也维护康熙权威，可谓居中持重、识大体、少私心。
实际上，胤禛不仅在暗中观察局势，而且实际参与了储位的争夺，只不过这种参与更加隐蔽，更加讲求策略。经过门人幕僚的建言，胤禛深知“处英明之父子难”和“处众多之手足难”的道理，要从容应对，惟有把握好度。对待父皇，既要不被“弃”，又要不被“疑”；对待兄弟，既能使“有才者不为忌”，又能使“无才者以为靠”。
因此，胤禛看似中庸无为的处事态度，恰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表现，看起来的“不争”，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争”。实际上，胤禛一直隐蔽地联络着朝中官员，培养着自己的人才班底，比如年羹尧等。在被封为雍亲王之后，胤禛加紧了这种联络活动，康熙的第二次废太子，可谓彻底坚定了胤禛参与储位之争的意志。
在复杂而紧张的储位争夺之中，胤禛将自己展现为一位与世无争、清心寡欲的闲人形象，与山僧来往，做诗歌自娱。这种做法不完全是出于欺蔽对手的目的，也有以此调节内心的作用，使处于纷争中的自己，不至于利欲熏心、走火入魔。
康熙两废太子之后，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有确立新的储君，这个问题在康熙逝世的时候必须要解决。根据雍正叙述，康熙临危之际，召见了自己，但没有提继位的事，同时也召见了其他亲王及时任步军统领的隆科多，康熙逝世之后，由隆科多向雍正转述继位事宜。
这件事确实有很多不合常理的疑点，为什么康熙不当面向雍正交待继位的事情，或者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继位人选，而间接通过隆科多之口？这不得不让人猜想隆科多“矫诏”助雍正继位的可能性，进而质疑雍正继位的正当性。
从后来雍正公布的“传位诏书”来看，诏书并非康熙亲笔，而且字迹潦草，是仓促而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诏书不是隆科多向雍正宣布的，而是雍正对外公布的，这并不有助于减轻对于隆科多“矫诏”的怀疑，相反更加怀疑隆科多与雍正或许早有预谋，甚至质疑康熙之死是否是自然死亡。
从隆科多及年羹尧后来大起大落的命运变化来看，两人很大可能由于在当时稳定京城和西北（胤禵驻兵处）局势，以及关键时刻拥立之功，而获得奖励式提拔和重用，同时又因为“知道的太多了”而难免最终的悲剧。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思考隆科多等人在雍正继位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雍正继位合法性的质疑，自雍正继位始，直至今日。出于对于“传位诏书”真实性的质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雍正将“十四子”改成了“于四子”，这种说法并非调侃式的脑洞大开，而是一度为人们所接受。
这种说法的历史基础，源于“九子夺嫡”后期康熙对于十四子胤禵的看重。胤禵在朝中通过大学士李光地为自己博得美名，在外借助西北战事掌握兵权、建立功勋，颇有谋取储位的势头。人们认为雍正篡夺十四阿哥胤禵的皇位，既有当时“九子夺嫡”后期客观局面的观察，也有雍正继位过程诸处存疑的考虑，还有后期雍正铁腕改革引发的逆反心理在起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讨论都是针对“质疑”的方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不排除雍正当继位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那么，雍正究竟有没有把“十四子”改为“于四子”，我们从逻辑常识和历史事实来看。
第一，雍正继位一事在当时便遭受议论和质疑，说明亲历雍正继位过程的当事人，都没有获得足够可靠的证据，来了解康熙的真实传位意图，而仅仅依靠的是关键人物隆科多的一面之词。既然诏书并非康熙亲笔，也并未反映康熙真实意图，因此“篡改诏书”的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传位诏书”是自雍正处公布的，可以认为“传位诏书”出自于雍正之手，雍正没有必要去改，也没有诏书可改，因为完全可以直接制作一份。
第二，究竟是“四”还是“十四”，似乎只有一字之差，实则没有那么简单。古代汉字使用繁体，“于”的写法是“於”，由“十”改“於”并不容易。从用语习惯上看，一般在皇子排行前加“皇”字，称“皇XX子”，如“皇十四子”，后面还要紧跟名字，因此改动“十”字一处语句逻辑不通。总之，想要篡改诏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这种“篡改诏书”的说法，从根本上讲，还是倾向认为雍正是“矫诏”继位，与笔者前文分析不同的是，对“矫诏”方式理解的差异，笔者倾向于认为是“伪造诏书”，是整体造假，而“篡改诏书”的说法认为是取巧修改了一部分。
“九子夺嫡”是康熙晚年颇为劳神的一件大事，起于康熙废太子，终于新帝登基，由皇帝与储君关系问题，衍生出党争问题，进而又因储位空缺而招致诸子争夺，严重影响了皇族的团结和局面的稳定。
雍正在“九子夺嫡”过程中，老成持重，善于把握康熙的心理，能够恰当处理与兄弟的关系，最终在隆科多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皇位，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遗留问题，最终稳定住局面，即位后的雍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康乾盛世做出了很多制度上的贡献。
可以看出，立储一事，不能不立，也不能早立，是历代帝王难以处理的重大事情。亲历了“九子夺嫡”的雍正，创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既由皇帝主导确立继承人，又不过早公开，这便是来自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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