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多罗买，一个生活在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铁匠。
最近几天，他总会不时地觉得下身有些瘙痒。
联想到半个月前的市场交易行为，他不由得担心了起来。
于是，他回到自己房间，仔细检查。
在发现几个白色小点后，他的心沉到了谷底。
怎么办呢？
如果他生在古埃及，会有医师用法术和咒语给他驱赶疾病的“恶魔”。
医师还会用檀香油或是药草、大蒜、牛角粉做成的药膏来帮他缓解尿道感染。
如果他生在古希腊、常常用油冲洗、清洁，他可能根本不会染病。
就算病了，也会有博学多闻的医学家用烧红的铁棒帮他烫烧疱疹消毒。
物理消毒，确实高效。
你别管东西还在不在，反正毒是不在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但可惜他不是，他生活在文艺复兴前夜的中世纪。
那他能怎么对付这些小疮呢？
巴多罗买仔细想了想：
用水蛭附在下身的水蛭疗法？
可怕；
把器械塞进尿道的尿道冲洗法？
更可怕；
最终，他选择了一种简单古老经济实惠的疗法，书打生殖器法。
你没看错，就是字面意思。
让家人用一本书狠狠地拍打患处，将脓打出来。
然后，巴多罗买的老妈拿着书本不顾他的哀嚎，一下一下的用力拍打起来。
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
在天上飘。
2
从古至今，性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不起眼，不想要，又甩不掉的一环。
疱疹、淋病、梅毒，从古代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甚至有理论认为，人类普遍的一夫一妻制，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出于预防性病。
尽管性病和人类长期相爱相杀。
但真正大规模流传的性病，成为人类集体认知中恐惧象征的性病。
还要从梅毒说起。
在梅毒之前，那些零星的性病，在传播范围和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上，都未曾如此强大过。
而梅毒能够有如此威力，得益于人类主动为其创造的条件——殖民 战争。
3
1492年10月11日，一艘帆船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上，船长忧心忡忡，不断望向远方。
一个多月不见陆地，让他越发焦虑。
出发前，他幸运的拿到了西班牙君主投的天使轮，但也不幸的背上了对赌协议。
拿钱的条件，一是突破陆地封锁，通过海上航线，争夺对东方世界的殖民权；
二是代表皇室联络统治东方的蒙古大汗，东西夹击穆斯林。
尽管，此时距离元朝覆灭已过去了一百多年。
但我们都知道，没说就是零卡。
只要我不知道你没了，你就还活着。
当时船上甚至还带着西班牙君主致大汗的国书。
然而，时限将至，东方大陆却迟迟不见踪影。
天使轮，完不成可能真的要见天使。
在船长发愁之际，海面上飘来一秆绿色的芦苇，在一片汪洋中尤为扎眼。
绿色，生命的保护色。
而后，他又发现了藤茎、小树、木棍、木板。
陆地，就在前方。
晚上10点，前方发现亮光；
半夜2点，船员看见陆地。
船长按耐住心中的狂喜，冷静地下令收帆下锚停船，等待天明，以保安全。
1492年10月12日，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天。
西班牙将其定位国庆节，美洲十多个国家把这一天或前后日期定为美洲发现日。
为纪念该船长，这一天又被以其名字命名为——哥伦布日。
一般在小学课本中，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对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这只是开端。
1493年，哥伦布舰队回到西班牙。
然后，征兆初显。
1494年，哥伦布和船员集体发烧，他们称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为“天谴”。
1495年，欧洲那不勒斯爆发罕见瘟疫。
1498年8月31日，哥伦布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
结果发现，留驻在此地的西班牙人，已经有四分之一得了所谓的“高卢病”。
回程时，哥伦布严重发烧，关节肿胀，一度语无伦次，重病身倒，被关在禁闭室防止传染。
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航行新大陆。
由于严重的“关节炎和痛风”，他的职责只能由同伴代为履行。
航行途中，这位传奇船长，一度重病导致出现幻觉，看见上帝。
这不知道该说是偶然，还是命运使然。
1504年，哥伦布回到西班牙，被人抬下船。
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去世。
临死前的哥伦布，穷困潦倒，精神错乱，死前喊着：
“上帝！我将灵魂交到您手中。”
他交肯定是交出去了。
但上帝收没收到就不知道了。
多年以来，许多人以为，哥伦布患的是斑疹伤寒和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
直到20世纪，才有人提出理论，认为哥伦布可能死于梅毒。
发烧，眼睛炎症，类似风湿病和痛风的状况，是梅毒二期的表现；
四肢瘫痪，精神错乱，是梅毒末期的典型症状。
全身水肿，则像是心脏瓣膜因梅毒受损而引起。
一切，都串起来了。
现代理论普遍认为，梅毒最初出现于美洲。
将梅毒从美洲带到欧洲的，或许（注意，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就是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
而前面所说到的“那不勒斯的瘟疫”、“高卢病”，指的也正是“梅毒”。
4
梅毒的流行，起于殖民，盛于战争。
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带领着庞大的雇佣军队，亲征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不勒斯。
当年的法国人，还是高卢雄鸡，远不是乳法段子里的样子。
法军所向披靡，那不勒斯迅速兵败。
很快，闲下来的法国军人们开始在当地整日厮混，寻欢作乐。
放纵，总有代价。
没过多久，法国士兵便一个接一个的病倒。
他们全身长满脓包，溃烂发炎，甚至接连死去。
瘟疫的降临外加敌军的反抗，让法军不得不败逃。
甚至传说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英年早逝也跟梅毒有关。
瘟疫来了，战争没了。
天启四骑士，亦有不同。
战争明显没有瘟疫能打。
法国人虽然丢掉了到手的土地，却始终没有丢掉身体里的梅毒。
战争结束后，庞大的雇佣兵队伍没了去处。
这群来自欧洲各地的欧罗巴日结老哥们领完工资回老家继续种地打铁。
梅毒也跟着他们开始在欧洲遍地开花。
1495年，法国、德国；
1496年，荷兰；
1497年，英格兰、苏格兰；
1499年，波兰、匈牙利；
1500年，俄国和北欧。
欧洲在几百年前就实现了统一。
病毒统一。
1496年,艺术家丢勒的的一副版画中，可清晰的看到一位雇佣兵手臂上的脓包。
而后，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水手们又进一步将梅毒带到了东方。
1498年，梅毒被带到印度。
十六世纪初，梅毒进入中国和日本。
但此时，梅毒主要还是在欧洲传播。
梅毒爆发后，欧洲各国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应对，而是甩锅。
各国纷纷打起地图炮。
意大利、波兰、德国将梅毒称为“法国病”、“高卢病”；
法国人则称其为“意大利病”；
荷兰人说是“西班牙病”、俄国人觉得“波兰病”更恰当；
穆斯林则表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给了一个“基督徒病”的称呼。
由此可见，地域黑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那时候，谁都不想跟这种臭名昭著的疾病沾边。
英国一位专门研究性病的学者认为，梅毒的流行是人类的堕落，滥交造成的。
他将梅毒患者称为“卑鄙的动物”，“淫荡的邪恶野兽”。
甚至主张立法，将梅毒患者定罪。
好医生，真刺激，死神身上都得纹个你来辟邪。
天然带有羞辱意味的梅毒，被这么一搞，变得更加耻辱。
强烈的羞辱性，导致患者倾向于隐瞒疾病，梅毒更容易暗中持续传播。
但反过来，梅毒的流传，也成为了欧洲部分产业的发展动力。
比如，宗教。
梅毒的爆发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节点上，而且从意大利流行开来。
这导致许多人认为天主教腐败堕落，进而使她们更加容易接受新教。
性病的流传，意料之外成了宗教改革的助力。
除此之外，整容美容产业也因此受益匪浅。
梅毒，是一种毁容病。
常导致患者骨质糜烂，面部，特别是鼻子部位缺失。
为了遮盖梅毒的痕迹，隆鼻手术在这一时期迎来发展。
当然，由于没有麻醉技术，痛苦程度可想而知。
要美，还是要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同时，梅毒会引发皮肤溃烂、脱发掉发。
于是，用以遮羞的假发也因此流行开来。
欧洲流行戴假发的传统，不止是因为带货王路易十四，也是因为真的有许多人有这个需求。
同时，也正是从梅毒开始，“性病”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医学体系中独立出来。
5
没人想治吗？
当然有。
但你很难把他们的行为称为“治疗”。
在现代医学以及抗生素药品加持下的我们无法想象当年治疗梅毒的过程有多么惨烈。
为了治疗这种凶险的疾病，当年那些热衷于放血灌肠的欧洲大夫们各出奇招。
说到骚，老西医那才是真的骚。
从传统的割手放血、水蛭吸血，到各种矿物和动植物制成的灵丹妙药。
许多病人刚被梅毒折腾得半死，又要被医生继续折腾。
坏消息，人没了。
好消息，因为人没了，所以不用担心病了。
科技的发展从来都是伴随着牺牲。
即便很多牺牲看似儿戏。
为了治疗梅毒，欧洲老哥们甚至找到了美洲独有的一种乔木——愈疮木。
根据有毒物就有解药的玄学说法，来自美洲的愈疮木，应该是梅毒的克星。
为此人们开始服用愈疮木煮的水。
而愈疮木药水服下后，确实让人大量出汗，根据体液学说，这是排毒的表现。
于是，大众开始抢购愈疮木。
但实际上，愈疮木并不能对梅毒起到什么治疗作用。
抢购的结果，除了梅毒依旧以外，就只是肥了商人的钱包。
人命，从来都是最好的生意。
但在一众智商税产品的衬托下，神奇的水银逐渐脱颖而出，登上神坛。
为什么？
因为它有效。
别笑，真的。
梅毒由苍白螺旋体引起，而水银具有一定的消毒杀菌功效。
于是，水银药品华丽登场。
在众多商家的努力家，水银被加工成各种不同形态的药用品。
内服的水银药丸，涂抹的水银药膏，陆续现身。
然后，卷王登场——水银大保健。
所谓水银大保健，是让病患全身脱光衣服呆在一个木桶里。
木桶底部是大量水银，一加热，水银变成汞蒸汽，熏陶着患者满是病毒的身体，顺便被他们吸入体内。
当患者开始面无表情的流口水时，医生会欣喜的宣布，见效了。
毒素通过口水排出体外了。
然后加大剂量继续熏。
唯一的问题是，水银这种重金属对人体是有毒的。
流口水是汞中毒的表现。
无效，你病死。
有效，你毒死。
反正都是死，不如给商业社会创造点价值再死。
这才是真正的剩余价值。
6
梅毒在欧洲持续肆虐期间，无数人成为牺牲者。
虽然有的是病毒牺牲者，有的是中毒的牺牲者。
但在长达数百年的传播后，梅毒经过数次突变，毒性逐渐降低。
到16世纪中期，梅毒的症状已经和现代梅毒相差无几，不再令人沾之即死。
到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发展出了将水银精细加工成蓝色小药丸的技术。
能够精准控制剂量，杀菌而不至死。
有毒，但不多；
有用，但也有限。
虽然用处有限，且对身体依然有害，但起码患者能活下来了。
梅毒的致命程度降低，使其传播进一步加剧。
由于梅毒与性的高度关联，当时甚至有许多风流人士以身染梅毒为荣。
但梅毒危害依旧巨大。
梅毒依然会入侵大脑，影响思考。
由于大脑受创，梅毒感染者的情绪往往非常极端，痛苦和兴奋相互参杂，有时沮丧抑郁，有时狂妄自大，到了末期甚至变得癫狂。
梵高，尼采、贝多芬、舒曼、舒伯特、丟勒、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林肯等，一众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名人，都曾被怀疑是梅毒患者。
梵高的精神失常，贝多芬的恶疾，尼采的极端自大，都被一些人认为是（注意，这个是部分文献的观点）梅毒的产物。
灵感，有时候来源于超常，有时候来源于不正常。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奥地利落榜艺术生——希特勒。
有人从希特勒私人医生的记录中，推测希特勒为重度梅毒患者，怀疑他是在维也纳时期被犹太妓女染上性病，甚至接受了伤害极大的水银疗法。
其癫狂嗜血，或许便是由此所致。
另一个佐证是，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一书中，用足足13页的篇幅痛陈梅毒和犹太民族的关联，并以此攻击犹太人。
称：
“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作为惩罚。”
这种历史传说，现在早已无法辨认真假。
但可以确认的是。
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像梅毒这样深远的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历史。
7
关于梅毒的治疗一直是医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
但尽管如此，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梅毒依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有一部分伤害，甚至就是“治疗”本身造成的。
在水银疗法之外，水蛭治疗、放血法、灌肠法，各种疯狂的动物实验，甚至中世纪时期的处女治疗法，依然存在。
这些疯狂且无脑的“治疗”，持续长达百年。
直至19世纪，市面上依旧流传有含有水银成分的巧克力。
20世纪初，德国药理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才发明了一种毒性较小可用作抗菌剂的606号（经历了606次实验）砷化合物砷凡纳明。
砷凡纳明是现代历史上第一种化疗药物，也确实起到了对抗梅毒的作用，并长期作为治疗梅毒的重要药物而存在。
但砷（砒霜）本身是剧毒物，毒性低，不等于没有。
随着剂量的增加，砷凡纳明的副作用也会随之加重，进而导致肾功能衰竭、视神经炎、抽搐、发热、皮疹等。
还是治病中毒二选一。
且砷凡纳明对梅毒晚期并发症，尤其是神经梅毒无效。
直到1928年，青霉素问世，砷凡纳明才迎来一个安全有效的替代品。
国际上也终于禁止了砷凡纳明的使用。
人类不再需要以损害健康为代价去对抗梅毒。
但梅毒的肆虐就此停止了吗？
没有。
因为你撑死了防住病。
但防不住人缺德。
8
1944年6月12日，日本著名人体病毒学学者金马博士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登上潜艇，开赴马里亚纳群岛的主岛，关岛。
在关岛日本守军的配合下，金马博士开始在整个群岛实施一个特殊的作战计划——金马计划。
他们将岛上的土著妇女抓来，给她们注射各种针剂。
而针剂里面的内容，是梅毒、淋病，还有一种俗称“雅司病”的热带性病病毒的病原体。
人体实验？
不，实验早做完了，这是实验的应用——性病武器。
更缺德。
太平延战争期间，日美鏖战。
太平洋岛屿土著居民性格粗犷奔放，由于地处热带，女性多袒胸露腹，男女关系非常随意。
而当时在太平洋战场的美国士兵生活也很“自由”。
因此，超友谊关系随处可见。
日方金马博士见此，便建议日军在撤出岛屿前，让岛上的土著女性染上性病。
以期美军入驻后，也因此染上性病，进而削弱战力。
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建议过于下作，日军迟迟没有采纳。
有尊严？
不，输得不够惨。
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向日军发动攻势，日军溃败。
日军顾不得面子，采用了金马计划。
虽然有点用，但确实没了马。
这个历史上最缺德的武器，仅仅只是出来给日军的名声再踩上一脚，而后没溅出一点水花就消失了。
但缺德的不止日军，对面的美国也不是啥好东西。
9
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在上级的命令下，前往当地一家由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道。
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嘱咐他周末后再来打一针。
作为补偿，拉莫斯领到了上级给的几枚硬币。
同样的事情在拉莫斯军旅生涯的头几个月里，发生过数次。
治病？
下毒。
两年后，拉莫斯退伍回到老家，危地马拉城东北一处陡峭山坡上的一个偏远村庄。
退伍之后，拉莫斯长期经受病痛折磨。
但因为没钱没资源，他只能呆在老家，尝试自己治疗。
直到拉莫斯年届40，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在医生的诊断下，确诊了淋病和梅毒。
但他却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此时，他的妻子儿女都已被感染。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一辈子遭受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发炎；
他的女儿更是一出生就有头部溃疡，一直脱发。
拉莫斯回想起来，一切的源头都指向了当年那个美国医生。
这并非臆想，而是事实。
1946年到1948年，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个名为“科特勒实验”的性病实验。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研究人员，对当地5000多名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性工作者进行了非人道的人体实验。
这些实验直到2010年才被披露。
在受害者的起诉下，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道歉，并委派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对当年的事件展开调查。
日式鞠躬，美式道歉。
传统艺能了。
根据调查结果，以科特勒为首的研究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触了淋病、梅毒或软疳。
至今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愈。
该事件被披露后，美国卫生官员纷纷对此表示谴责。
但有趣的是，该实验正是在当年的美国卫生官员，甚至是卫生局长托马斯·帕伦的支持下得以进行。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科特勒性病实验的发起目的，其实是为了研究治疗方法。
上世纪四十年代，性病是一个让美国人头疼的问题。
战争一直是性病的最佳搭档。
美国军队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数将接近35万。
1945年6月，在德国投降仅一个月后，欧洲就多出了25000余名患病的美国大兵。
1946年，驻日霉菌中身患性病者，接近25%，导致麦克阿瑟不得不叫停日本专为美军设立的妓院服务。
各种性病在美军军营中爆发。
美国卫生部门花了很大力气用来研究和宣传防治性病。
但成效不甚明显。
于是，卫生部门想到通过人体实验来了解性病，找到治愈方法。
这些人中就有后来的美国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
但更让令人叫绝的是，当时美国人并没有想好在哪做实验。
反而是在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负责人胡安·富内斯的主动要求下，才决定在危地马拉展开。
一时间，竟不知道谁更不当人。
10
如果说美国不把外国人当人的话，那是不完整的。
因为本国人他们也不当人。
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部与塔斯基吉大学进行合作，在阿拉巴马州展开一项梅毒实验，以研究患者的种族对梅毒表现的影响。
这项实验对外以免费治疗梅毒的口径进行宣传。
通过免费体检、免费治疗的口号，吸引了当地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201名没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前来参与。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对患者进行任何有效治疗。
所谓“治疗”，也不过是给了些维生素、阿司匹林之类的“安慰剂”。
他们甚至通过免费安葬的方式，说服了许多在实验过程中去世的患者的家属同意进行尸检解剖。
不止利用生命，还要利用尸体。
剩余价值，还看美式正宗。
一名公共卫生部的官员曾表示：
“只有这些患者死了，我们才对他们有更多兴趣。”
残忍，但真实。
这项长达40年的非人道实验，直到1972年被媒体曝光才终止。
而此时，一无所知的“志愿者”们中已经有28人死于梅毒，约100人死于梅毒并发症，40人的妻子被感染，19名子女在出生时染上梅毒。
悲剧，不断重演。
事件曝光后，按惯例，起诉、调查、赔偿。
但一切，不过是粉饰太平的一部分。
时任医务总监托马斯·帕伦（支持科特勒实验的卫生局局长）甚至称：
该实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良机”。
正式的道歉，直到事件曝光25年后的1997年才出台。
但此时，400余名受害者中，只剩一人尚在人世。
谁还能看得到呢？
如今，梅毒依然难以治愈，每年仍会有约1200万人感染梅毒。
尽管青霉素的存在，让梅毒不再致命。
但青霉素也无法完全清除梅毒，梅毒螺旋菌依然会在人体内伺机待发。
所以，即便青霉素问世多年，依然有无数人死于梅毒。
很难说他们死于疾病，还是死于人心。
11
梅毒之后，性病告一段落？
永远不要小看人类作死的天性。
1967年夏天，十万年轻的美国人留着长发、胡子，穿上印第安纳风或波西米亚风的衣服，通过开车、搭车的方式，离开父母、家乡和学校，一路跋山涉水，汇聚在旧金山。
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
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齐聚旧金山街头，身披奇装，头戴鲜花，手套串珠。
他们时而随迷幻摇滚舞动身体，时而躺在草地山抽烟喝酒。
人们将其称之为“嬉皮士”。
嬉皮士们呼吁爱与和平，将世俗抛之脑后。
希望通过这个夏天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反传统、反战争、支持平权，争取和平的理念。
这个被称为“爱之夏” (Summer of Love) 的夏天，是现代文化史上一个无法被遗忘的时刻。
这个为“让世界更好”而形成的活动，很快就被滥交、大麻、迷幻药拖入了阴沟里。
在这个和平且放荡的年代，大麻和迷幻药成为了嬉皮士们的标志。
避孕药的适时出现，则为追求享乐提供了基础。
他们一边寻找爱与和平的理想，一边投入到嗑药和性爱的享乐中。
毒品在这里泛滥，病原体在这里传播。
长大成人后的嬉皮士们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隐瞒性史，走入婚姻。
但那个夏天的遗产却流传至今。
性病的传播，基于人口流动和性行为频率。
现代社会越来越便利的交通，总体和平的环境让人口流动开始变得频繁。
而嬉皮士运动导致“性解放”概念深入人心，为性病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性病由此开始频繁传播。
真正的恶魔，即将出现。
12
1981年，美国疾控中心报导了5个罕见的肺部感染病例。
5名患者均为洛杉矶健康且无严重既往病史的年轻同性恋男子，其中2人在不久后死亡。
报导刚出街，医生们就傻眼了。
各种相似病例接连涌入，而且情况高度雷同。
都是年轻男子，都是同性恋，都是各种炎症、感染。
其中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还出现了几十例发展迅速异常迅猛的侵袭性癌症（卡波西肉瘤）。
医生们大惊失色，怎么，癌症搞恐同？
随后，疾控中心成立了一个小组进行调查。
医生们发现，虽然每个患者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症状，有真菌感染，有罕见肺炎，也有侵袭性肿瘤，但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患者均为男性同性恋人群；
二是他们都面临严重的免疫系统崩溃。
到1981年底，上报的270例男性同性恋者严重免疫缺陷病例，已经有121人死亡。
多年后，这种会让免疫系统崩溃的疾病，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 Deficiency Syndrome）。
简称艾滋病（AIDS）。
但此时，人们依然对免疫系统垮塌的根源一无所知。
直到1983年，法国和美国的学者分别分离出艾滋病的病原体（HIV），世界才对这一病症有了初步的认知。
随着病原体的发现，“零号病人”和“病毒起源”也被起底。
一位加拿大籍男空乘被认为是第一个把艾滋病带出非洲的“零号病人”。
而非洲猎人猎杀黑猩猩食用，导致黑猩猩体内的猴免疫缺陷病毒(SIV)在人体内突变为HIV的说法，也被普遍接受。
持续性的病毒溯源和新发现不断的将“零号病人”和“病毒起源”推向更久远的过去。
到现在，人们认为早在美国80年代爆发之前，艾滋病就已经在非洲暗中涌动。
但病毒的发现，起源的追溯，无法阻止艾滋病在人类社会中肆虐。
此时，人们基本确定艾滋病经由性行为、血液传播。
但现代社会总体和平的环境，高频率的人口流动，以及越发开放的社会观念，注定了这种病毒的传播无法被断绝。
控毕竟，谁也制不了人的欲望。
到1985年，全球每个区域都报告了至少一例艾滋病毒病例，HIV开启了全球性蔓延。
到1990年底，全球正式报告的艾滋病病例超过30万7千例，实际数字估计接近100万例。
但更多人则认为，全球艾滋病毒携带者数量应该已经接近一千万。
艾滋病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传播，也在于致命。
至1986年底，被确诊罹患艾滋病的近3万名美国患者中，有2万5千人已经死亡。
致死率高得惊人。
根据研究艾滋病的权威期刊《AIDS》在2002年的报导：
未经抗反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情况下，一位感染者从正式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算起，存活时间的中位数仅为9.2个月。
与不洁性爱的高度关联，极高的致死率，让艾滋病群体在被污名化的同时，也成为了恐惧的象征。
1991年，“红丝带”项目发起。
发起者希望借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其照顾者争取更多同情。
90年代中期，何大一提出了俗称“鸡尾酒疗法”的“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让这种触之即死的绝症，变成了一种可以控制治疗的慢性疾病。
然而，大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并没有因此消散，反而进一步扩大。
恐惧的扩大，来自艾滋病传播中与性最无关的一环——血液传播。
艾滋病，也是一种穷病。
自20世纪50年代起，廉价的一次性塑料注射器已经大范围应用。
但在经济落后的非洲，从来没有“一次性”的说法。
没烂，就是能用。
在非洲，一支注射器可能会被重复使用上千次。
“针具污染”成为艾滋病病毒在非洲开疆扩土的重要助力。
然而重复使用针具的，不仅有非洲的穷人，还有世界各地的吸毒者以及无良商人。
重复使用针具进行注射吸毒的行为在吸毒人群中十分常见。
毕竟，只要自己死得足够快，病毒就追不上我。
因此，瘾君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到现在都是艾滋病的高危群体。
而各种基于利益的医疗事故，更是让艾滋病成为一种“天灾”般的存在。
80年代，德国拜耳公司销售的用于治疗血友病的“八因子”凝血剂，因原料血浆遭受污染，导致数千血友病患者染上艾滋，成为制药史上最惨烈事故之一。
现如今，艾滋病依然是不治之症，是世界五大“杀手”之一，每年成千上万人因此死去，无数人被打入深渊。
作为“性病”的代表，被人们不断的用来渲染不洁性行为的恐怖。
人命，是生意。
艾滋病，是穷病。
在死亡面前，人类也并不平等。
13
性病，是欲望病。
从疱疹、淋病、梅毒，艾滋。
这些病的出现，有些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其得以被甄别。
但更多，则是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疾病。
文明的进步，本应让疾病越来越容易被控制。
但结果却反了过来。
便利的交通，开放的观念，追求快感的个人，追逐利益的资本，让性病越发普遍。
但反过来想。
欲望，又何尝不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靠着欲望在征服自然。
同时，人类也在被自己所征服。
全文参考资料来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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