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无形经济崛起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深入探究英国经济学者乔纳森·哈斯克尔等所著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崛起》，提出了“有形经济”和“无形经济”两个重要范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它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内涵，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资本论与当代经济区别?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资本论与当代经济区别
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无形经济崛起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深入探究。英国经济学者乔纳森·哈斯克尔等所著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崛起》，提出了“有形经济”和“无形经济”两个重要范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它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内涵，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何谓“有形经济”和“无形经济”
何谓有形经济？用经济学话语来说，资产是指可以触摸的实物，而投资是指建造或购买实物资产。这样的物品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积极打造的原子式资本经济时代的总特征。实体性、物质性、物品性是该时代交换经济的哲学内涵。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追求可触摸实物多寡的中心议题而竞争。因此，所有的资产、资本、财富等隐喻着一种权力，即对一定数量可触摸到的实物的占有或支配。
何谓无形经济？它是经济活动中的“暗物质”，不是实物，而是由意念、知识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经济要素。实物资产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使用。相比之下，无形资产通常可以同时在多个地方反复使用。虚拟性、意象性、倍增效应是这种比特式的资本经济时代的哲学内涵。应当说，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数字要素对生产力的浸入，经济活动的要素变得主要依赖非物质事物，如数据、符号、图像、知识产权、创意、软件等。与有形经济不同，那些你摸不着的无形经济，不论是从竞争及风险，还是资产的评估，都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有了全新认识。原子式的传统生产型社会，正在向比特式的消费型社会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过程，工业史、货币史、交换史、交往史的分析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是从观念论出发，还是从实践论出发，这是马克思当年最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无形经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无形经济崛起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新变化
首先，有形经济范畴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一种历史哲学的考量。有形经济代表着一种经济学认知的传统。其次，是否可以如此大胆求证，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理论应属于有形经济的思考？如果成立，无形经济范畴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哲学世界观的到来？人类经济生活的哲学范式，已经进入“完全抽象的意象经济学”时代？在高科技的作用下，无形经济变得高度抽象、高度理性、高度智能。从摸得着的传统物品经济流转，到摸不着的智能化数字运动，可以断言，这是后现代主义经济学的一种特有征兆。它的出现，也深层次地反映了人类自由自觉创造历史、追求历史进步的秉性。
我们依据这两个范畴作出一个重要判断：西方资本主义400多年发展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以有形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包括17世纪早期资本主义、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20世纪垄断的资本主义。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尤其是1971年美元金本位制度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资本的虚拟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资本的虚拟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以无形经济为主的金融化资本主义诞生。21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最典型特征表现为金融化资本主义、科技资本主义、数字化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指认一个总特征：无形经济崛起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笔者以为，这是我们当前认知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提示。
实际上，无形经济的最初表达，与19世纪德国青年经济学家李斯特最早提出精神生产力的范畴相关。当时李斯特也有对精神资本的思考。直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用三次浪潮的理论来表达信息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他指出：“一旦我们认识到第二部类可计算的生产（和生产力），和第一部类无法计算的生产（和生产力）这个无形经济之间的强大紧密关系时，我们就被迫重新对这些关系作出解释。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服务行业的兴起，使传统的衡量生产力的方法已经过时。富克斯说：‘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诚实和动机，影响着服务行业的生产力。’”托夫勒已预感到第三次浪潮的经济学应当关注人的个性结构的性质本身、计算机模式和矩阵等非实物要素的影响。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也谈论了无形经济的问题。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出现了五种变化：（1）经济方面：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对科技的控制以及技术评估；（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非物质事物具有愈来愈重要的经济意义。社会学家热衷于谈论“网络社会”和“后福特主义”经济，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如何将研发和因此产生的构想纳入他们的经济成长模型中，剑桥大学学者科伊尔以《无重量世界》为书名非常简洁地概括了这种经济体。有作家就暗示，人类将很快进入“靠无形事物过活”的时代。2002年，在世界经济学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不少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话题是，如何确切测量各种所谓新经济投资要素等无形经济问题。后来重大的国际财务事件发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微软，其资产的认定使众人惊讶：2006年，微软的股票市值约为2500亿美元。但若看看微软资产的负债表，该公司资产账面价值约为700亿美元，其中600亿美元是现金和各种金融工具。厂房和设备等传统资产的价值为30亿美元，仅仅占微软总资产的4%和公司市值的1%，显得微不足道。以传统的资产会计法衡量，微软是一个现代奇迹，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无形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原理，主要呈现出如下变化。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总量有了巨大提升。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的累加。除了机器、厂房、设备、土地、矿山、公路、机场等有形资产外，还包括芯片、软件、金融工具及衍生产品、人力资本、知识产权、数字标识、商品和公司品牌等无形资产。财富空间放大，财富存在的形式多元复杂。人们发现，随着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社会实物财富的贡献率愈来愈小，占比社会财富的总量也愈来愈小，而无形经济带来的虚拟财富占比愈来愈高，无形经济一方面有着财富发展的倍增效应，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财富过山车”的风险效应，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始终处在重大波动和风险危机中。
第二，资本的剥削形式和剥削程度，变得更加难以量化、难以精准把握。无形经济带来了传统有形实物资本向无形虚拟资本的过渡和运动：一是股权制带来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定位复杂多变，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变成股权分享的关系，由一对一的主客体关系，变成多对多主体间性的关系。委托代理、项目合作、平台挂靠等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劳动人事制度。合同诚信变成一切关系的前提。剩余价值、剩余时间、剩余劳动因工作时空的弹性变化，变得难以衡量、难以确认。二是无形经济产业的劳动主体是白领阶层，他们受无形资本的剥削程度最直接、最隐蔽、最深重，因而异化最明显。英国学者福克斯曾依据一系列的全球大型上市公司案例研究，撰写了著作《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书中揭示了数字媒体的劳动力成本，考察了资本主义信息通讯技术（ICT）公司剥削人类劳动的方式，以及这种剥削对工人的生活、身心健康的影响。这部著作被大家称为21世纪媒体版的《资本论》。
不可否认，无形经济的崛起，并没有证伪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哲学经典判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实存着致命矛盾，那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个人资本动力学机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
无形经济崛起对经济哲学研究的启示
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根本武器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的在场和出场。应当看到，无形经济的崛起，人类越来越通过范畴、符码、数字、图像等理性工具的运用，达到自身存在的高度自觉与自信。但是，这又引来了另一个严重的人的异化问题：“形式化人类”和“人类的形式化”。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对质料因的主动性、能动性、统摄性，使人类越来越远离“原始丛林的本能行为”，而与各种形式化的工具理性越来越近，这是人类自身进化的一大进步。但是，对符号、符码、数字、芯片越来越严重的依赖，较大地限制了现代人的自由、自主，为生命价值的实现带来了极大障碍。人对人的伤害更加精准，人对第一自然的摧残更加不可逆。“人类的形式化”表现在：在现代性的规制下，数字资本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宰制更加快捷、更加精准、更加隐蔽、更加肆无忌惮。灵性的人类被锻造成追逐数字资本利益的“钢铁侠”，如比特币疯狂炒作掀起的金融狂飙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顶层设计，为人类走出极端形式化迷宫提供了新的方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发展务必以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为宗旨，既追求经济效益，也注重社会效益，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这与以资本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区别。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人性论哲学反思底蕴，如关爱生命意识、超越物我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同体意识等。它能够为“人类的形式化”生存遭遇提供开解之道。
（作者：张雄，系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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