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已经来临，中国如何取胜
（三）
刀光剑影下的金三角：泰国和缅甸
/ 作 者 ：华 龙 /
（1） 泰国的温床：西方强权会聚的角逐场
位于“金三角”的泰国，长期以来两大因素对整个社会运行及其国民的心态施加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力：一个是佛教，另一个是王室。长期以来，西方通过渗透佛教组织、幕后操纵王室、战后控制泰国社会的黑白两道等途径，在幕后无形操纵着泰国，并通过泰国向其它亚洲国家渗透。
在东南亚诸国，泰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国家。欧洲殖民扩张时，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多沦落为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强权的殖民地，而泰王室则左右逢源，巧妙地利用欧洲强权之间微妙而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泰国至少在表面上仍保持一份独立王国的样子。几世纪以来，泰国通过在各主要强权国家之间的精明周旋，成为幕后一个低调而又娴熟的权力“交易员”。与此同时，这片土地也成为多批秘密作战大军会聚与无形厮杀的温床。
二战后，在美国领衔的“自由世界”全方位绞杀对手的新时代，泰国的传统“左右逢源术” 不灵了。无形的殖民需要无形的控制手段，新时代的超级帝国控制世界的权术也技高一等：“分而治之”，并利用军队作代理、扶持国王及精英权贵群体，通过与这些群体构成“内外利益共同体”来悄无声息地掌控泰国——美国的这门“国技”在二战后更加炉火纯青。
如此，不仅泰王室的接班交替成为被操纵的一个聚焦点，泰国社会也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民事政变、恐怖事件、政治动荡。在外来隐匿的魔影笼罩下，一个温和、宽容的民族，一个和平的宗教面临被从内部撕裂、摧毁的无形威胁。在强权们不惜一切对其他民族实施全面掌控的病态追求中，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土也变成刀光剑影的沙场、污浊昏暗的游戏场。
泰王阿南达·马西敦之死是泰王室被幕后操纵的一个典型。
1946年6月9日，国王阿南达在自己宫殿内的卧室里被射杀身亡。官方说法是他自己不小心“自伤”而死。但死亡现场有许多诡异点让这个故事无法自圆其说，此后的调查也证明他的枪并未被使用。但这些结果被泰国历届政府压制，对国王死亡真相的追究也成为一个禁区。
实际上，与全球诸多遭受同样厄运的国家领导人相似，阿南达国王也有个不可饶恕的 “原罪”：二战后，他一直在寻求华人与泰人的和睦相处之路。
二战中，在日本横扫亚洲大陆时，泰国陆军司令及总理披汶·颂堪成为一个亲日的独裁者，并在泰国民族主义大旗下，大力推动反华、排华政策。二战后，披汶又成为英美的热心追随者。当时的泰国总理比里·帕侬荣是个左翼同情者。而在泰王室内，与阿南达国王相比，弟弟普密蓬·阿杜德更易受西方摆布。阿南达国王之死不仅确保了他的弟弟继位成为泰国的新君主，而且也让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通过把这个新君主扶植成泰国社会的“神圣支柱”，进一步强化对泰国军方、警方的掌控，同时打击比里·帕侬荣左翼政府的公信力，进而控制整个泰国。
从此，泰国进入了恶性循环：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政府、或军方在国王的支持与默许下，与平民选举的政府对峙。这一切都让泰国一次又一次陷入社会动荡，在每一次动荡中，最大受益者都是西方主人及其在泰国培植的精英利益团体与个人，而最大受害者都是社会底层民众和那些试图建立公正社会的人们。
1947年，在美国的指导与支持下，泰军的屏·春哈旺将军（差猜·春哈旺之父）发动了军事政变。1951年，帕敖·斯雅侬被任命为泰国警察总长。他执掌下的泰国警方发动了一系列暗杀政敌等恐怖行动，开始着手把泰国从一个温和、安宁的佛教国家转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把泰国的政治异见者、学者等都毫不留情地关入监狱、甚至无情杀害。在幕后主人的指点与引导下，帕敖控制了泰国的鸦片毒品贸易，夺取了对泰国黄金市场的控制权，并在泰国数十家大公司董事会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还运营妓院、赌场，向泰国的主要企业等组织收取保护费。实际上，这一切并不是泰国的独特现象，大师们每到一处，对当地精英进行黑白两道的操纵控制是惯常现象。
同样在五十年代，活跃在中缅边界的前国民党残军也被美国雇佣。1950年，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来到缅北，纠集残部，收编各路武装。美国又以典型的“以华治华”手段，让这支军队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步步推进的渗透、寻机制造各种危机与冲突。作为奖赏，李弥的这部分特殊军队也被协助，在缅泰国边境大做暴利的鸦片贸易。
在这些背景下，再回头看2011年10月在泰国境内的湄公河“金三角”水域发生的13名中国船员遇袭一案，就不奇怪了。
“湄公河惨案”是美国及其盟友们在金三角地区长期精心设计的对华秘密战一部分，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制造纠纷和地区动荡，分裂亚洲凝聚力。这个案件成为对华秘密战的一个典型范本。
这件惨案有许多地方相当蹊跷，扑朔迷离，但静心审视每一个细节，就不难看清，这出大戏的总导演不仅要离间泰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也要嫁祸给与中国有着一衣带水血脉关联的缅甸少数民族佤邦人，为最终堂皇进入该地区找到完美的借口，并为进一步染指湄公河埋下伏笔。
湄公河发源于中国，在中国境内被称为澜沧江。该河流经六个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该地区不仅是中国联结东南亚经济的重要纽带之一，也与中国西南地区的繁荣密切相关。从正在建设及规划中的贯通中国与东南亚的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就不难看出这个地区作为欧亚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重要 “气眼”，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若这个地区发生动荡，不仅可能严重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也为中国西南腹地的国防安全留下诸多难以估量的隐患。
自2002年起，为了控制湄公河、遏制中国，美国就多次要求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共同成立“湄公河安全组织”，但一直未得到这些国家的积极响应与同意。就在“湄公河惨案”发生前不久，由菲律宾主持的东盟南海会议也未能达到美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湄公河惨案”有个“一箭多雕”的预期效果：不仅对那些“不识相”的东南亚国家进行栽赃陷害，挑起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可日后借机“缉毒合作”，将势力延伸到湄公河域。
早在湄公河惨案发生前的长时期，金三角地区的数个“少数民族”游击军就已在美国的直接资助、培训下崛起并壮大。与此同时，随着亚洲大战略“调整”，美国情报网络和军方分别控制的金三角及全球毒品网络也迅速膨胀。恰好在这个时间段，在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组织犯罪现象开始兴盛。同时期，金三角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连续增加、合成毒品产量也大幅上升、向中国的走私进一步加剧。
不仅如此，惨案发生前，在西方国家及“非政府组织”的操纵下，该区域的多国经济合作就已出现种种裂隙。在本系列《“先知先觉”的全球‘气候突变’报告与诡异的气候》主题上，我们会审视美国某个组织诡异的“全球气候突变”报告的“先知先觉”性。对“全球气候突变”的渲染也成为中国与亚洲邻国关系发生潜在裂痕的要素之一。
比如，2010年中国西南大旱，导致湄公河在中国的源头及上游水量急剧下降。这与这份诡异气候“预计”报告基本吻合。实际上，这一切是典型的现代一体化作战模式。这类“气候报告”扮演的真正角色，是通过高调的舆论声势，遮掩地球物理战对中国等目标国家的生态环境、农业、经济、气候等一系列领域的无形打击。当时，数个西方“非政府组织”大力怂恿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国家向中国“抗议”、一唱一和地指责是中国“自私”、“擅自在上游修建水库大坝截流” 、“才造成了湄公河下流水量的骤降”。
再让我们看看该次惨案的政治背景。大惨案之前，泰国不但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也是美国在中南半岛上唯一拥有可公开的军事顾问团的国家。任何力量若想在东南亚对中国实施围堵，泰国必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枢纽之一。在那之前，拥有华裔血统的泰国总理他信试图与中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结果被多年的政局动荡、变相军事政变推翻。
2011年8月份，他信的妹妹英拉参加泰国总理大选，获得广泛民众支持，并胜出选举而出任总理。英拉主政后，更有倾向中国的打算，并把她出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定在中国。在大师们看来，很明显，英拉政府选择的是一条偏向中国的政治外交轨道。如果泰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这将对美国重返亚洲、全面围堵中国、构筑对华终极大决战铜墙铁壁的大战略产生巨大冲击。
果然，英拉被立即展示一个老天的“惩罚”：不仅泰国发生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洪灾，“湄公河惨案”的出现也使中泰关系处于一个岔道口，而该案件，若中方处理不当，势必造成潜在的严重后果，不仅为英拉政府深化中泰关系制造一个巨大障碍，而且也会导致泰国内的亲华力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破损、在中泰民间播种隔阂与积怨的种子。让大师们失望的是，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走。
但大师们绝不会放过泰国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在一系列把英拉政府拉下马的试图失败后，2014年，在泰国军方的默契配合下，泰国反对派发起了反英拉政府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运动，封锁首都曼谷和政府办公地点、制造混乱与社会动荡，以此为泰国军方再次借口 “防止社会动乱”，发动军事政变铺路。泰国军方的“军事接管”也及时获得了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准允。
与阿南达国王一样，他信兄妹最大的、不可饶恕的“原罪”之一，是他们打破了泰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忌讳。长期，英美及其西方盟友们刻意在包括泰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制造反华情结，如此在泰国等国家形成了对“华裔”这个身份的忌讳。维他信兄妹则打破了这个忌讳，毫不掩饰自己身上流淌着华人的血液，而且还试图把泰国拉入亲近中国的轨道，这将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恶梦。这是绝对不能被容许的。
对于泰国来说，可悲的是，这一切是这个国家被操纵、被主宰的漫长民族历史的重演。
表面上看，深受民众欢迎的英拉政府被推翻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流血式军事政变没有直接的相似处，但在当今，军事政变已经华丽变身，“民主”、“依法治国”成为它的替身，成为现代一体化战争的新法器，在泰国发生的这一幕不过是大师在许多“民主与法治”国家传授的另一典型战术：“法治政变”，身披华丽袈裟的法官和议会为单一而丑陋的军队形象套上了一个“民主”光环。
把他信兄妹政府相继拉下台的都是典型的不流血军事政变，实际上出自同一个大棋局：全方位绞杀中国、不惜一切阻止以华夏文明圈为中心的亚洲一体化，这是“亚洲大战略”以及“印太战略”的战略核心。泰国也绝非这个战略的唯一“附带牺牲品”。二战后，美国在亚洲制造的两场损失惨重的大战归根结底都出自同一个长远战略目标：为防止亚洲逐渐走向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以华夏文化圈为中心的泛亚同盟。
让大师们再次失望的是，即使英拉政府被推翻，在新政府下，泰国与中国的关系依然没有发生戏剧性变化。也不奇怪，在这个背景下，就在中国旅游者大批光顾泰国、美国驻泰大使表达了对泰国“越来越倾向于中国”的深切“关注”后不久，2015年8月，一场恐怖爆炸在泰国如期发生，地点“恰好”就在首都曼谷中国旅游者主要光顾处之一。
在东南亚一个又一个曾一度和平的社会，究竟是什么人在制造各种动荡与恐怖事件？果真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或“佛教极端教徒”吗？在横跨全球遍地开花的“恐怖主义”身后，究竟何方魔爪在舞动指挥大棒？
对这些问题，能给我们很好启示的，也许是发生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两件“小事”。
一件是英国特种部队SAS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故”。在英美领导下的西方盟军占领伊拉克期间，数名乔装打扮成伊拉克人的SAS特种兵偶然被伊拉克警察抓获，伊方警察发现SAS特种兵车上满载各式各样的爆破工具、武器、炸弹等。这个尴尬的“事故”被西方主流新闻媒体轻描淡写地迅速扫到地毯下。没有人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几名英国特种兵究竟为什么要满载炸弹，为什么还要乔装打扮成伊拉克人？
无独有偶，同样的SAS特种兵“事故”，也再次出现在利比亚战争中。在以“保护平民”名义下对利比亚发动袭击前，英美及其北约组织盟军表面上对公众承诺“决不踏上利比亚领土”，同时却早已把特种兵、特工人员派遣到利比亚。不幸的是，SAS特种兵也不巧被利比亚反对派发现——当时，他们正携带炸药、通讯设备、地图等偷偷空降在利比亚反对派控制区。在这些特种兵被关押时，BBC等西方主流媒体向公众解释说，这是英国“外交部派遣的外交人员”试图与反对派进行接洽努力的一部分，并声称那些特种兵是“为了护送外交人员”的。一个简单的问题：若果真如此，“护送外交人员”为什么需要携带炸药等爆破武器设备？
只要静心审视，就不难看出，我们每天从新闻中看到的、读到的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生的所谓“人肉炸弹”、绑架、暗杀等各式各样的恐怖案件，绝大部分都有“灾难设计” “危机管理”谋略的影子。这是北约组织模仿二战期间英国“留守”（stay-behind) 战略而设计的“短剑”恐怖网络行动的扩大版。“短剑”为“自由西方”赢得冷战的胜利做出了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柏林墙倒后，又在新一代大战中大放异彩。
这些恐怖性爆炸事故也好、绑架暗杀也好，成为牺牲品的大多都是当地的普通民众。如在伊拉克等中东地区，针对穆斯林当地人口的恐怖爆炸事件，至少取得了一个效果：让伊斯兰宗教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教派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仇恨种子埋得越来越深。“分而治之”，这是强权们主宰世界最擅长的一大法器。
9.11之后的2002年，恰巧也是东南亚开始持续经历各式各样“恐怖”袭击的开始。恐怖之火一路蔓延到和平的泰国。
传统上，泰国是个与世无争、温和而友好的佛教国家。即使如此，也难以逃脱自己主人的“恐怖”战略惠顾。泰国甚至突然间被描绘成“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天堂”。奇特的是，恰好在泰国被戴上这个“恐怖天堂”桂冠后，一时之间，“伊斯兰恐怖”爆炸事件就开始威胁着泰国的安宁。其中许多恐怖事件都在第一时间内被西方媒体迅速夺取话语权，定性成“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宗教，是现代战争的核心要素。在泰国这类宗教社会，要成功掌控其国家，英美及其“自由世界”盟友们有一个成功的基本模式：经过长期含而不露的隐匿方式，甚至通过“友好文化交流”、“学习”等名义，从内部渗透并控制宗教的各个教派、继而在无形中掌控目标社会。在西方的“亚洲大战略”中，泰国与菲律宾被首选成为两个“跳板”式战略中心。这个战略选择有其逻辑性——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泰国则是个佛教影响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泰国一直被基督教西方多个强权注目，成为这些来自远方“不速之客”刀光剑影的必争之地。这些“不速之客”纷纷以不同面目与名义抵达这里，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掌控泰国。
在泰国，佛僧组织拥有其它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庞大势力网络、深受各个阶层尊重信赖的社会地位、可接触到各个领域精英阶层的能力，包括国王、王后、政府要员、富豪、军队、警察等等。所以，这些宗教组织也地成为理想的避风港，为各式特殊 “佛僧” 们提供便利掩护，使他们能在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佛教世界进行隐蔽活动、执行各种非常规战任务。
长期以来泰国佛教就被以各种手段渗透，幕后大师的目标十分明确：一方面，利用这些佛教网络隐蔽自己的真正活动，另一方面，从佛教内部操纵乃至摧毁之。来自西方的“佛教徒”在被化生成当地“佛僧”后，便利地以这个地区为中心，进一步渗透佛教本身、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如此，佛教作为泰（傣）王国的国教，在对泰王室及泰国普通民众都施加深刻影响的同时，却也不幸地与现代泰国一同，成为西方强权会聚、角逐的焦点。
2023年5月，泰国前进党稳坐大选席位第一名，西方媒体带领下的各媒体网络开始渲染泰国将开始“社会大变革”，将成为泰国新政府及泰国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
深度了解泰国，就不会期待太高，失望也不会太大。只要强权们肮脏的魔手还附在这个美丽的国家身上。
（2）缅甸：动荡不安的风暴眼
作为金三角的另一个重要支点缅甸，是美西方围堵中国的一大气眼。
2008年，纳尔吉斯登陆袭击缅甸后发生的一切同样让人深思。先让我们看一看印度的表现：从来不以行动迅速见长的印度这次却异乎寻常地迅即启动了代号为“协助”（‘Operation Sahayata’）的军事救援行动，在第一时间派出了两艘海军舰艇及两架军机运送共一百零四吨的救援物资，并急切地要派遣所谓的“搜寻与救援队”进入缅甸，但被缅甸政府婉言谢绝。恼羞成怒的印度政府发表了一项奇怪的声明，声称自己“已要求了缅甸政府接受国际援助”，“尤其是那些来自美国的援助”。印度政府的这些措辞听起来怪怪的，是在向给哪方大师诉苦，证明自己已尽力了吗？
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
让我们看一下英国方面的动向。英国政府有个部门叫英国国际发展署，这个政府部门被一些研究调查者指控，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一样，实际上是以国家“援助”为名，向发展中国家发动各式非常规战的机构。当纳尔吉斯登陆缅甸后，英美两国的这两大“国际援助”机构都一同急速向缅甸派遣“救援”队伍。此时，“恰巧”已在印度洋参加“猎户座08”行动计划的皇家海军“威斯敏斯特”号护卫舰（HMS WESTMINSTER）也立即赶赴灾区。与此同时，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也急速向缅甸／中国方向集结。仿佛这一切还不够“人道”，联合国也急切地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缅甸开放边界，以使“国际救援”大军“畅通无阻”地进入。
当缅甸政府试图顶住这一切压力、并反复强调自己完全有能力应对危机时，美国及其同伴们的“人道主义”立即显示了其血腥的一面，简直变成了歇斯底里。
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告，义愤填膺的世界人民应该谴责缅甸的“军事独裁统治者”们对这场灾难的处理。布什总统似乎很健忘——就在几年前，当他自己家门口的新奥尔良黑人聚居区遭受飓风卡特琳娜袭击时，美国政府长达三天迟迟不派救援队伍，甚至阻止公民救援队进入灾区；而美国此时却对缅甸人民大发慈悲，即使当缅甸政府组织了在缅甸的各国外交人员参观灾区以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并无什么可隐瞒的，也被美国斥责为“演戏”。
英国首相布朗甚至威胁到，英国不会排除侵犯缅甸领土主权而进行“强制性空投”之“人道主义”援助的可能性。借BBC这个心理战与宣传战喉舌，布朗宣告说，”纳尔吉斯“已经杀死了至少七万八千人，而缅甸政府不准国际救援，这等于“非人的待遇”：
“这是残忍野蛮非人的。我们面临一个不可容忍的境遇，它被一场自然灾难造成。”布朗宣布到，并开始把这场“自然灾难”进一步定性：“它被变成一场人为的灾难，这是因为一个政权的玩忽职守以及对缅甸人民的残忍野蛮非人的待遇，这个政权没有采取措施，也没有允许国际社会去做应该做的。这个责任在缅甸政权，他们必须被追究责任。”
英国首相配合美国总统的压力战与宣传战，他精心斟酌的“必须被追究责任”、“人为的灾难”之类的用词其实是在设下一个伏笔，他未吐出的下半句则由法国来承担——当时法国的军舰正加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一同集结在缅甸海岸，急不可耐地要强行进入缅甸进行“人道主义”的“救人”军事行动。不果后，法国宣告，缅甸政府是近乎犯下了“反人类罪”——这个定位很重要，我们会看到，在联合国被推动而提出著名的“保护的责任”原则下，像缅甸这样一个“反人类罪”的国家将会被强制进入（但不能叫“入侵”）——提供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这一场针对缅甸政府的妖魔化海啸本来也是准备好将中国政府淹没的。西方媒体长期的妖魔化宣传更易使中国政府被戴上“残忍野蛮非人的”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藏人”这些已深深烙刻在西方公众脑海中的帽子。届时，在联合国的这个新“人道主义”原则下，西方联军就有堂皇的理由进驻包括中国在内的目标国家。
缅甸是金三角之一。研究缅甸，就不能不审视在金三角毒品网络、横跨全球的一系列“颜色革命”背后都异常活跃的一些诡异身影，他们通常身披“战略计划顾问”、“非暴力冲突专家”、“外交官”之类的堂皇袈裟，其繁忙的足迹遍及亚洲、中东、拉美、东欧等一系列地区，播种社会动荡的祸种。
八十年代初，当美国对缅甸的颠覆战逐渐升级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近五十名中情局及国防部军情处的特工，他们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制造各种动荡与内乱，颠覆、肢解、并掌控缅甸乃至整个地区。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些秘密战武士们便在缅甸酝酿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在便利身份掩护下，“外交官”们一边秘密组织缅甸一些血气方刚、对“民主”热情向往的学生，一边在幕后与反对派政党联手，同时与英美等扶植并武装的缅甸少数民族游击军携同，尤其是那些活跃在中缅、中泰边界的少数民族部落，为有效操纵这些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力量，圣战武士们还为游击军安排与金三角毒枭之间的“合作”谈判事宜。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美西方在东南亚、巴尔干半岛、东欧、中亚、北非、拉美等地的秘密作战行动中，还有另一个更隐秘、更鲜有人知的污浊一面：毒品。这个事实鲜为公众所知，主要是因为西方媒体对话语权及信息流通的垄断。实际上，全球毒品犯罪组织在巴尔干半岛、东欧、东南亚、拉美、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民主”颜色革命、政治动荡中都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毒品犯罪组织、地下黑帮、恐怖组织对一体化战争具有极为重大的使用价值，尤其在当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无形大战时代。金三角毒品网络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对中缅边界地区的少数民族游击军进行武装、培训、资助，在缅甸内部制造各种社会动乱，借机控制缅甸，是对华大战布局的一部分，旨在将缅甸变成从中国的西南腹部插入中国心脏的一把尖刀。
九十年代初，在缅-泰边界，中情局及其海外秘密作战的门面之一“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下的“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这也是介入中国村民选举的第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组织了各种秘密颠覆活动，包括为反对派组织作军事顾问，对他们进行各式军事及非军事培训。
正是在这些“民主专家”的指导下，“缅甸联邦全民委员会” (NCUB)（National Council of the Union of Burma）组织了“政治国防委员会”（Political Defense Committee），致力于各式恐怖颠覆、暴力破坏活动，包括引爆炸弹等，以瓦解缅甸政府的权威与政权稳定、制造缅甸内乱。在2007年的缅甸“藏红色革命”动乱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中情局及其秘密作战网络的兄弟机构们密切配合，在幕后指挥协调。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色革命”，在这场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中，美国成为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设计师与总导演。在此前的数年中，美国的“民主”网络已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三千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数百名身穿藏红色袈裟的佛僧。这些台前进行“民主抗议”的 “革命者”们不仅被慷慨提供大量资金，也被提供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种工具。2007年9月，僧侣们成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主角。
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革命者”们也严格按照“非暴力冲突”的培训模式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在被西方主导并垄断话语权的全球主流媒体上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也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如同泰国，伴随着美西方全球“反恐”、“宗教冲突”战略的展开，缅甸也开始经历“恐怖”活动与“宗教冲突”暴力。2012年，缅甸与孟加拉国的边界附近的缅甸若开邦发生动荡。西方主流媒体纷纷高调渲染，并把冲突定性为：这是一场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该冲突造成多人死亡，数百栋房屋被纵火焚烧。作为基督教喉舌的全球知名杂志《时代》则于2013年以《佛教恐怖的面孔》 (‘the Face of Buddhist Terror’)这一醒目标题大肆渲染报道。
西方媒体在对这些动荡的报道中，都在处心积虑地刻意强调“佛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究竟为什么？究竟谁是这诡异冲突、社会动荡幕后的真正设计与导演者？谁在这些冲突中真正获益？无容置疑的是，这是又一盘“分而治之”棋局，旨在制造“二虎相伤”的局面。
看一下世界地图，看一下若开邦的位置，也就明白为什么这个地区被选择成动荡的目标了：这个地区占据了缅甸几乎三分之一的海岸线，也是起于缅甸西海岸、从云南省瑞丽市入境中国的中缅能源通道的战略要地。
挑动伊斯兰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一个现代发明。早在七、八百年前，当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还未抵达欧洲心脏地区时，基督教会就将蒙古大军与伊斯兰军的战争称为 “狗咬狗”，并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这些“狗”们能自相残杀并灭绝，那样地球上就只剩下“一个羊群”。
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核心也正是文明大战，即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执笔的《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的重构》（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一书中的宗旨：基督教西方与世界其余文明之间的决战。而要确保这场世纪、乃至千年大决战的胜利，大师们不会不利用自己炉火纯青的技艺：利用其它文明之间的不同，有效制造纠纷、战争，从而得以“分而治之”、逐一歼灭。亨廷顿曾被一些研究者指责为“中情局的特工”，他曾竭力否认；也有人认为他的这本书纯粹是为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做前期心理和舆论宣传准备的。
在一个兵不厌诈的时代，在西方媒体有关“西方对缅甸制裁”的渲染与信息垄断中，大多数善良者很难意识到，实际上，英美一直在幕后操纵着缅甸的各种社会力量，不仅包括反政府“自由战士”、少数民族游击军及缅甸的毒品大鳄，也包括政府官员本身。长期以来，一些跨国公司巨头在全球范围实施贿赂，缅甸也无法幸免，通过对军政府等社会精英的贿赂，跨国公司在“西方的敌人”缅甸政府内有着相当深广的人脉，与缅甸军方最高层一直保持隐蔽的 “合作” 伙伴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缅甸被西方“制裁”时，缅甸的平民百姓生活陷入困难，而某些精英层却成为百万、亿万富翁。
美西方对缅甸的控制也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卫星国印度的密切配合。2011年10月，缅甸政府突然叫停中国在缅甸计划修建及正在修建的多个水电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在缅甸政府宣布搁置中国牵头的密松电站之时，缅甸总统吴登盛到访印度，与印度总理辛格就一系列领域的战略合作签署了协议，印度如此获得横穿中南半岛、海陆连接东南亚的历史机遇，这不仅会导致缅甸经济发展重点向西部的孟拉拉湾沿海地区转移，为印度及其身后的西方主人进入中南半岛、进一步掌控东南亚国家提供了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利益。
在密松电站事件中，通过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网络水军的声势浩大的对华妖魔化宣传，缅甸公众的反华情绪也甚为高涨，尤其是年轻一代。妖魔化大军煽动缅甸普通民众、年轻学生，使他们相信，中国的投资是在掠夺缅甸资源、对缅甸进行经济侵略。大批在“自由、民主”国家中留学的未来精英们日复一日地被西方媒体、教育导师们熏陶着，经过深度“民主”洗脑的他们将成为西方在发展中国家反击中国的无形力量。“颜色革命”战略在一系列国家之所以能够发起，正是大师们娴熟掌握了人性的一个特点：年轻人富于理想并血气方刚，但对世界了解大多不深，如此也极易被操纵和鼓动。这个现象在东南亚多个国家已成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那些被鼓动与中国发生领土争端的国家，并已开始蔓延到“一带一路”的沿途国家。这是中国未来的一大隐患。
一方面，中国某些企业的海外战略也缺乏大局观与国家整体战略观，对所在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缺乏深度了解，如此也给了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中国的每一个邻国内发生的一切都与中国息息相关，唇亡齿寒，没有国家这个大家的安全，就没有小家与个人的真正安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决不能让暂时的经济利益干扰国家的长远的全球总体战略，更不能袖手旁观，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视中让自己的国家利益被逐步蚕食、为未来的国防安全留下严重隐患。没有安全，何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