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人物：瓦尔特·本雅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恩斯特·卡西尔
思想高尚，政治低劣
四位革命思想家的生平故事
大卫·莫塔戴尔 著 吴万伟 译
1929年春季，一群杰出学者相聚在瑞士滑雪旅游胜地达沃斯的贝瑞德大酒店（the Grand Hôtel Belvédère）开会，这个举办了一场哲学大聚会的场所由于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魔山》的描述而获得文学上的盛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与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之间在那次会议上的哲学争吵成为流传甚广的一个传奇故事。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卡西尔举止优雅，表现出教养良好、具有世界眼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的风采，代表着当时哲学的主流声音。新来者海德格尔则显然年轻得多，他一头黑发，面孔也因为白天在滑雪场晒得黑黢黢的，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颠覆和动摇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卡西尔是研究康德的举世闻名的权威，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顶峰，代表着人类理性、宽容、文明进步等启蒙理想。而海德格尔两年前刚刚出版了他备受推崇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存在与时间》，是代表着民族狭隘主义、浪漫的神秘主义和反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他们在酒店会议大厅里有关人类生活条件本质的辩论凸现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很多人，其中包括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依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那是反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思想心态的一种镜像。
达沃斯的遭遇成了沃尔夫拉姆·艾伦贝格尔（Wolfram Eilenberger）的精彩著作《魔法师的时代》的主题框架。该书追踪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大萧条的二十多年里说德语的四位杰出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恩斯特·卡西尔的思想历程，正是他们引发了哲学界的革命。艾伦贝格尔认为，1920年代是德国哲学的最后辉煌时代。他的四个主要人物各自深刻地塑造了后来支配当今哲学世界的四大思想流派：阐释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和批评理论。战争动摇了人类进步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确定性，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进转变过程以及随后出现的动荡不定带来了那些年的思想大革命。
《魔法师的时代》按时间先后顺序追踪了四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中间穿插了他们的个人生平和思想传记。作者平行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其简洁精炼的叙述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在一系列场景之间跳跃徘徊，创造出色彩斑斓和节奏明快的效果。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有关卡西尔的，他在1923年到1929年之间出版了三卷本《象征形式的哲学》。作为对人这种制造符号和阅读符号的动物的研究，该书探索了人类生活中象征形式的使用，最重要的是语言。作为来自波兰弗罗茨瓦夫（Breslau）的德裔犹太人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卡西尔是当时少数坚定不移的民主派之一。1928年，他在汉堡参议院纪念魏玛共和国宪法1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充满激情地为陷入困境的共和国辩护。他的妻子托尼（Toni）曾经警告过他，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教授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公开站在共和国一边的联盟宣言太过危险。位于汉堡富人区温特胡特（Winterhude）的反犹主义邻居已经在口头上向她发出攻击了。“你没有觉得已经让我们感到不安了吗？看见你，我真是受够了---你们本该属于巴勒斯坦的。”希特勒上台之后，卡西尔就被大学解雇，这对夫妇赶紧逃往瑞士避难。
卡西尔
就在卡西尔收拾行李离开之时，“此在的预言家”海德格尔作为海德堡大学新任命的校长登上讲坛，在臭名昭著的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宣称，他对新政权的坚定支持。他从前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后来宣称，此人本性并不坏，而是根本就无个性。（这是为其辩解和开脱的说辞）。海德格尔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从黑森林一路奋斗爬上高位，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从战场返回之后，开启了在学界平步青云的职业生涯，先在马尔堡大学后来到弗莱堡大学任教，在这里他接替了恩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留下的讲座教授职位。在阐述人类存在的《存在与时间》（1927）中，海德格尔阐述了对存在本质的形而上学思考。正是对自己有限性的焦虑---定义了人作为“被扔进这个世界的存在（Dasein）”让人反思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他用浪漫主义的笔墨描述了自然环境、语言和传统和农村地区的场景，并过于理想化地论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现代性病态的回避等有机根源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völkisch idealization），但是，恰恰是这些最大限度地让当时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
海德格尔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曾经在战争中当过兵。他完成了分析哲学的里程碑式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论述了人类能够说出有意义话语而在意大利战俘营中不能说什么的问题。该书在1921年出版时，哲学界称赞他是本世纪的天才。作为维也纳最富有的产业界家庭的继承人，他将继承下来的整个遗产---数亿美元---赠送给兄弟姐妹，选择到奥地利乡村当小学教师。毕竟，他相信自己的著作已经解决了哲学“所有基本方面”的问题。在预测之中的是，他的学生没有达到他期待的水平，沮丧之余，他总要狠狠地揍学生一顿，用指关节敲他们的头或用棍棒抽打他们；有一次他用作业本打学生的头一直把作业本都打烂了。1929年，他获得了第二次机会，剑桥大学答应接受他的《逻辑哲学论》作为博士论文。据说，在他博士答辩的最后关头，40岁的博士候选人热情地拍打着过分紧张的评委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摩尔（G. E. Moore）的肩膀，说“不要担忧，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会明白。”摩尔在写评审报告时说“在我看来，这是天才的著作；无论如何达到了剑桥大学的学位标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几个月之前在前往剑桥的火车上见过面，他说“啊，上帝来了，他乘坐5：15的火车，我遇见他了”。
维特根斯坦
最后，还有被艾伦贝格尔（Eilenberger）称为“独一无二的魏玛人”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过着独立知识分子动荡不定的生活。本雅明曾经在新康德主义者海因里希·约翰·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指导下在海德堡读书，同学中有海德格尔，据说他十分激烈地憎恨这个家伙。1914年的时候，他弄虚作假逃避服兵役。他的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艺术批评的概念”受到广泛称赞，但因为过于不合规范，思想上过于特立独行，加上他的兴趣范围对大学职业来说过于广泛，于是选择当自由作家谋生。在柏林、莫斯科、和巴黎等欧洲城市之间游荡，正如作者所说，本雅明对赌博、夜总会和妓院有“难以魇足的胃口”。他的忧郁沮丧和自我破坏的人生阶段也穿插着创造性极其旺盛的时刻。他的著作从语言哲学到文学理论到社会学和文化史，跨越众多学科和文体风格边界。艾伦贝格尔提供了对关键著作极富见解的讨论，如本雅明的“论译者的任务”（1921）反思了语言的本质，“歌德的选择性亲合”（1924）是有关资产阶级婚姻机构（以及笼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当德国国防军（Wehrmacht）1940年入侵法国时，这是本雅明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地方，他向西部逃窜，住在比利牛斯山脉西班牙边界的旅馆里，并在那里自杀身亡。
本雅明
艾伦贝格尔的传记途径常规地跟随传主进入他们的卧室。他观察到“在这四位哲学家中，卡西尔是唯一一个性行为从来没有演变成为存在问题的人。”他讨论了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普拉特公园（the Prater）的同性恋冒险，引用了海德格尔写给19岁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情书“爱情的魔鬼袭击了我”。当海德格尔的妻子埃尔弗雷德（Elfriede）瞒着他与弗莱堡大学医院的医生弗里德尔·恺撒（Friedel Caesar）私通，而且生了孩子赫尔曼（Hermann）后，海德格尔静悄悄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本雅明则继续一连串的风流韵事，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追求女雕塑家尤拉·科恩（Jula Cohn），但科恩却喜欢上本雅明的老朋友埃里克·舍恩（Erich Schön），此人又和本雅明的妻子多拉（Dora）有公开的恋情。不过，本雅明有个热爱他的情人，那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戏剧导演阿斯亚·拉西斯（Asja Lācis）。1929年春，多拉写信给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Gerhard) Scholem）
亲爱的格哈德，瓦尔特的情况很不好，我不能告诉你太多，因为这让我伤心欲绝。他完全受到阿斯亚的影响，做出钢笔拒绝写作之事，阻止我与他的任何一句话交流。他现在只是作为头和生殖器存在，你知道或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头很容易被征服。
作者在整本书中自始至终都突出显示四位哲学家的共同点。最重要的是语言，这是他们理解的人类生存条件的核心。作为有个人魅力的思想家，他们每个人都体现了自己的哲学，或许除了卡西尔之外，他们都成为自己生活时代的偶像级人物。但是，最后，四个人在很多方面都有巨大不同，有时候，作者过多强调其共同点，不惜牺牲掉审视其差别的机会。传主们的生活很少有重叠之处。同样，他所选择的1919-29年这个时间段被描述为“现代思想创立”的时间有些随意性。瓦尔特·本雅明可能写出他的某些最重要著作如“机器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和“论理时概念”，后来他卷入法兰克福学派诞生地的社会研究研究所的工作，法兰克福学派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维特根斯坦是在1919年之前写《逻辑哲学论》的，他的《哲学研究》是在1929年写成的。卡西尔是在流亡时期写出《启蒙哲学》、《文化科学的逻辑》和《国家神话》等。海德格尔是在这个十年之后开始其“转向”（Kehre）的。说到各自的传记，1933年即刻影响到其中三位具有犹太人背景的哲学家，这或许是更常规性的也更加容易察觉到的音顿（诗行中间的停顿）。毕竟，纳粹上台成为对德国思想界的袭击，这个国家再也没有彻底从其浩劫中恢复过来。
《魔法师的时代：1919-29年现代思想的创立》的创作很优雅，叙述非常精美。沃尔夫拉姆·艾伦贝格尔作为哲学造诣高深的学者，有高超的技巧将复杂的思想浓缩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却没有简单化的痕迹。本书集传记、哲学和历史于一身，不仅告诉我们哲学家本人的故事，而且提供了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画像。该书德语版的出版随即引发了一场学院派哲学当今现状的激烈辩论。自由职业者哲学家艾伦贝格尔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文章中抱怨说，如果和已经逝去的大师们相比，当今哲学院系简直可以称作思想荒原。当今学界哲学期刊上讨论的问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甚至包括作者本人，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独创性的、激动人心的新东西。如果这样的评价过于苛刻，那《魔法师的时代》当然展示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些年是人类思想创造性最伟大的阶段之一。
本文评论的书《魔法师的时代：1919–29年现代思想的创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尼格尔·罗杰斯 麦尔·汤普森的《别人的错都是我的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中有关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译注
作者
大卫·莫塔戴尔（David Motadel）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历史。与克里斯托弗·德江（Christof Dejung）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合编《全球资产阶级：帝国时代中产阶级的崛起》2019年。译者：吴万伟，译者授权发布
译自：High minds, low politics，By david motadel
原标题：思想高尚，政治低劣——四位革命思想家的生平故事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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