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这些人同期的情况看，王昌龄应该比其他人的境况好多了。
二、生不逢时，事业上升期遇奸臣当道
开元十五年（727年）至开元二十一年一直任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选入博学宏词科，入选的评语是：“超绝群伦”，改任汜水县尉。虽说十年时间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这个期间唐朝执政的宰相都是谨厚清俭的博学之士。以李元纮、张九龄为代表，生活上“不改第宅，仆马弊劣，未曾改饰，所得封物，皆散之亲族。” 为政“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既知政事，稍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那时候官员提拔非常谨慎，没人敢跑官卖官，讲几个他们的小故事：
李元纮任雍州（今陕甘一带）司户参军时，太平公主权倾天下，宫廷上下都顺应迎合。太平公主曾与百姓争夺水碾，李元纮正管这件事，他胆儿还真不小，把水碾判定还给百姓。他的长官吓得要死，催促他改判，李元纮在判状后面大字一书：“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南山可以移动，这个判状不可改变）
最值得称道的是张九龄，和王维一样20岁中进士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和王昌龄一样）。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他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当时要是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辄问道：“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
张九龄自幼天资聪慧，才智过人，五六岁便能吟诗作对，一时人称神童。
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在讨伐契丹时失利，按律当斩。之前，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时任宰相的张九龄。张九龄颇有识人之道，明察秋毫。对下属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可见张九龄慧眼识贼啊，识人是当政者的首务，然后才是因人是用。很多人，一看就枉佞之徒，下面人都看明白，领导还在用，这种领导还大有人在），此次适逢安禄山干犯军法，被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犹豫在奏文上批示，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可惜，唐玄宗不信这个、看了批文后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终未准奏，王夷甫就是西晋大户王衍。为示皇恩，玄宗将安禄山释放。最终安禄山反叛，重演了西晋末年，羯族石勒反晋乱华的一幕。
玄宗任命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提出反对，惹的唐玄宗不高兴，因为之前张九龄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训斥了李林甫， 李林甫这小子抓住这个机会进了谗言，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
牛仙客担任尚书期间，处事待人，谨小慎微，“独善其身，唯诺而己”，当百官请求决断大事时，他便说：“但依令式可也”。 监察御史周子谅私下（监察御史正管这事，为啥私下？）对御史大夫李适之说：“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牛仙客庸碌之辈，站着茅坑不拉屎，你是领导亲戚，咋他妈不管？），李适之将周子谅之言奏于玄宗，玄宗大怒，当廷诘问，周子谅没啥说的，谁让你有话不当面讲！玄宗就于朝堂判决流放周子谅，后来他也死在路上了。因为当初是张九龄荐举的周子谅，坐“举非其人”，迁为荆州长史。（由此可见，当时举荐制度还是很严格的，我觉得这不算连坐，应该大力推广）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马嵬坡勒死杨贵妃、仓皇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还遣使至曲江祭拜张九龄。
从以上几个故事可以看出来，王昌龄仕途初期所处的政治环境还是非常清明的，虽然上升比较慢，但还是非常稳健的。但张九龄之后李林甫当政，他的悲剧就开始了。张九龄“左迁离京，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敢直言者。李林甫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工部尚书牛仙客对李林甫唯意是从”。昌龄大哥因为对张九龄被罢免表示同情，遭贬岭南。你不是同情张九龄吗？他是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得嘞，就让你去岭南吧！
关于张九龄，在说个花絮。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由长安称病南归，返故里孝养其母。 相传，张九龄返故里不久患上了瘴疠，就是感受瘴气而生的疾病、可能是急性疟疾一类的病。他坚持每天喝两碗金银花、淡竹叶、罗汉果、甘草等药用植物熬制的凉茶才得以见好。这个方子也渐渐流传开了。古人推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真是不假！人们为了表达张九龄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命此凉茶的为‘张九龄’凉茶。我就整不明白现在“王某吉”和“加某宝”先是为了商标权打官司、现在还在为那个破红罐包装扯来扯去，把“张九龄凉茶”晾在那没人去经管！是我商标权知识贫乏？还是某公司的人没看到我的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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