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方苞）谓汉文帝之终身，常若自觉不胜天子之任者，最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福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
上面这段话很长，中心意思只有一个：人要常怀愧对之意。所谓愧对之意，指的是一个人在各种利益面前要知足，懂得受之有愧，而不是到处伸手。曾国藩这段话是针对方苞的一个观点而引申的，表面上看只是读后感，其实是自己做人的一种理念。
曾国藩与胡林翼关系极好，书信、日记里提到他，大多数用的是“胡润帅”（胡林翼字润芝）这样明显有着亲切意味的称呼。曾国藩一遍遍地跟家人、朋友述说胡林翼对自己的好，比如胡林翼怎样为他筹饷，如何替他分忧，在皇上面前怎样替自己美言。胡林翼不幸早逝，曾国藩以两千两白银做奠仪，这笔钱可以轻而易举在京城买一所房子，足以见出曾国藩对胡林翼的感恩。
曾国藩书法
曾国藩从来没有对人讲过，胡林翼当年离开贵州归入湘军不久，朝廷责怪他没有及时赴鄂，让曾国藩命令其迅速前进，曾国藩曾在奏折中极力为胡林翼辩护，还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将来可倚以办贼”。只要胡林翼取得一点军功，曾国藩一定会在奏折中大加赞赏。胡林翼后来由正四品的道员升为从二品的巡抚，曾国藩的举荐功不可没。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打仗很英勇，跟曾国藩个人的关系也非常好，曾国藩曾说：“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但像许多有本事的人一样，李元度这个人优点金光四射，毛病也十分显眼：一是报喜不报忧；二是说得头头是道，做起来轻率敷衍；三是冒禀军功。徽州失手之后，不得已，曾国藩向朝廷参劾了他。然而，越到晚年，曾国藩越是想起李元度所做的那些好事，后悔自己的行为太激烈，几次向皇上上奏，千方百计加以补救。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愧对之意，便少有得失心。得失心少了，对个人利益不那么在乎，你就会看到别人对你的友好，也就愿意向他人付出善意。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曾国藩没有这样说，但他以另外的一种表述，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曾国藩书法
曾国藩主张人要常怀愧对之意，也有勉人上进的意思。曾国藩智商平平，一个秀才考了三次，考进士最后中的也是“同进士”，左宗棠评价他：“欠才略”“才太短”“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他的学生李鸿章当面说他“儒缓”，他自己更是毫不掩饰地说过：“余性愚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时时有愧对之意，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做京官，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身兼五个部的副部长；只是受命帮办团练，却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帅，晚年更是官居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的高位。假若他没有这种理念，怎会有如此成就？
在六十寿辰之际，朝廷特赐曾国藩“国之柱石”的匾额以示褒奖。曾国藩病故后，左宗棠的挽联上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元辅”指的就是曾国藩。即使如此，曾国藩还在日记中真诚愧悔：“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检视曾国藩的“愧对”之心，是要借鉴和学习他在自身所为与自身所得的对照上的态度与方法。曾国藩的“愧对”之心，反映出的是对自己的严要求和对他人的感恩之心。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养廉银与办公费每年不下数万两，但他对家人规定，每人每月零花钱只有两千文，合银不过一两。对于儿女的婚姻大事，曾国藩也俭朴得“不近人情”，以致女儿嫁妆中的首饰和服饰有的只能用家中旧物。
曾国藩自奉如此俭省，对待朋友却很慷慨。部将鲍超家境寒微，曾国藩每月周济他二百两。老友邵懿辰死难于杭州，他每月周济其家人二十两，十余年不断。其他僚友家累甚重者，他亦不时资助。即使这样，他还时时觉得“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
常怀“愧对”之心，愿意对他人付出善意也好，在事业上追求精进、完美也罢，本质上都是对生命个体的一种超越，是对自身能量的一种激发。
曾国藩书法
与曾国藩的“愧对”之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应得”之心与“亏待”之怨。有种人几乎总是得到来自他人的帮衬——或是钱物的赠给，或是承担本该属于他的责任与义务，他却是“习惯了得到，而不知感恩”。还有一种人，总是觉得自己境遇不好、收入不丰、不受人敬，认为是别人或是社会“亏待”了他。这些人从来不与别人比付出，却总是与别人比得到，如此一来，就越是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心里积累的对社会与他人的怨恨就越多。正应了“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
时怀愧对之意最后很可能会问心无愧，曾国藩的“愧对”之心对世人来说，可以化解心中不应有的苦闷与烦扰，可谓“载福之器”和“入德之门”，这也许是曾国藩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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