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商人》的一页手稿
文/慕津锋
“棺材商人 A-普式庚 作 （空五行） 这是第四次了，两匹干瘦的驽马架着柩车，在车上面亚德连-蒲洛哥洛夫刚才堆完了他的旧东西，从巴斯麦那亚街向着尼基斯加亚街走去，哪里是这棺材商人要搬去的地方。亚德连把他的旧店子关闭起来，在门上钉了一个告白：出卖或出租，然后跟在车子后面走着。
走进那座他觊觎了很久终归用了一笔大款得到手的小的黄屋子，这个老商人自己觉得很诧异，他的手心里再也没有一点快乐。
他一跨过这新屋子的门限，看见里面完全是莫上莫下的零乱着，他觉得怀念起旧居来，在那里，经过十八年，他把一切料理得很有秩序的。她开始斥责她的女儿和女仆的缓慢，于是他就动手帮忙她们。
很快地就什么都安置停当了，供他的有圣像的神龛，盛着碗碟的柜子，棹子，长椅，床，放在里面的房间里；主人的出品，各种尺寸和用各种颜色的棺材，还有盛着蜡烛的匣子，丧事用的帽子和外衣，安顿在厨房和客厅里。大门的上面高撑着一个招牌；这招牌上表现着一个肥壮的‘爱神’手上擎着一双燃化了的烛，招帖上写着：此地出卖并装璜本色的或漆绘的棺材。”
这是一页写在“生活稿纸”之上的《棺材商人》手稿。此页手稿纸张发黄、布满污迹，除用红笔书写的“空五行”和用红笔划去的“A·普式庚”外，整页没有修改。这页手稿标题为“《棺材商人》”和原作者“A·普式庚”。该页手稿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中。
《棺材商人》
通过查询标题《棺材商人》，笔者发现：
女作家罗淑1935年曾翻译过普希金（当时称为：A-普式庚）的短篇小说《棺材商人》。该文1935年9月16日刊登在黎烈文主办的杂志《译文》月刊第2卷第7期（终刊号）。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由巴金编辑的罗淑译文集《白甲骑兵》，该书收录了该篇《棺材商人》。
《别尔金小说集》
巴金夫人萧珊女士20世纪50年代初在翻译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时，对小说集中的《棺材商人》进行了重新翻译。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萧珊翻译的这套《别尔金小说集》。
通过与两篇译文内容比较，笔者发现罗淑版《棺材商人》与这一页译稿内容完全一致，萧珊版则有很大的不同。这页手稿应该属于罗淑翻译的版本。但与我馆保存的罗淑书信和罗淑手稿《何为》笔迹比对，笔者发现这页手稿的书写与罗淑完全不同。那这又是谁写的手稿？为什么这页手稿会在巴金先生手中？那就要从罗淑与黎烈文、巴金的友情谈起。
罗淑
罗淑，原名罗世弥，1903年12月19日出生于成都，是我国以描写四川简阳家乡为主的乡土女作家。她自1936年9月发表处女作《生人妻》到1938年2月27日因产褥热病去世，在中国文坛仅仅出现了一年半的时间。因为去世突然，其作品数量极为有限。罗淑的文学翻译虽早于她的小说创作，但作品也非常稀少。
罗淑能走上文学翻译与小说创作之路，应该要感谢黎烈文和巴金这两位伯乐。首先是黎烈文发现了罗淑文学翻译的才华，并在自己主办的《译文月刊》上给予了她展示才华的平台。黎烈文与罗淑相识于1933年，“我认识罗淑，不过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时她和马宗融兄带着一个小女孩刚由法国回来不久，我和一位留法同学沈炼之兄一道去看他们，罗淑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并不怎样深刻，我那时毫不知道她有文学的天才。”其后，罗淑曾为黎烈文主编的《译文月刊》翻译过几篇法文稿子中，就有1935年罗淑翻译的《棺材商人》。“那时我们正在办《译文月刊》，取稿的标准比较高，但罗淑在治理家事的余暇，给我们译的几篇法文稿子，却颇受到朋友的推重。”（《关于罗淑》，黎烈文，1938年5月2日）
黎烈文先生早年留影（1938年）
通过译稿，黎烈文对罗淑的文学才能有了进一步了解。当他知道罗淑很喜欢文学，并希望将自己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时，他积极鼓励罗淑以家乡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正是由于黎烈文的鼓励与支持，罗淑开始悄悄的进行文学创作。
也许是罗淑发表在《译文月刊》译稿的原因，1936年初巴金将一本法文版《何为》交给了罗淑-马宗融夫妇，希望他们能把它译成中文。一个多月后，罗淑把自己独立翻译完成的《何为》译稿送给了巴金。巴金没想到该文竟是罗淑一人所译，而且她的译笔竟如此流畅，这让巴金对罗淑有了全新的认知。就在罗淑为巴金翻译完《何为》后，她悄悄地把自己已经创作完成的短篇小说《生人妻》交给了巴金。巴金读完小说后，高兴地发现罗淑竟有如此的文学创作才华，他在该稿上亲自替她署名“罗淑”，并送好友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发表。1936年9月号《文学月刊》发表了这部《生人妻》，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文坛的重视。此后，在巴金的帮助下，罗淑的《橘子》、《刘嫂》、《井工》等小说便相继问世。
巴金
巴金与罗淑其实早在1929年9月下旬便相识，只是那时他们并不熟悉。对于第一次见面，巴金在《怀念马大哥》中曾有过描述：
“九月下旬一个傍晚他果然带着那位姑娘到宝光里来了。姑娘相貌端正，举止大方，讲话不多，却常带笑容，她就是七年后的《生人妻》的作者罗淑。”
巴金真正开始认识罗淑，则是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那时罗淑夫妇住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单身的巴金在上海定居下来之后住在狄思威路（溧阳路）麦加里，两家相隔其实并不近，但孤身一人的巴金却常和两三个熟人一个月里总要去罗淑夫妇家坐上几个夜晚，畅谈文学、生活和理想。大家海阔天空、东南西北、宇宙苍蝇，无所不谈，都掏出了自己的心，讲的全是心里的话，没有人担心会被别人听见出去“打小报告”。罗淑与巴金交往时间并不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罗淑像长姊一般关心着巴金，而巴金在心中也极为敬重罗淑。但这一切随着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爆发而发生了改变。巴金与罗淑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7年9月8日,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远在广西的马宗融几次催促已有身孕的罗淑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巴金及其胞弟李采臣想尽一切办法为罗淑母女买到离开上海的火车票。9月8日巴金、靳以、李采臣到上海西站送别罗淑和马小弥母女。那时上海已呈乱象, 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马小弥（罗淑-马宗融夫妇的长女）只能被巴金他们从窗口递进车厢交给罗淑。这一别，巴金没想到竟是他与罗淑的永别。
1938年2月9日罗淑在成都生下马绍弥，后因产褥热病在2月27日突然离世。当巴金从弟弟采臣信中得到此消息后，作为罗淑的乡友、文友、挚友的他万分悲伤。为了纪念这位朋友，巴金从1938年到1941年先后为罗淑编辑了四本集子（《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和翻译集《白甲骑兵》）并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41年7月，巴金在昆明打算为罗淑编辑翻译集《白甲骑兵》。这是自《何为》后，他为罗淑编的第二本翻译作品集。可是巴金手边并没有罗淑留下的原稿，也没有发表那些翻译作品的刊物。身在昆明的巴金只得写信委托在上海留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老友陆蠡帮忙寻找。陆蠡接到巴金书信后，便四处寻找发表罗淑译文的刊物，每找到一篇陆蠡就请人代抄，而后再设法将抄稿寄给巴金。同年8月17日巴金在昆明编辑完成罗淑第二个翻译小说集《白甲骑兵》后，在该书后记对此过程有过介绍：
“我算是她的遗嘱的编者，但是这次工作的大部分都是蠡兄代我做的。他也是世弥的友人。译文五篇，都是从法文译出的，四篇录自《译文》月刊，一篇从《文学季刊》中抄出。抄录的事情是蠡兄找人代办的。”
巴金正是在这些抄稿基础上，为已经故去的罗淑编出了一册翻译集。这本集子收有从法文翻译的作品五篇：《白甲骑兵》（法P·玛尔格里特）、《棺材商人》（俄A·普式庚）、《耶稣降生的槽边的牛和驴子》（法Superrille）、《决心》（法T·雷米）、《贝多芬笔谈》（法R·罗兰），其中四篇是小说，只有一篇《贝多芬笔谈》因文体不同，作为附录放在了最后。
由此可见这页《棺材商人》手稿，应是1941年7月到8月之间由他人在上海抄写而成。那会是由谁抄写的呢？这个大概只有当时在上海具体办理此事的陆蠡知道了。但陆蠡在帮助巴金出版罗淑翻译集《白甲骑兵》后第二年就牺牲了。陆蠡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翻译家、散文家、编辑家。他与巴金1933年初识，1936年进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抗战爆发后，吴朗西离开上海，文生社只剩下巴金、陆蠡等三四个人在维持。在艰难的事业中，两人渐渐相熟起来，以至每星期中必有一次聚餐，参加的还有朱冼。他们三人就常常在书店的客厅里谈到深夜，后来忽然想起宵禁的时间快到了，巴金和朱冼才匆匆离店跑回家去。深夜寒气逼人，可巴金总觉得“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1940年7月巴金决定离开上海，陆蠡和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一起赶到金利源码头送别坐怡生轮去昆明的巴金。两人立在岸上对着巴金微笑，挥手告别。这是陆蠡留给巴金的最后画面。巴金走后，陆蠡主持文生社在上海的一切业务。但当时条件极其艰苦，只有陆蠡和另一位编辑还在继续坚守。巴金在《文丛》二卷五、六期合刊上写的《卷头语》中曾写道：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的，制版的，印刷的……用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下白眼，吞食下悲愤，默默地做去了。”
陆蠡负责的上海文生社虽在沦陷区，但仍然坚持出版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洋溢爱国主义激情的文艺作品。这为陆蠡带来了杀身之祸。1942年日本进驻上海租界，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当时并不在书店，其实已经逃过一劫，但当陆蠡得知此事后，不顾胞妹的劝阻，于1942年4月13日亲自去巡捕房交涉却被逮捕，后被转到虹口日本宪兵拘留所，刑审数月，惨遭杀害，年仅34岁。陆蠡先生的离世使得我们无从查清这页稿纸究竟是何人所抄写。但可以想象在1941年陆蠡为完成巴金编辑罗淑的翻译集《白甲骑兵》而在上海四处奔波，寻找五、六年前各种曾经刊登过罗淑译稿的刊物时的情景。陆蠡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正如巴金所说：
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存才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所以当我和圣泉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充满快乐地想：“我不是孤独的。我还有值得骄傲的朋友。我相信要是我有危难，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给我援助。”
陆蠡深知巴金对罗淑的那份友情，也知道巴金编辑这本罗淑翻译集的意义，所以在找到发表《棺材商人》的刊物后，陆蠡一定是请了一位书写功底很深的人认真地、工整地抄了一份，而后将抄件寄给远在昆明的巴金。
巴金对于编辑该书的环境，在该书后记中有过介绍：
“关于原作者我无话可说，因我手边无一本可作参考的书。译文后面原先附有介绍之类的‘后记’的，在这里自然全部保留。未附有的，就只得让它缺如了。这样办，我其实不能算是尽了责。不过这些日子我们是在一种抓彩的情形下过活。我们的大部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面。我们每天都抓彩。抓的不是金钱，却是死亡。倘使一旦抓到，则在轰然一响之后，我的心灵就会消灭，我也没有机会来做任何事情了。由此即使草率地做完一件工作，在我，也是一桩值得欢喜的事。但这情形不知道会不会被一般的读者了解。”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情下，巴金依旧努力编辑着罗淑翻译集；陆蠡也是在随时可能会被捕甚至是牺牲的情况下，依旧四处寻找罗淑的文章，并找人工整地代抄。这种对友人由衷的帮助和情怀，至今仍然令人感动。巴金虽在后记中谈到“他也是世弥的友人。”但由于现有史料关于陆蠡与罗淑之间有怎样的交往，以及陆蠡又是如何在上海寻找发表罗淑文章的刊物、以及他是如何找人代抄的记述非常之少，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那一段真实的历史。
罗淑去世非常突然，她于1938年2月9日在成都生下马绍弥，2月27日就因病去世。她当年翻译的《棺材商人》原稿，应该是早已交给黎烈文的《译文》月刊杂志社。但因随后抗日战争的爆发，当时的时局非常动荡，大家也都各自逃难，该文原稿可能早已不在。就是与此稿有关的罗淑、陆蠡也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即先后离世，黎烈文在抗战爆发后也是颠肺流离，他先后去了湖南、福建，抗战胜利后更是远去台湾直到1972年去世，他都没有再回过大陆。而与此稿有关的当事人只剩下巴金先生，巴金先生虽历经各种人生磨难，但却一直保存此页抄稿直到八十年代，我想也许正是巴老对故友们的那一份深深的情谊和牵挂，让他极为珍视此稿，也正因为如此，只剩一页的此稿也更加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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