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读书。我喜欢读的这个“书”，不是指学校学生的课本，指的是“闲书”。
当我的一只手端着饭碗，一只手捧着一本厚如砖头的小说时，在母亲近于严苛的呵斥中，我也听到过父亲不责不骂地一声声怪怨：那“都是闲书”，“看外闲书有啥用处呢”。从这时候起，我爱上了“闲书”——文学。也真没想到，这一爱，就真的爱了一辈子。
那时候我的读书，与现在人们的手机上网一样似乎有瘾。读着读着就上瘾了，上瘾了就放不下了。我睡觉时捧着书，吃饭时捧着书，劳动的休息间隙捧着书。从家里到小镇跟集的路上，一个人走着时，手不离书。村庄里有识几个字的人，于是就称我为“书呆子”……读《红岩》时，一天无论干什么，整个思维都沉浸在许云峰，江姐，成岗，小萝卜头这些书中人物的命运中。读《红楼梦》，在冰天雪地里，正在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着，心里却时时替那个如花似玉的林妹妹打抱不平……于是在人眼里，我就既傻又呆。
读着读着，就想写。写着写着，就想起了投稿。
上世纪的1979年，我在兰州铁路局天水段当“合同工”时，工局有一份《兰州铁道报》，记得报社地址是“兰州市何家庄”。投过几回稿，其中一次是一首“诗”，内容是将我们“合同工”比喻成了钢轨下面“黑不溜秋”的一根根枕木。稿子退回来时，附着编辑一封信,大意是：写东西“调子”要高点，“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怎么黑不溜秋”了？
有关投稿时的小心翼翼，以及无赖，焦虑，尴尬，失落等等太多。有些，已在《在蓝墨水的上游》一书里有文叙述过。曾经听说，我们这些“无名小卒”的稿子投给报刊编辑部后，有些编辑根本不看就扔进废纸篓里了。真的假的，咱不知道。在投了几回稿子石沉大海后，我就直奔主编，副主编。三回五回，我想，总有感动你的一回呢。
首先选择的是我们甘肃的《飞天》，《甘肃日报》。新疆的《绿风》，四川的《星星》，北京的《诗刊》，《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等等。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些刊物上不去，我死不瞑目。说实话，我并不完全认为这是年轻人的茫目狂妄。原因是我读过那些大刊物上的作品，自信那上面有些东西，我也能写得出来。这就给了我，有点“狂妄”的支点。
《緑风》诗刊是新疆石河子文联办的，现在早已闻名全国。《绿风》上稿不容易，但是他们很负责任。稿子一旦留用，至少通知两次或者三次。一次是“拟留用”，第二次是“拟发某期”，第三次是“已发某期”。与此类似的还有四川的《星星》诗刊，稿子留用一般也是二到三次通知。它是省级刊物，创刊于1957年1月，比同年创刊的《诗刊》还早半年。稿费和《诗刊》的一样高。其知名度与“国刊”也差不多。比如顾城的成名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最有争议的成名作《生活》，内容只有一个字：“网”。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于《星星》上发表出来的。我发表作品最多的是《诗刊》，给《诗刊》投稿，基本上都是投给个人的。比如叶延滨，李小雨，周所同等。省内的《飞天》，大多都是老乡老师为我负责看稿。
小镇一、四、七三日逢集。为了投稿，或者是为了得到一封稿子“回来的信息”，活儿再忙，哪怕夏收割麦子，给妻子找个借口镰刀一放，匆匆忙忙跑一趟集市上去。乡下农村与城市不同，邮政所是不会给我们将邮件送上门的。稿件从投出去到见到信息（或不见信息）期间等待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提起来，就提起了人一肚子的辛酸。投出去的稿子，百分之九十没有了消息。时间最短的，两个月就见刊了。一般是三个月或者半年。最长的一次是《星星》，因责任编辑退休换了人，我收到留稿通知后，一年半才发了。
那时候投稿都是手写，抄稿子时夹上几张复写纸，一次就至少要三四份。然后，分别投给选好的报刊杂志。曾经形容我的写作和投稿，与我种的庄稼一样是“广种薄收”。杂志社原则上全都是反对一稿多投的。咱们无名小辈，投五家还不一定能靠得住一家，所以常常尽管“不忌”。
几十年只记得“幸运”过一次：“三投三中”。那是1999年的事。稿件投出后，前后收到了《飞天》，《星星》，《诗刊》三家的留用通知。高兴之余担心“违纪犯法”，赶紧给两家编辑部发信退稿，结果只有《星星》一家退了，《诗刊》来信已编辑好无法更改。从此我也知道了，一些大刊物都是提前两个月编辑好定稿的。作品被《飞天》，《诗刊》两家杂志发表后的第二个月，果然有人发话了。当时《飞天》有个“编读往来〔心之桥〕”栏目，记得是延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就在这个栏目里对我的“一稿多投”提出了很不友好的批评。批评就批评了，杂志社原谅了我的错误，还是给我按时寄来了稿费。
我开通微信上网大概就是三年时间吧。三年来，觉得微信真是个好东西。使人学到了不少，尤其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太方便了。只要你写出来，就不愁发表。全国大大小小的微信平台多得数不清，能使人投稿时左右逢源。你觉得不方便，还可以自己写自己发表。刚开始上微信时，出于好奇，按平台提供的河南一家期刊的邮址，给了他们几首诗。真没有想到，至多两个小时吧，我还在电脑前坐着浏览新闻呢，就已经发表出来了。这给人的感觉是，除了有点惊奇之外，什么都没有。反而有点空荡荡的失落感。细看才发现，连我因不会电脑操作写的两个错别字，都是原样的。
去年有位“微平台”的诗友约稿，我说没写出点好东西。他让我选些以前发表过的也行，我说那怎么可以？一稿多投都不许可。而且以前发表过的，现在又拿出来发表，是否有“炒冷饭”的嫌疑？他说：“别担心，当年我们投稿不容易，再大的刊物发表出来，受众面比起当今互联网来太小了。现在写作上网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当年你发表了那么多大刊，名刊，如今的人知道的有多少？”
的确也是。但从我心底里来说：以前发表过的东西如今再拿出来发表，脸上总觉得有点不那么自在地“发烧”。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说过什么都赶不上趟。刚刚知道吃饭时就是“困难时期”。刚刚知道怎样读书时，便是无书可读的“非常”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好春天来临时，别人早已进入了网络时代，不用笔写东西了，动一下手指头，网上来网上去一片全新的天地。咱白天务农，晚上回家还是爬在枕头上一笔一划地耕耘着纸。人家投稿早就鼠标一点，全国大大小小的编辑部就走遍了。而自己依然将抄好的稿子，装进一只鼓鼓囊囊的信封里〔我投稿用的大信封，都来源于朋友的单位。〕等逢集时一步步翻一座山，来回跑上十几里路投稿。邮寄时，邮政所负责人将鼓鼓囊囊的信封放在手上掂了掂：“超重了加一元邮费，再加一元”……
“形势”逼人，不得不学习电脑。“五笔打字”学了一段时间，头疼记不住。“拼音字母”，咱这一代人根本就没有好好地学过。现在不学是不行了，于是咱就好好地学习拼音吧，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的时候才发现，几十年来，不知把多少字念错了，念白了。忽然想起近年来，网上常曝出名牌大学校长念错别字的笑话。看后，人心里真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滋味。我们这一代啊！求求大家，原谅他们吧……
生活条件的限制，手机已经相当的普遍了时，我才迟迟用上了手机。大家使用“智能”多少年后，我也总算有 “智能”了。在孩子与朋友的指导下，学习上网。好，好，太好了。也终于享受到了我的祖国改革开放繁荣富强，高速发展带来的高科技的甜果。学着照相，发图片，还能与一二好友聊天……尽管很慢。比如朋友第三条已经发过来了，我才写好第一条的回复。但，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学会了回复，享受了上网，我心里高兴，喜悦。
学习了，享受了，幸福愉快了，就知足得很了。知道世界上有网络，有微信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儿。尽管知道的非常有限，非常地肤浅。对于我，已经够了。
六十六岁是个吉庆的数字，不容易啊。社会上有人称我“农民诗人”，好得很。幸亏，“诗人”的骨头还是农民。幸亏农民还穿了件“诗人”的虚荣。这样，诗意就不会将眼前的现实，轻而易举地带向虚无缥缈的远方。
于是诗意着，又辛苦着，终于有了“六六”的年寿。与孙子们享些天伦之乐。有空了读点书，或报纸杂志上的小短文，不时地浏览一下网络微信。兴趣来了，或诗或文，也写点。至于投稿与否，早就没了当年的激情和兴致。
微信上网，满打满算就是三年光景。“朋友圈”，有一些是我加的，有一些是被加的，热闹得很。其实无论什么事，包括朋友圈的互动，包括朋友。热得快的东西，一定凉得也快。对于正在热的，别头脑发热。对于突然凉了的，不心生忌恨。朋友吗，哪有常热的？感冒一样发热正常，热到一定程度就会降下来，貌似凉了，实则舒服了。假如高烧不退，有可能会出问题。常热的不一定是好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常热的友情，有，可能是友情外的什么“鬼情”。“朋友圈”里，你说我几句好听的话，我恭维你几句好听的话。全是好话，但绝对不是好朋友的话。
去年冬天，决定退出了“朋友圈”。想来想去，活在“圈子”外面，好。偶尔烦躁了，踮起脚跟瞅一眼圈子里，觉得无聊。偶尔自己无聊了，再瞅一眼圈子里，似乎依然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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