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德国军队令人联想的是深刻的羞耻，最为人所关注的是纳粹德国的军事侵略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而使耻辱感更为深重的是人们相信，德国纳粹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是建立在普鲁士军国主义基础之上。正是在19世纪完成统一大业的普鲁士将这个国家带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新岗哨之初奉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在柏林市中心著名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建造了一座古典建筑——新岗哨(Neue Wache)，现在它是每年哀悼日的中心。
新岗哨建于1818年，最初是为了庆祝德国从拿破仑统治下获得解放，庆祝战争胜利建立起国家认同感。
后来在军事上的胜利——特别是1871年战胜法国——是普鲁士和德国成为欧洲强国的重要里程碑。新岗哨既是纪念胜利和将军们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普鲁士军事机器的中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令就是在那里宣布的。
与其他参战国一样，德国在一战中也蒙受了巨大的伤亡。
1920年代，这里首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哀悼日——人民游行（Volkstrauertag）。当时德国内部还讨论过建立一个类似于伦敦战争纪念碑（the Cenotaph）的国家纪念场地的问题。但1931年，新岗哨作为 “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地 ”重新开放后，德国社会出现了尖锐的分歧。
那些左翼人士希望纪念馆能表达和平主义者对战争受害者的同情。其他人——-包括迅速发展的纳粹运动——则坚持认为它应该继续发挥庆祝军事胜利的作用。
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们用英雄纪念日（Heldengedenktag）取代了哀悼日。新岗哨成为美化战争的象征——仿佛对当年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呼应，不过改头换面用了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风格。
历史变迁12年后，第三帝国的军事侵略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而新岗哨处于苏联占领的德国范围。
后来的东德，也面对如何使用这座建筑的问题。
1967年，东德士兵在新岗哨外的换岗仪式迈着正步。
1989年东德垮台，德国统一后，新岗哨又一次被改变，终于有了今天的样子和用途。
这一次的焦点是新岗哨内摆放了根据1930年代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原创所建造的雕塑《母亲与亡子》——一个女性怀抱死去了的孩子。
凯绥·珂勒惠支的雕塑被认为是人们最终将关注点从军事历史转向了战争和暴政的所有受害者。这也正是查尔斯王子参加的纪念仪式和现代哀悼日的精髓。
1933年，柏林，人民哀悼日 Volkstrauertag
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新岗哨发表讲话时说，二战的结束标志着 “暴政的结束，夜间轰炸和死亡行军的结束，德国前所未有的罪行的结束， 对文明大屠杀的结束”。
珂勒惠支的雕塑不仅代表一位母亲失去士兵儿子的悲痛，还要代表所有那些被卷入战争恐怖的军队以外的人所受的苦难，尤其是大屠杀的遇害者，以及像二战结束时遭受大规模性暴力的德国妇女，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受害者。
关于新岗哨的现代辩论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在修复柏林普鲁士时期建筑物时，那些战功累累的将军们的雕像是否应该恢复到建筑内或建筑物旁边它们原来的位置？ 而这又牵涉到一个更大问题：如今在强调纪念战争受害者时，又该在何处安放那些曾经为德国军队效力的军人们的集体记忆和声誉？
痛定思痛
201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新岗哨。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数百万的德国家庭痛失父亲、兄弟或儿子，他们毫无疑问是极为悲痛的。珂勒惠支在一战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她令人心碎地写下了自己让他们在1914年的爱国热潮中参军所留下的悔恨。
她写道：“给彼得写了一封告别信，就仿佛这个孩子第二次被剪断脐带。第一次是出生，第二次却是去死。” 几天后，他死在战场上。
珂勒惠支说， 新岗哨雕塑中的人物，代表了 “一个年老、孤独、痛定思痛的女人”。
然而，这种悲痛大多不得不藏在心里。这些死去的士兵不能作为英雄被公开纪念，因为德国军队越来越多地与纳粹政权的野蛮征服和战争罪行联系在一起。
德国在二战后，军队和服兵役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在纳粹德国被打败后，西方盟国最初禁止德国拥有军队。20世纪50年代，这一问题在冷战压力下有所松动。但新的联邦国防军（ Bundeswehr）的建军宗旨就是成为 “穿军装的公民”，尽可能地与以前的德国军队不同，而德国军队往往又被蒙上了一层面纱。
2013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赫尔曼纪念碑。
复杂心态在外交上，战争纪念活动也很敏感。
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意尝试吸引其他世界领导人共同纪念德国军队的伤亡将士。
但这在1985年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邀请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参观位于比特堡的一个公墓，结果外界发现公墓里还葬有纳粹党卫军军官。
人们普遍声称，纳粹的战争罪行是由党卫军和其他精英部队犯下的，而大部分的德国国防军——和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样——对大屠杀一无所知，也没有参与其中。历史学家玛丽-富尔布鲁克（Mary Fulbrook）认为，“国防军的爱国形象，维持了几十年，给那些在前线痛失至亲的人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抚慰。”
1985年5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左）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中）一起参观西德比特堡公墓。
但随后，1990年代一个名为 “德国国防军罪行 ”的巡回展览展示了德军如何经常参与配合暴行。富尔布鲁克说，这挑战了以往 “德国国防军清白无辜 ”的说法，“使这个问题在言语间出现了变化，让年轻人以新的方式质疑他们祖父母那一辈的叙事”。
这个问题在家庭谈话中所造成的尴尬，是德国人要纪念战争仍然非常困难的原因。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人们对军队的敌意依然很深。今天的德国还只是非常缓慢地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想成为更 “正常 ”的军事大国，将联邦国防军部署在国外。
1998年，纪念馆中的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的雕塑“母亲与亡子”（ Pieta）
为战争中丧生的数百万士兵的非公开或小范围的纪念活动仍然充满情感。战争墓地，是这类纪念活动的中心，大大小小的社区公墓暗示着阵亡将士人数之多。
负责德国战争墓地的慈善机构——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Volksbund）成立于1919年，目前仍在组织德国的许多战死者纪念活动，包括全国哀悼日。
自冷战结束以来，该慈善机构的工作还包括在中欧和东欧部分地区找回士兵遗骸和维护德国军人墓地这一极为敏感的任务，而这些地区正是纳粹犯下最可怕罪行的地方。
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强调自身的教育作用。它说：“这些大片的墓地让人铭记过去，也让生者直面战争和暴力的后果”。
德国最终在这一理念之下构塑了对战争的纪念。
德国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悲痛，包括失去数百万士兵的悲痛，已经足够真切。
但对德国战争中其他大量受害者的记忆也会一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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