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史名家詹姆斯·
乔尔在他的经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指出，衡量大战起因的真正关键很可能是1914年那代人的心态。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愿意冒战争风险、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并将它作为抵御有形威胁的唯一选择。
乔尔认为人们并不是由对自己利益的清醒认识来驱动的；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陈旧观念的浑浊残渣，甚至不总是清楚自己的动机。如何避免一代人的悲剧由下一代人继承，“一战”起源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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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
[英] 詹姆斯·乔尔 [英] 戈登·马特尔 著
薛洲堂 译
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使“一战”爆发
詹姆斯·乔尔
任何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在发动战争之前都需要确保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这个原因，1914年宣战的每个政府都想使其政策的呈现方式能赢得最大多数民众的赞成：法国是为了保卫法国的领土、抵抗德国新的侵略而战斗，德国则是为了保卫国土、抗击哥萨克部族而战斗，等等。欧洲各国人民接受并在某些情形中甚至欢迎战争主张，暂时忘却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分歧。但他们沉浸其中的心态并不仅仅是他们的政府为自己眼下的政治决策正名的结果。这种心态立基于民族传统和如下态度的积累，后者构成了对国家性质与权威的信念，而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学校的课程及政客和新闻记者们在讨论国际关系时使用的语言又强化了这心态。对这些信念和态度的复杂结合，以及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精神状态进行分析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恐怕不可能明确究竟什么是1914年欧洲的心境。我们缺乏对大多数国家舆论的详细研究，甚至对拥有研究资料并且可以查阅它们的国家也未做这样的研究，尽管让雅克·贝克尔的著作《1914年:法国人是如何走向战争的》详叙了法国人在政府开展动员时的心态，而关于德国公众对危机所作的反应，以及德国政府和保守舆论在“制造”好战热情方面所下的工夫，杰弗里·维海的《1914年的精神:德国的军国主义、神话和动员》一书则告诉了我们很多。
表现波斯尼亚危机的讽刺画
那些导致一战爆发的决策者们强烈地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而且这种意识部分地决定了他们在1914年7月对危机的处理。在1912年11月“战争会议”的前后，德皇担心奥地利强加于塞尔维亚的种种要求所骤然触发的一场“歼灭战”并不能给德国提供一个足以煽动德意志民族的口号；如果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任何争端中，俄国人拒绝进行斡旋的提议，这就使它自己处于无理的地位了，这一点很关键——“如果战争爆发，俄国人作为不愿让奥地利享有和平的挑衅方，他们给我们的政府进行动员提供了一个好的口号!”此外，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和对公众及政府态度的诸多研究表明，在所有交战国里都有某些因素帮助形成了使战争成为可能的心态。尽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至少自从1905年以来，一系列国际危机导致人们已在谈论战争，尽管某些作家和大多数陆、海军的将军们相信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当1914年7月的危机果然到来的时候，它使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当时的实际形势的许多人感到震惊。其实关注国际形势的观察家们发现，1914年前几个月的形势比以往几年更加令人鼓舞:两次巴尔干战争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遏制，列强之间没有发生冲突；可能导致法德紧张关系加剧的“萨维尔纳”事件在法国没有引起激烈反应；尽管英德海军竞争仍然在两国激起唇枪舌剑，但是有迹象表明双方海军建设的步伐可能放慢，两国正在就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和修筑巴格达铁路进行友好的谈判。当然，德国和俄国的报纸在3月确实爆发了互相攻击；人们也担心年事已高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每况愈下的身体可能产生国际影响，但是在1914年夏天看上去确实没有任何重大国际危机迫在眉睫的危险。欧洲各国的外交大臣和部长们正在埋头忙于日常事务：正如英国外交部的常务副大臣在5月给英国驻德大使的信中所写:“你将会从报刊上看出，眼下在欧洲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而且如果不是在墨西哥有些麻烦的话，我们这里还是比较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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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战前的外交博弈的漫画
尽管在所有欧洲国家里很多人肯定对战争感到疑虑和担心，但是有足够的普遍对战争抱有热情的证据(尤其是在各个社会内的能言善辩的成员中间)表明民众看待战争时的情绪经常是兴奋与宽慰。更加详细的研究也许会表明，对德国皇太子所称的“新鲜而快乐的战争”的热情需要加以修正(保守派的圈子里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这个说法了，也许是呼应了一首当时流行的狩猎歌：“冲出去，冲出去，参加快乐的追逐，身心焕然一新地冲向那新鲜的狩猎场。”这个提法还表明了许多欧洲人仍然把战争当作一种体育竞技的程度)。但是肯定的是，在1914年8月(此后有些人总是回顾这段时间，把它看成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一个短暂的阶段里，战争在每一个国家使人们忘却了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创造了一种民族团结的意识。因而在法国的村庄里天主教神甫破天荒地与小学教师互相交谈了，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大厦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出席了德皇举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尽管乌尔斯特统一派成员不会与爱尔兰自治运动支持者同台出席爱国集会，但是看上去曾将导致内战的问题至少暂时被搁置起来了。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情感显示出社会党人和其他反战人士把国际主义情感的力量过高地估计到什么程度，同时又把欧洲各国政府能够煽动的民族主义本能情感低估到什么程度。这不仅仅是由于社会党人经常错把言语当成现实，或者号召举行总罢工的激进分子们并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准备工作。当战争到来之际人们之所以普遍接受它，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全欧洲爱国主义已被灌输至国家生活的各个层次之中。这也是多年来使用新达尔文主义的为生存而斗争和适者生存的语言讨论国际关系的结果。而且这些年来通过暴力革命获得解放的思想已经广为传播，无论是个人解放，还是民族解放都需要暴力。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大人物和有权势者。没有这种思想，促成七月危机的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不会受到激励去暗杀那位奥地利的大公。许多理论家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民族性原则。罗马尼亚作家奥雷尔·波波维奇把民族主义看成“自然法”的胜利：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独特特性发展下去，这种斗争构成了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他认为民族性取决于自我意识，即一种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一旦一个民族拥有了它——呈现出一种有机生命体的特征，自然赋予了该生命体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自由。但是，如果它要成长和兴旺，它必须像任何其他生物一样具备成长繁荣的适当环境，即它需要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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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人们普遍认为，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件好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分子在强调战争经历重要性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纪律性和服从意识这些美德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大肆宣扬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分子尤其不断地宣扬这样的情绪:“尽管心胸狭窄的民主派人士呼喊反对战争，把战争说成是过时的野蛮行为，但是我们把它看成对日益虚弱者最强有力的激励，是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快速和英勇的手段。一个民族不仅需要深厚的感情，而且需要另外一种美德，一种正在日益受到鄙视、不太被人理解的美德——服从。”战争被视为将给个人和民族带来福祉的活动，意大利未来主义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领军人物菲利浦·托马索·马利奈蒂用他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总结了这种思想:“战争是这世界保持清洁卫生的唯一道路。”在第一次海牙和平大会上著名的英国政论家锡德尼·劳发表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一场正义而又必要的战争并不比一次外科手术更加残忍。给病人一些疼痛，使你自己的手指沾满鲜血，红得难看，总比让疾病在他身上漫延直到他成了自己和世界都反感厌恶的累赘，在令人奄奄一息的剧痛中死亡要好。”甚至支持“和平”主张的那些人都没有放弃自卫的原则或者关于民族之间斗争的伪达尔文主义思想。在1899年海牙和平大会上提交的支持请愿书上约100万德国人签了名，在宣称支持国际仲裁和斡旋的同时，该请愿书也强调：
只要我们周围的世界刺刀林立，我们就不想让德国解除武装。我们不想弱化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者不去争取我们能够通过民族之间的和平竞争获取的任何好处。如果德国在任何时候在一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中被迫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我们不想让德国的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削弱。
在法国，民族主义右派说出了同样的话。1912年，作家阿贝尔·博纳尔(AbelBonnard)对于战争曾写道:“我们必须拥抱战争的所有美好品质。当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的时候，他发现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本能，而是他的各种美德……正是在战争中万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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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呼吁踊跃参军的海报
满怀豪情参加一战中那些最初战役的青年们，头脑中充斥着这样的观念:作为一种使人获得解放的经历，以及实现新的民族团结的手段，战争是可取的。比如，在法国有两个作家在1912年使用化名“阿加东”(Agathon)为巴黎一家报纸在该城的学生中间进行民意调查。尽管这绝不是一次公正无偏向的调查，鉴于这两位作家一心想抨击实证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学术机构，但是该调查中包含了揭示学生们心态的有趣证据，这些学生属于传统上与法国政治精英关系密切的院系。至少这几百位年轻男性(没有任何关于年轻女性观点的描述)比之前一代人更加好战，而且准备赞同这样的情感:“正是在军营里、在枪林弹雨之中，我们将经历法国力量至高无上的扩张，这力量一直潜藏在我们心中”。这肯定是莫里斯·巴雷斯的思想对法律专业和巴黎自由政治学堂的学生影响程度的证据，尽管也有证据表明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不认同这些观点，比如反对把服兵役的时间延长至三年的法律。不管怎么说，法国精英中这一特别的部分并没有获得什么发挥他们影响的机会，因为在“阿加东”调查之后不到两年时间，许多受访学生参军后已经在战场上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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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4年，战争的概念，虽然不是战争现实，已经为人们熟悉。自1905年以来的每一次国际危机似乎都使人们进一步靠近战争，尽管每一次都避免了战争，因而总是有一些认为战争永远会避免的乐观主义者。比如，让·饶勒斯甚至在1914年7月30日还说:“这将会像阿加迪尔一样。形势将会有波折起伏，但事情并非不可收拾。”可是许多人并不认为战争是完全不可取的经历:一些人把它看成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条途径，使国家健全的一次必要外科手术;其他一些人则把战争视为一个逃避日常生活周而复始的常规和枯燥乏味的机会，一次伟大的历险，或者一种体育挑战。少数人把战争看成发动革命的机会……根据关于维克托·阿德勒1914年7月29日在第二国际执行局布鲁塞尔会议上讲话的一份报道，这位奥地利社会党的领导人遗憾地说道:“在民族主义的斗争中战争似乎是一种解脱，一个不同事物将要出现的希望。”确实奥匈帝国的领导人们抱有这种模棱两可的希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奥匈帝国要生存下去，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必不可少;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也抱有这种希望，因为他们认为，正如一个美国外交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冒险打一场孤注一掷的战争总比被不幸的处境扼杀，使他们慢慢死亡要更加令人宽慰一些”。对于许多南部斯拉夫人(包括暗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小团体)来说，民族事业超越一切关于谨慎的考虑和功利方面的盘算，但是这种要求苛刻、不择手段的民族主义并不局限于追求独立和统一的弱小民族。到了19世纪末，这些思想已经与以下这种信念联系了起来，即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远非其公民的总和——其公民只能在其内部彻底实现自我，因而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要求其公民的忠诚与服从。尽管自由主义思想者继续坚持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有权抵制国家，而且在战时的英国因良知而拒服兵役的权利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尽管社会主义者宣扬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将取代民族忠诚，但是各国民众在1914年对世界大战爆发的态度显示民族国家的要求和它灌输的价值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比其他忠诚强大得多。
决定参战的那些政治领导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维护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民族利益。这些民族利益部分地是从传统的领土或者战略角度来界定的——法国要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俄国要确保君士坦丁堡和两条海峡的安全，英国关切的是比利时的海岸不能被敌对强国占领——但是也从更为总体的角度来界定，这意味着一整套世界观(Weltanschauung)，对事物的性质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看法。这包括关于维持或者改变力量均势的必要性的思想，关于国际生存斗争和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以及关于作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的帝国应发挥何种作用的思想。一旦做出参战的决策，所有的政府要能够打赢战争，因为它们的臣民接受了战争的必要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大敌来犯，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国家和家园，战争似乎是，或者被说成了不可避免的头等大事。他们并不质疑世代被灌输的自己民族的荣耀和优良品质。
1914年的社会心态只能大概地和印象式地加以估量。我们越详细地研究它，就越会发现每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或者说同一国家里各阶级之间也大相径。然而，在每一个阶层中，都有冒战争风险的意愿，或者愿意接受战争作为解决一系列政治、社会和国际问题的出路，更不用说将战争显然当作抵御直接有形威胁的唯一办法。正是这些态度使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解释最终将仍然存在于对欧洲统治者及其臣民心态的考察之中。
（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第八章“1914年的社会心态”，有删节，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辑所加）一战起源集大成之作
了解大战究竟缘何爆发
汗牛充栋的一战起因研究成果中，近30年以来最值得称道的作品，当属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他综合考察评析了近百年来主要的一战起源研究成果，并阐发了独到见解。乔尔首次提出需要研究那些“未言明的假设”（the unspoken assumptions），简而言之，就是要考察那些在暗中影响统治者决策，却又并不显而易见的因素。这其中包括社会思潮、民众对政府的影响等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变量。由此，乔尔开创了一战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引领了众多后继者。——编辑推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
（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
〔英〕 詹姆斯·乔尔 戈登·马特尔 著
薛洲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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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可能是迄今所有战争中最为扑朔迷离的，因此也吸引了众多探究者。在汗牛充栋的一战起因研究成果中，近30年以来最值得称道的作品，当属本书。
乔尔在书中全面分析了这场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如何爆发，认为1914年那代人的价值观是衡量大战起因的真正关键。
2007年，当代著名外交史、战争史专家戈登·马特尔对本书又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扩展，使这部经典著作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简介：
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1918—19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史蒂文森国际史讲席教授。是20世纪最卓越的国际史研究者之一，同时对无政府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思想史也颇有研究。
戈登·马特尔（GordonMartel，1956—），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历史评论》的初创编辑之一，专门研究现代战争史及近代国际关系史。
薛洲堂，1955年生，江苏盐城人，先后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院和南京大学外文系，曾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系主任，驻印度和智利使馆副武官、武官，出版有多部译作。
文案&图片 | 鲁大东
微信编辑 |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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