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主义”“义气”的“义”，是繁体“義”的简化字。
1956年，国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公布了第一个《简化字总表》。其中的《第二表》，是“可做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共收简化字132个和简化偏旁14个，里面包括“义（義）”，既是简化字又可作偏旁。
不过，这不是第一次将“義”简化为“义”。
（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第二表）
1935年8月，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其中包含了将“義”简化为“义”。
由于受到一些有影响人士的强烈反对，1936年2月，民国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撤销上述简体字表，训令 “简体字应暂缓推行”。
可知，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将“義”简化为“义”是有迹可循的。
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教育部公布的324个简化字，也不是拍脑袋琢磨出来的，而是每个字都有可追溯的历史嬗变源流。
“義”简化为“义”，亦是。
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八《新舊五代史六》，于“歐史脱文誤字”条下说，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后唐“太祖子八人篇中凡‘存義’字皆當作‘存乂’”。
这是从版本学角度，对讹误的校订，说早期欧阳修著作的刻本中，“義”是刻作“乂”的。
宋版唐代刘餗的《隋唐嘉话》卷上载“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明清版本中，“乂安”被改回了“義安”；“存乂”被改回了“存義”。
可知，宋元之时，“義”被写作“乂”，并非偶然情况。
不仅如此，“義”也被写作“义”。
《京本通俗小说·馮玉梅團圓》中——“此人姓范名汝爲，仗义執言，救民水火，羣盗從之如流。”
“仗义执言”，在当时本该写作“仗義執言”的。
同书的《错斬崔寧》中——“如今衆人計议，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
“議”写作“议”，倒是与1956年《第一批简化字总表》中的“言”简化为“讠”、“義”简化为“义”的规定一模一样了。
何以会如此呢？
唐宋时期，逐渐进入了古汉语的第二个阶段——即古白话阶段。同时，文化普及程度也与之前有了很大提高，书籍印刷业得以快速发展。人们，包括刻版工匠，在使用汉字时未必都像以前那样“刻板”，于是出现了很多字形简化和同音假借的情况。
“乂”，读音为“yì”，与“義”同音。大约为书写或刻版方便，所以就出现了将“義”简化为“乂”的现象。
至少在五代的时候，“乂”字俗体，就可写作“义”。
五代释可洪《藏經音義随函録》之第十一册《百論》上卷载：“义时，上正作刈、乂。”
这是解释“义时”之“义”的“音义”，说“义”的“正体”就是“刈”或“乂”。
可见，“义”字由“刈”或“乂”而来；“乂”先被同音假借为“義”；然后，为了与“乂”区别，又选定了其俗体“义”来作为“義”的简化字。
“乂”，是从“義”简化到“义”的“中间环节”。
大致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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