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漫记（上）
□吴金高
世间所有事情，影响决定其起始、进程、快慢与成败的指标要素，最硬性的有仨：时间、地点、人物，所谓天时、地利与人和。要是按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好像时间还不算最关键，但毕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嘛。因此，自古以来，人们计算做事行动的起时、用时、占时、耗时、终时，往往得提前选定、准确掐算、及时累计。
随着人们对准确计时工具的迫切需求和日益探寻,钟表便应运而生。
01
千百年来，上至真龙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恐怕都很看重施行布事的时辰、时更。古人计时的水漏、沙漏，还有日晷，都是“广义钟表”发明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在钟表诞生之前，描摹人们生产劳作、生活起居间隔的时与刻，多借助日月升降、更夫敲击和雄鸡啼鸣这些“显活”的物象，喏——“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日月轮回，天地晨昏，戊亥子丑，月牙五更……这些时间的标记，现实中无事无处不在，与古诗词一样，大众文艺作品中也留下不少与“时间”有关的妙语、轶闻：电影《闪闪的红星》里，主题歌《映山红》所唱的“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是子夜时分普遍心理的真情诉说，更是期盼红军快回的殷切念想，一语双关，赋予了实际时间以革命的象征意义。特别经典的“半夜鸡叫”，随着小说《高玉宝》的出版，加上小学教科书的节选，以及同名动画片的放映，几个忍无可忍的长工将计就计痛打贪心财主的故事广为流传，而故事的缘起，就是那个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多干，半夜学鸡叫，硬生生把鸡圈里的那群“活钟”提早激活、“拨快”了好几个钟头。
我父母他们那辈人，头脑中大多没有钟表所界定的二十四小时，但也自有他们约定俗成的时间说法：
“明早什么时候去铜城赶集啊？”——“五更头吧，早些个走占个好摊子。”
“你家小五子什么时候落地的？”——“鸡叫头遍哎。”
“小大子上书房走多早哇，天才麻花亮哩。”
“太阳都中过西了，怎么还没吃中饭？”
“快起来啊，太阳都过树梢子了！”
“明个上他老舅舅家吃暖房酒，早点去，不要等天打黑影子才走。”
……
02
有刻度、计实时的真正的“钟表”，发明并发展于15、16世纪。
如今，在功能强大、广为普及的手机面前，钟，表，在计时上似乎已显得“过时”，回望其更替兴衰的历程，有明显的起落，好像就是近几十年的事。
在我国，钟表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稀罕物，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钟表还很稀缺，那“三转一响”（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连城里人都梦寐以求，在我们乡下，更是极为少见。
我小时候见过的手表，有印象的，就不是哪个人戴的，而是在电影上。
老电影《董存瑞》中，总攻即将开始，赵连长说，3:30全团要发起总攻占领隆化中学，现在离大部队总攻还有25分钟。中学周围的几个火力点被我突击队员一个个炸掉，赵连长抬腕一看手表，表针已到3:25位置，画外音是他的“离总攻发起的时间还有5分钟！”随着爆破手应声而起，最顽固的一个大碉堡也被炸翻，战士们迅即潮水般往前冲锋……谁知，横跨旱河的那座桥上突然喷出几条火舌，眼见战士们一排排倒下……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在火力掩护下，冲到了桥下，可怎么摆弄，炸药包就是顶不上桥体……这时，赵连长再次看表：分针即将覆盖“6”，秒针也快接近“12”……在他万分焦急的一句“哎呀，来不及啦！”之后，就是英雄舍身炸碉堡那感天动地的壮举。
是啊，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频仍，国内百姓别说戴手表，见过、甚至听过的都极少极少。即使是军人，革命队伍里的，也只有一定级别的首长、指挥员才能戴得上手表。据说，当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戴的手表，还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临时赠送的呢。
的确，那时候，钟表是比枪支弹药还重要、还金贵的！
我记忆中，电影中凡出现钟表镜头，基本都是紧要、危急时刻。
印象很深的，是抗美援朝的老片子《铁道卫士》，接近尾声时，在飞奔的军列顶上，一边是我公安高科长被敌特马小飞掐昏过去，一边是悬挂在火车扶手上晃荡不已、嚓嚓作响、随时都能爆炸的一枚定时炸弹。千钧一发之际，高科长苏醒过来，拼尽全力够到手雷并沉着镇定地拧掉定时按钮，终于排除险情，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几十年过去了，电影情节已经模糊，但那枚与时钟绑在一块的有经纬刻痕的椭圆手雷，连同那一串扣人心弦的钟秒嚓嚓声，一直印象深刻。你看，钟表本来是计时的，当它的定时闹铃机关和炸弹引信安连在一起，就成了特别致命的武器。
外国故事片中，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剧情与钟表密切相关。游击队员在街上接头，所用的暗号，不是什么口令，也不是什么纸条，而是各自出示的同款手表。他们经常联络的固定地点，是一个钟表店，里面陈设华丽，墙上、台桌上，各式挂钟、座钟琳琅满目。店主，那个慈祥而沉稳的老钟表匠，是片中一个很重要的配角，其真实身份是游击队员，还是骨干分子，负责联络站工作。不离其身的，还有一个与他的“掩护性职业”特别相称的道具——怀表，走在街上，表链子晶亮耀眼，在西装衣扣处若隐若现。老钟表匠以钟表店作掩护，也经常按照这块怀表的指示，为了萨拉热窝，配合瓦尔特，与德军机智周旋……钟表，成了贯穿这部影片始终的或明或暗的主线，仔细回味，几次响起的主题音乐旋律当中，就有某种乐器模仿着的钟声，深沉、雄壮、激越。
现在网上回放《董存瑞》，快进，暂停，能清楚地看到赵连长戴的那款手表：表盘正中上方，是ROAMER几个字母，百度一搜，是瑞士的“罗马”表呢；那手表上似乎还有划痕斑点，抑或是老电影本身的黑白灰蒙，但还是感觉表盘清晰、刻度精致、时分秒三针修长，秒针末端还是个三角的，特别生动；尤其整点位置的设计很考究：6个单数点（1、3、5、7、9、11）位置是水滴状，6个双数点位置除了数字外，还有个圆点，所有“水滴”和圆点，都和时针分针上的内嵌一样的色调，那种荧光材料独有的淡绿色（实际的）——这是夜光表的特征，战争岁月多么需要这样的手表啊。历史悠久，国际名牌，“罗马”表是名副其实的。这个牌子，以前的确很响，但人们毕竟是听说的多，购买、使用的少，就一直想当然地以为，罗马表是罗马尼亚产的。七八十年代常听的一段相声里，就抖了这样一个“包袱”：有人问一新婚小伙子，怎么买了罗马手表？他说，戴罗马表有意义啊，罗马尼亚早就同咱们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最近总统又来访问，戴上它，不也表示表示嘛。
受电影的影响，我们小孩子对手表也经常心驰神念，那时候，差不多每个小学生都在自己的手臂上画过手表。手表的大概样子个个知道，一般都是先画圆圆的表圈，然后时点刻度，最后中心、三针。表带当然不能缺少，自己的右手在左臂上画，转过臂膀，画得宽窄合适、线条衔接得妥帖无痕，那真是本事。也知道用铅笔画，太淡，几乎看不见；钢笔画，容易掉色，还会脏了衣服；最理想的，是蓝色圆珠笔，经久耐看，连磨带洗，“戴”上个两三天也没问题。几个侄儿很小的时候我都带过、哄过，让他们不哭不闹，逗他们开心，很常用、很管用的招数，是在他们的小膀子上画个手表。
03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周边人家，大多和我们一样，是没有钟表的，男女老少，居家出门，几乎都没有任何“看”时间的依靠，可是，大家做家务、干农活，或是上书房、出远门，作息如常，起居有恒，往返不误，想想，占的是广播的便利。
六十年代开始，许多地方，广播就是钟表。
那时候，我们农村里，家家户户最显眼、仅次于电灯的很重要、最常用的“电器”，就是广播喇叭。那种绕线圈带磁铁的舌簧式喇叭最为常见，讲究点的，会蒙上布，外罩个木盒，给人一种“音箱”的感觉，听起来似乎更雄浑悦耳些。它们大多被固定在堂屋左（右）侧山墙上，或户外的走廊里，墙体或木柱上钉个铁钉，挂上去就行。喇叭上有两根引线，一根外接进线，一根是地线，续长后接入下方泥土即可。过去农家室内地面大多就是干土，极少数的可能铺砖，好在插一根铁丝入地，都不成问题。
每天早中晚，县广播站各有一次播音。早上，5:50开始，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那是比任何整点节目更受关注的金牌节目、红色声音，这开始的时间多少年如一日没有变化；7:30天气报告后，第一次播音结束，也顺告下次播音开始时间。中午，11:25第二次播音开始，12:00 “对农村广播”，当《社员都是向阳花》的乐曲响起，那基本就是学生放学路上、社员收工回家、屋顶炊烟袅袅、家家准备午饭的时候。晚上，大概6:00吧，第三次播音开始，到了8：00，转播中央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是一天中另一个重磅热播节目，相当于现在的电视《新闻联播》。在农村，这档节目播出时，夏天里，人们大多还在田间场头忙碌；到了冬天，则是掌灯时分，多半已吃过晚饭。
听着广播里是什么节目，就知道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除了故意的拖延，好像就没有什么人耽误过什么事的。
广播响、广播停，是一天当中很具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我们上小学、初中时，早上、中午啥时上学校，一般都是“广播停”的时候动身走，肯定不会迟到。晚上，“联播节目”之后，广播喇叭里耳熟能详的结束曲《国际歌》响起，在冬天，差不多就像军营里吹响了熄灯号，不少人家基本已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光景，过一会儿，周边远近就万籁俱寂了。人睡下，好像才一觉醒，远近的公鸡叫了，头遍、两遍，睡梦里听的心里揪揪的，过一会儿广播一响，又得起床了啊。
每天早上、晚上，还有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在家的时候，是要帮助做些家务的，早中晚，那特别特别熟悉的开始曲《东方红》（交响合唱，后来逐渐改成《歌唱祖国》）一响，就是我们开圈喂鸡、淘米洗菜、烧火做饭的统一号令，也基本是大人出门上早工、午歇吃中饭和下晚工回家的权威批准。
以前，县广播站院内，竖着个城区乃至全县都独一无二的高杆子，从下向上，由粗到细的几截黑色的木杆依次绑接着，高高的，站在下面朝上望，还有点摇晃呢，最顶上，安了个平铺着的“非”字形金属玩意，听人说那就是接收天线，中央台、省台的广播信号，包括那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都是从那里接收、再转到全县家家户户的广播里的。县广播站将上级规定节目，加上自办节目，按照固定的时间安排，将信号逐级传输下去，到公社有放大站，经各大队部的转接，再依次传到所属生产队的一家一户，那信号的“终端”，就是一个个广播喇叭，把它们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一根电线。我所知道的 “县——社——队三级广播网（有线）”，当时的基本形态就是这样。
那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电线也是如此。公社放大站到各大队的广播线，就那么一根，而且还与大队部那个手摇电话机共用一线。公社有要事来电话，一般只能在广播停以后，放大站的工作人员会在广播上先喊上一句：“请**大队把广播线的闸刀拉下来，马上要打电话了。”于是，广播线就迅速切换成了电话线。电线杆也是因陋就简，有的借用农用电杆，有的依靠房屋的外墙或廊柱，有的干脆搭在枯树上，即使单独的，也不过就是一根树棍或毛篙。
但即使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农村里，哪怕是远离大庄台的单门独户，家里广播照响。要是广播或线路出了问题，在当时可是大事，好比今天，停水了，断电了，手机没信号了，那还了得，不过不要紧，各大队有专配的线路维护员呢，总是随叫随到。
这些，与钟表有关系吗？当然有，上上下下对广播的重视和普及，不等于就是维持我们赖以报时的 “特殊钟表”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不竭动能吗？
人们对广播的依赖，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早上起身，放牛或者拾粪，也钓鱼，然后回家吃早饭去上学，几乎从来没耽搁、迟到过，想想，靠的就是广播：不但在家有广播，出门在外，电线杆上，生产队公房的屋脊上，大队部前的树梢上，还有附近华水农场前前后后几幢房屋的顶上，好多处都安有广播，还是那种“颈细、嘴大、舌头圆”的高音喇叭。四面八方的广播喇叭正常播音时，整点会报时，而那一个个固定的节目，从开始提示、语词特点到播音风格，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大家早已听惯了，早已是很清楚、很及时、很精准的时间提示了，大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总之，在室外，广播声绝对如影随形，根本不会误你什么事。至于广播停的时候，农民在田里，工人在车间，学生在课堂，时间就有各自的集体以另外的方式稳妥把控着，同样不会误事。
我经常回想，那时家里的广播，好像也没有开关，更没有音量控制，声音那么响，几乎没怎么关过，却也没人“嫌吵”啊，感觉就没有一点干扰，什么原因呢？现在想想，也不奇怪，大人小孩，几乎都是成日带夜的忙，谁不累、不困啊，倒下就睡，谁还在意广播声呢。再说，里面传出的，可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都是要听、要学，有的甚至是要背的呢。偶尔，哪家有小孩哭闹不止，或是家里来人说要紧的事，想临时“关”下广播，很简单，只要不是黄金时段，没播紧要通知，地线一拔，马上就清净了。当然，一会儿还得插上地线，恢复广播，不然，等于是钟表停摆，会误事的。倒是有时嫌它声音小，一看，地线旁边的泥土干裂了，松动了。插地不实，等于接触不良啊，解决的办法，我们小孩子都知道，往下深插一些，再倒上点水，踩实几脚，音量马上就有改观。
全国亿万民众充分感受广播便利，及时感知最大突发事件的，是毛泽东主席逝世那天。1976年9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防震棚里上课，旁边林庄东头的高音喇叭突然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接着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男播音员异常低沉凝重的预告，似有黑云压城。大家再也无心上课，疑惑而忐忑地等了近一个小时，再次听到报时后，广播里就播放出建国以后反复播报次数最多、播报时间最长、内容最惊天动地的《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还有平时极少听见的哀乐。
过去，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人特别崇拜广播，没人特别感谢广播，但广播，到时就响，不用操心，风雨无碍，而且，不用缴费，无需携带，也不怕丢失，是准确报时、及时传播大事的天籁之声，方便至极，也神圣之至。我们真的应该为它唱上赞歌的。
的确，如今钟表、电视、手机的许多功能，先前的广播早已集于一身。虽然电视，连同钟表、手机早已不算稀奇，但广播永远是老大，不然后来怎么是叫“广播电影电视部”、“广播电视总台”的呢？
（待续）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吴金高，1963年9月生于江苏金湖县黎城公社上湾大队。现为金湖县教师发展中心语文研训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