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最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终结了金庸小说。而他这样的人，比我们想象中难对付得多。
张大千能坚持“可爱”的一点原因是，他明白韦小宝式的把戏，艺术上没有自家面目，到了历史上人们可不认账。
晚年张大千搞起了大泼墨，五彩淋漓，确实有特点。但正如他的绘画总给人一种妖冶之感，富贵中似带些轻薄，大千画的莲花十分精彩、墨气弥漫，却很像都市中五光十色的生活隐含着的一头雾水。这不由让人想起台湾李宗盛的一句歌词：“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
20世纪，乡土中国开始急剧城市化。它既带给了中国人多彩多姿的另一种文明生活，也让离开土地离开千年传统的人们变得轻漂和悬浮。我们可以相信社会进步论的观点，从乡村到城市，是文明的高级演化；也可以相信生态浪漫主义的说法，乡村到城市，是文明的腐化和堕落。但不管从乡村进化到城市，还是从城市返回乡村，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一定是很迷惘很惶惑的。这在和平的年代，也许至少需要三四代的人的适应与积累，才能将转型期的阵痛混乱慢慢淡化。
可惜20世纪的世界不太平，中国也随之不太平，内部乱，外面也趁机捣蛋。结果大震不断，小震频发。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加上萌芽，顶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怎么经得起折腾？最后也只能留下个轻薄的底子。
真的，我们的都市人格和心态也只能停留在“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的水平。记住，仅仅是开始——而且，我们仍带着对莲花的记忆。
不尴不尬的牡丹。
前文中说过，一提小宝有七个老婆，男人们就露出甜美的微笑。这当然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男性集体无意识的表露。不过，想做当代韦小宝的男人得小心点，一旦莲花变成了不尴不尬的牡丹，不要说七个老婆，一个老婆你也要好生尊重才行。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仅仅考察了小宝如何对待女人，但很少牵涉到女人是如何对待小宝的；或者说，小宝所处的阴性环境是如何的。
金庸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塑造经常让人拍案叫绝。有人归类出四大名旦——黄蓉、小龙女、赵敏和王语嫣；还有所谓的七大美人——问九（长平公主）、李莫愁、公孙绿萼、苗若兰、木婉清、方怡和陈圆圆。这些都是美人，还有许多以个性见长的女性，如程灵素、阿朱、阿紫、任盈盈、岳灵珊等。若她们一起做客大观园，贾宝玉至少得犯一个月呆病，黛玉的肺结核可能恶化得更快。
有些读者仍嫌美中不足，觉得金庸小说中的女子都是爱情至上，而男人都以事业（权力）为重，很少有男子对一个女子有刻骨铭心的思念与追求（其实有例外，如段誉和杨过）。
这个现象不好解释。金庸矢志呈现出中国人的性格情感和心理，而20世纪的中国实质上是现代化（主要是西方）观念至上的时代，用形形色色的现代观念或概念去批判传统（也即所谓的启蒙），确实可以说出许多道道来，爱情问题只是一个方面。
“爱情”这个词和其中所包含的罗曼蒂克本身也是个舶来品。如果追溯至骑士在贵夫人窗前唱小曲的法国普罗旺斯传统，那么中国只有诗经时代有些相像。骨子里，爱情是一个大梦，是“梦中情人”形象在现实世界上的投影。追求爱情痴迷权力在佛家都是执，都是空，还是断了好。
金庸小说中的女子高唱“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男子迷恋于武学和权力，虽然在情理方面也许有高下之别，但都属男男女女的“痴”。他们亦真亦幻，让人感动让人流泪让人扼腕叹息，可都是人生必须经过、值得留恋却又不得不伤逝、超越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与女儿性的推崇爱情相比，传统中国重视的是男女之间亲情，包括妻性、母性，也涵盖了女儿性。正如中国有神，西方有上帝，看似相似，实质迥异。
广义上的爱情中西皆然，都是男女激情碰撞缠绵的表现形式与表达方式。但一般来说，西方式的爱情与上帝都是物自体，自成一统，特别玄乎；而中国的爱情也有梦幻的成分，可它的指向和归宿还是婚姻家庭，比较具有社会性和日常生活特征。
唯其如此，一个较注重过程和体验，一个较注重结果和理性（这词儿听起来就和爱情矛盾，但确实是中国传统伦理的规定）。唐吉诃德把胖婆娘如此这般情人眼里出西施，老实说，这在传统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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