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80年的新星音乐会,我想当时的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当年《北京晚报》复刊不久,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跟《人民音乐》主编、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金兆钧聊起新星音乐会,他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也是见证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影响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大事。

1980年,《北京晚报》一宣布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金兆钧就听说了,那时候他正在读大三,学校里的同学们很快就热烈讨论起来。“新星音乐会,最扎眼的就是一个字——星。”金兆钧说,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对很多事都有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就是能不能叫歌唱家为“歌星”。

“对一些稍微正统的老同志们来说,歌星会让他们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周璇,她的音乐风格和立场与同时期的音乐是很不一致的,所以老同志们不太接受。”但新星音乐会的消息一出来,社会上开始有人讨论:踢球的能叫球星,演电影的能叫影星,为什么唱歌的不能叫歌星?

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气氛极为活跃,在金兆钧的记忆里,《北京晚报》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本身就是争论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件。”后来,朱明瑛、郑绪岚、苏小明、任雁等歌手登台,“有已经出名的,也有新人,虽然从学术意义上说,不是所有人都是完全的流行唱法,但这批歌星已经不再用高、强、响、硬的方法歌唱,表演风格很接近大众,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

金兆钧新星音乐会(金兆钧新星音乐会让)(1)

金兆钧感叹,音乐最先成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发应,说是一场启蒙并不过分。“耳朵的启蒙比视觉快得多,也简单得多,这些音乐在演出中一唱,收音机里一播,大家很快就能感觉到不同的气氛。”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就是作曲家谷建芬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反映的刚好是当时年轻人的心态,雄心壮志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奋斗青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金兆钧新星音乐会(金兆钧新星音乐会让)(2)

这场音乐会的影响,没有因为它的落幕而结束。“中国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是在这之后开始的。”金兆钧说,“按理说,做演出是演出公司的事,《北京晚报》作为北京一家特别有影响力的报纸做了场音乐会,对北京乃至全国都有示范作用。这不只是一场娱乐性的音乐会,而是一种导向。”在这之后,北京、广州两地的流行音乐市场迅速发展。

金兆钧记得,改革开放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全国仅有一家唱片社,“新星音乐会之后没多久,当时的东方歌舞团成立了自己的录音公司,等到了1983年,全国就蹦出来300多家音像出版社。”多家出版社的出现,既得益于国家政策允许,也要禁得住市场的考验,就需要大量的新作品和人才。“这时候,谷建芬、王立平、陈晓光等一大批词曲作家出现了,在新星音乐会之后逐渐释放自己的作品。”

新星音乐会上的新人也反向刺激了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审美。“当时有歌星本来是拉二胡的,不是唱歌的,但只要能感动人就可以唱,观众就喜欢。”金兆钧说,这和原来声乐界认为字正腔圆、受过训练才能唱歌的想法显然不同,“但这就是流行音乐的特点,这无疑对后来的年轻人,甚至对创作者都开拓了新的思路。”

作为一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上演的音乐会,新星音乐会也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体育馆怎么能开音乐会?在过去想都不能想。可这场音乐会过后,首体在北京年轻人心里就不只是个搞体育的地方了。”甚至在现在的音乐圈,年轻音乐人只有登上北京首体开了个人演唱会,才有底气觉得自己是个“腕儿”。后来,北京还有了工人体育场、鸟巢等大型场馆,成为一代代人文化生活的记忆。

“新星音乐会开了个头,当时影响大到无论你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会来关注。”金兆钧说,“有关注就有不同的思考,比如关于演唱的风格、题材和体裁,直到今天,时代变化了,这些仍然是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促进后人不断的探索和发展。”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韩轩

编辑:关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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