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80年的新星音乐会，我想当时的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当年《北京晚报》复刊不久，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跟《人民音乐》主编、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金兆钧聊起新星音乐会，他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也是见证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影响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大事。
1980年，《北京晚报》一宣布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金兆钧就听说了，那时候他正在读大三，学校里的同学们很快就热烈讨论起来。“新星音乐会，最扎眼的就是一个字——星。”金兆钧说，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对很多事都有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就是能不能叫歌唱家为“歌星”。
“对一些稍微正统的老同志们来说，歌星会让他们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周璇，她的音乐风格和立场与同时期的音乐是很不一致的，所以老同志们不太接受。”但新星音乐会的消息一出来，社会上开始有人讨论：踢球的能叫球星，演电影的能叫影星，为什么唱歌的不能叫歌星？
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气氛极为活跃，在金兆钧的记忆里，《北京晚报》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本身就是争论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件。”后来，朱明瑛、郑绪岚、苏小明、任雁等歌手登台，“有已经出名的，也有新人，虽然从学术意义上说，不是所有人都是完全的流行唱法，但这批歌星已经不再用高、强、响、硬的方法歌唱，表演风格很接近大众，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
金兆钧感叹，音乐最先成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发应，说是一场启蒙并不过分。“耳朵的启蒙比视觉快得多，也简单得多，这些音乐在演出中一唱，收音机里一播，大家很快就能感觉到不同的气氛。”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就是作曲家谷建芬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反映的刚好是当时年轻人的心态，雄心壮志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奋斗青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这场音乐会的影响，没有因为它的落幕而结束。“中国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是在这之后开始的。”金兆钧说，“按理说，做演出是演出公司的事，《北京晚报》作为北京一家特别有影响力的报纸做了场音乐会，对北京乃至全国都有示范作用。这不只是一场娱乐性的音乐会，而是一种导向。”在这之后，北京、广州两地的流行音乐市场迅速发展。
金兆钧记得，改革开放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全国仅有一家唱片社，“新星音乐会之后没多久，当时的东方歌舞团成立了自己的录音公司，等到了1983年，全国就蹦出来300多家音像出版社。”多家出版社的出现，既得益于国家政策允许，也要禁得住市场的考验，就需要大量的新作品和人才。“这时候，谷建芬、王立平、陈晓光等一大批词曲作家出现了，在新星音乐会之后逐渐释放自己的作品。”
新星音乐会上的新人也反向刺激了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审美。“当时有歌星本来是拉二胡的，不是唱歌的，但只要能感动人就可以唱，观众就喜欢。”金兆钧说，这和原来声乐界认为字正腔圆、受过训练才能唱歌的想法显然不同，“但这就是流行音乐的特点，这无疑对后来的年轻人，甚至对创作者都开拓了新的思路。”
作为一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上演的音乐会，新星音乐会也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体育馆怎么能开音乐会？在过去想都不能想。可这场音乐会过后，首体在北京年轻人心里就不只是个搞体育的地方了。”甚至在现在的音乐圈，年轻音乐人只有登上北京首体开了个人演唱会，才有底气觉得自己是个“腕儿”。后来，北京还有了工人体育场、鸟巢等大型场馆，成为一代代人文化生活的记忆。
“新星音乐会开了个头，当时影响大到无论你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会来关注。”金兆钧说，“有关注就有不同的思考，比如关于演唱的风格、题材和体裁，直到今天，时代变化了，这些仍然是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促进后人不断的探索和发展。”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韩轩
编辑：关一文
流程编辑 刘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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