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百超
01“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们对唐朝大诗人孟郊的了解，莫过于《游子吟》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一个游子，如柳宗元笔下小石潭的鱼一样，“空游无所依”，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对于母亲而言，是怎样的一种感受。给儿子做一套衣服，便是人间最大的温暖。这温暖，如三春的光辉，既暖在儿子心里，也暖在母亲心里。临行的密密缝制，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母亲的疼爱在手中游走。
孟郊出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年（751），父亲孟庭玢曾任昆山县尉，可惜的是过早去世了。无独有偶，孟郊进士及第后，也一度任潥阳县蔚，这是后话。
四十岁之前，孟郊的人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无从得知，据说他一度在河南嵩山隐居。直到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四十一岁的孟郊才奉母命进京应进士试，贞元八年（792），下第。贞元九年，又应进士试，再下第。时隔三年之后，贞元十二年（796），已经四十六岁的孟郊，再次奉母命第三次应试，终于得登进士第。
为了表达当时高中的心境，孟郊欣然赋诗一首，“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今昔对比，判若两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按照唐朝制度，进士及第，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授予官职，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考核合格后，方能有资格做官。贞元十七年（801），已经是五十一岁的孟郊，又不得不奉母命应铨选。果然不负母亲期望，孟郊顺利通过选拔考试，选为溧（sù）阳县尉。
按常理，年过半百的孟郊，对于此次任命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毕竟生活有了可靠的来源，又可以孝敬母亲。可是，他对于担任县蔚一职，似乎颇不以为然，等到贞元十八年才迟迟赴任。据说，到任之后，尽管也把母亲带在身边，但他终日寄情山水，饮酒作诗，以至于把职责都搁置一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县令只好报告上级，另请他人代为县尉。
既然心有旁骛，贞元二十年（804），孟郊便毅然辞去溧阳尉一职，任职时间总共不到三年。他是嫌这个官职太小，无法施展才华，还是学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我们也一概不知。但是，如此的任性，恐怕有负于母亲的一针一线。
两年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55岁的孟郊才得到河南尹郑馀庆的举荐，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并定居洛阳。是否是因为孟郊母亲的劝告使然，我们也无可奉告。任职四年之后，元和四年（809），孟郊五十九岁，遭逢母亲丧事，便丁优辞官，仍居洛阳，一呆就是五年。
如此算来，孟郊从政时间前后不过七年左右。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些岁月里，年迈的母亲跟着他生活，不知道挨了多少苦日子，也不知道操碎了多少心。
元和九年（814），63岁的孟郊不得不为生计而谋求官职，当时郑馀庆担任兴元尹，就奏请朝廷任命孟郊为兴元军参谋，试大理评事。可惜生命无常，在赴任途中，突然暴病身亡，终年六十四岁，葬于洛阳城东先墓旁，韩愈为他写了墓志铭。
读韩愈写的墓志铭，既感到心情沉重，也觉得莫大欣慰。“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据说，孟郊也曾有过三个儿子，但极为不幸的是，这三个儿子，要么夭折，要么因病过早去世，令孟郊感到极度痛苦和伤悲。
孟郊去世后，由于膝下无儿，只好由妻子奔走，哭告韩愈。幸好孟郊平时善结人缘，与韩愈、张籍、郑馀庆、樊宗师等诸多好友，相交甚笃，才不至于求助无门。更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孟郊还没有来得及在兴元任职，可是兴元的百姓却早已把他当作父母官，因而都不约而同地出资帮助孟家办理丧葬，并商量安排家事，“兴元人以币如孟氏赙，且来商家事”，这是一幅怎样令人暖心的画面，但也令人心酸之至。
在诗歌创作上，孟郊有着极其不凡的创举。他的诗歌得到韩愈等人的推崇，又以韩愈为核心，形成了所谓的“韩孟诗派”。
孟郊的诗歌创作，具有怎样的特色？韩愈在墓志铭中指出，“及其为诗，刿（guì）目鉥（shù）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摇擢（zhuó）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在创作诗歌上，孟郊注重构思精巧，用心非凡，雕琢词汇，力求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因而他的诗句虽然精妙瑰奇，却是佶（jí ）屈聱（áo）牙，羞涩难懂。对诗歌艺术的这份追求，是值得推崇与学习的。
孟郊对自己的诗歌，也做出了如此评价，“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 ，东野和退之分别是孟郊和韩愈的字。他的诗歌，突显了一个“骨”字。所谓的“骨”，就是魏晋以来所倡导的风骨。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第二十八》中指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刘勰首先肯定“风”诗在《诗经》中的作用，并且把“风”排在第一位，为何有如此的安排？言志言情，这是诗歌的本质，但它所产生的力量会影响社会风气，因此在编排《诗经》时，孔子早已经意识到它的感化作用。但是，刘勰也强调“骨”的地位，“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骨”是什么？是创作的核心，文辞的铺陈，首先要考虑“骨”。
“风”和“骨”，可谓一体两面。“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文辞中的骨，犹如人体中的骨架；情感中的风，亦如人的形体中的气血。文辞端庄正直，文章便有了骨力。随着人们对“风”和“骨”的认识不断深入，两者的内涵也在延展与相互融合之中，演绎为了一种创作风格和品相的象征。
当时中晚唐的文坛，应制诗及唱和诗充斥诗界，内容空洞，雕琢成风，骨气卑弱，萎靡不振。正如他在《读张碧集》一诗中所说，“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先生今复生，斯文信难缺。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高秋数奏琴，澄潭一轮月。谁作采诗官，忍之不挥发。”针对这一情形，孟郊在诗歌创作中，主张秉承魏晋以来的风骨传统，“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
但是，诗歌创作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许多的诗歌创作者，往往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而最终功亏一篑。韩愈对孟郊的诗歌追求，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惟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摋（shā），人皆劫劫（犹“汲汲”），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耶！’”凭籍着一个好玩的心态，孟郊将词语玩弄于笔端之下，却又不漏痕迹，当别人急于求成时，他却使自己的创作进入从容不迫的心境。为何如此淡定？因为他视世俗名利为粪土，“我已把功名利禄让给别人，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孟郊诗歌的品质与高度。
但是，孟郊是矛盾的，也是具有悲剧性的。他爱好诗歌，到头来却又悔恨读书，更厌倦那些浮名功利。在《游终南山》一诗中，他写到：“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这首诗，如其说是赞颂终南山的雄伟壮阔，不如说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杨炯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千古浩叹，在我们看来，比起孟郊的“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不知要乐观豁达多少倍。
人的一生，究竟如何度过，这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孟郊的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俛眉为可怜之色”（《唐才子传》）。不善于谋划生计，生活极度贫困，粗陋的衣服补丁相连，尽管从未俯身低眉，博取可怜，但是，这种人生，不应该是孟郊所追求的人生。安贫乐道固然不是世俗生活，也绝非士人所追求的目标。活在当下，就应该有当下生活的理念。既会写诗，又会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境界。
2019.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