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是毛泽东非常赏识的唯一的一位中国古代女皇帝。
武则天
武则天（624—705年）是一个奇迹。她在一个千百年来一直教导女子顺从的国度里雄飞高举，君临天下，在她的时代，禁区可以突破，命运可以改变，她造就了千古流芳的盛世气象；在她身后，正史和野史，留下了种种扑朔迷离的记载，给这位传奇女子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武士彠
武则天是唐开国功臣武士彠的次女，母亲杨氏，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本名不详，14岁时入后宫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太宗赐号“武媚”。唐高宗时为昭仪，后封为皇后，又上尊号为“天后”。高宗崩，中宗即位，武则天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后，改名“曌”，因为她认为自己好像日、月一样崇高，凌挂于天空之上。称帝后，上尊号“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国家不仅基本安定，而且继承和拓展了唐太宗所开创的政治盛世局面。史家说她的统治大有“贞观之治”的模式，所以称之为“贞观遗风”。武则天也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基础。对此，古今之人对其多有美誉。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说：“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清代赵翼谓其为“女中英主”。郭沫若先生评价武则天说：“治宏贞观，政启开元。”
暮年毛泽东与身边护士谈武则天
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评价，集中反映在他暮年时和身边护士孟锦云关于《资治通鉴》的谈话中。
1975年5月24日，孟锦云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毛泽东管她叫“孟夫子”，对她的工作相当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
据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毛泽东多少阅读的印迹。毛泽东曾引导孟锦云读《资治通鉴》，和她一起讨论过《资治通鉴》。
毛泽东告诉孟锦云，读《资治通鉴》要敢于怀疑。他说：“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对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往往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你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孟锦云说：“您读书能怀疑，我可是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还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毛泽东说：“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在此后的谈话中，他们又谈到了武则天。
孟锦云说：“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毛泽东感叹道：“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武则天为何“简直是了不起”
毛泽东高度评价武则天“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原因之一是在“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但是武则天敢想，而且敢做，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作为女人，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敢于挑战“三纲五常”，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反而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突破和反叛。仅就这一点，实在是了不起！
封建礼教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它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框架，是维护、捍卫封建统治的工具，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篇》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但对三纲五常做全面、系统论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还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种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阳尊阴卑、定位不易的理论，便是所谓的“三纲”。三纲所确定的人伦关系，实质上是统治与服务的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前者处于统治地位，后者听命于前者。“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从、四德”是三纲五常的重要内容，在封建社会里，是每个妇女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容、妇言、妇德、妇功。
武则天的一生事迹，有许多行为都是有悖于封建礼教的。武则天在14岁就被召入后官当才人，是唐太宗的后妃。按“三从、四德”规定，她应该为太宗守节。太宗死后，她虽然随着太宗留下的妃嫔一道迁出皇宫，被安置在京城中的感业寺当尼姑。但后来，她又公然被唐高宗接回宫中，被大加宠爱。武则天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封建伦理，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怎能不受到责难和非议呢！她做出这种举动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的。为了坐上皇帝的宝座，据说她曾掐死女儿、毒死儿子。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中是罕见的，史无前例的。为此，她被人们骂为残忍和没有人性、人情。然而，历史上，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骨肉相残的悲剧不是很多吗？只不过，在此以前，还没有出现过像武则天那样明目张胆的女人罢了！
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以来，妇女的权利几乎被盘剥殆尽。“夫为妻纲”，柔弱、顺从，以男人的意志为意志，已经成了古代中国女性的普遍心态。武则天具有妇人的种种美德，只是欠缺一样——谦卑恭顺。武则天不是以唐高宗的意志为转移，反而是高宗的意志以武则天为转移——高宗柔弱、顺从。在封建社会，妇人一般不能过问政治，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然而武则天却对政治生活非常感兴趣，并且直接参与朝政的处理。妇人一般不能抛头露面，出席大型活动。但武则天则反其道而行之。
据《旧唐书》记载：显庆五年（660年）二月，唐高宗巡幸到武则天的故乡并州，设宴款待侍从及官属父老。三月，衣锦还乡的武则天又设御宴宴请亲族邻里故旧，她特意安排了“命妇人人会于内殿”。此后，在乾封元年庚午举行的封禅大典中，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向唐高宗争取到了亚献的权力。让妇人出席宴会和争取亚献的权力，武则天的本意是为了抛头露面，参与政事，扩大个人影响。从突破三纲五常的传统观念、提高妇女地位的意义上来说，武则天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其进步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女人做皇帝，更是没门儿的。但是，武则天却一步步登上了九五至尊之宝座，做起“圣神皇帝”来。太了不起了！武则天勇敢地砍断了神权、君权、夫权这几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高扬了向三纲五常冲决的旗帜。她不满足于像历史上那些太后躲躲闪闪的垂帘听政，而是要像男人那样直接登极统御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没有“天意”就用《大云经》自己制造；没有先例，则以我为始。武则天以这种无与伦比的勇气蔑视神权、君权、夫权，在争取女权的斗争中写下了让世人叹为观止的一页。
同所有皇帝一样，武则天也有自己的后宫内宠。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所不同的是，武则天的内宫均为男宠，这显然为“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因而，千百年来武则天一直被封建卫道士们斥为“女祸”。《旧唐书》斥她为“秽亵皇居”，南宋人故敬堂咒骂她为“秽亵彰闻”，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干脆称武则天为“淫妪”。封建卫道士对她的指责，无非是为维护他们所谓的封建伦理纲常，却反证了武则天敢于向三纲五常挑战，实在“了不起”！
武则天的“治国之才”
毛泽东赞誉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这是因为武则天具有高超的治国才能和丰富的治国经验，创造了卓越的业绩，不失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武则天执政期间，为了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唐初近百年鼎盛局面的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武则天的治国才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平定叛乱势力，维护政权稳定
唐高宗死后，唐中宗即位，中宗是个昏懦君王。武则天当然不放心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于是废中宗，立睿宗。唐睿宗也缺乏治国的才干。而武则天本人精明强干，明敏果断，并有多年从政经验，于是临朝称制，把一切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天授元年（690年），她正式称帝，改唐为周，把洛阳改为神都，大封武氏宗室及亲信为王，并安置在重要位置上，而对唐朝旧臣猜忌排斥，把反对她的官员贬职、罢官、处死。武则天这些排斥异己的做法，引起了唐宗室和旧官僚的强烈不满，他们暗中策划用武力反抗武则天的统治。
徐敬业
光宅元年（684年），眉州刺史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而心怀怨恨，他与其弟及被贬官的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聚会扬州，策划起事，发布了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氏檄》，并以匡复庐陵王（唐中宗李显被废后封为庐陵王）为旗号，号召各地起来响应。十多天内，兵力己扩充到十多万人。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武则天并未表现出恐慌和畏惧。她果断地命令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领30万大军前往镇压叛军。
与此同时，武则天当机立断，稳定朝廷内部。宰相裴炎对讨伐叛乱未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与徐敬业起兵的薛仲璋又是他的外甥。武则天曾就平叛之事问计于裴炎，裴炎却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武则天认为他是与叛军站在一边，于是，将裴炎逮捕下狱，不久将其处死。安抚大臣程务挺密表武则天，为裴炎申辩，武则天派使者到军营将程务挺斩首。裴、程二人都是手握大权的朝臣，武则天把他们除掉，以此来稳定朝廷内部，有利于派兵镇压叛军，表现出老练的政治才干。
徐敬业起兵后，企图夺取金陵（今南京市），实行封建割据，完全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李孝逸率大军南下，阻溪一战，大败徐敬业。徐敬业想乘船从海上逃往高丽，被部将杀死。唐之奇、魏思温等余党也被捕杀。这次叛乱为时仅四五十天便被平定了。
垂拱十年（688年）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分别起兵，但很快也被武则天派兵镇压了。
徐敬业、李冲、李贞发动的叛乱，是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谁夺得最高权力人民并不关心，人民所需要的只是国家的安宁和稳定。他们的叛乱行为只会导致统一的国家走向分裂与变乱，既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武则天牢牢地控制着中央政权，迅速派兵平定叛乱，主观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使国内和平统一局面迅速恢复，但在客观上却顺应了人民需要安宁稳定的愿望，起到了进步的历史作用。所以，当时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说：“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织尘不动。”
其二，实施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
唐太宗颁布的均田制，在武则天执政时期继续得到保护和施行。她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限制逃亡，实行屯田，奖励农桑，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早在贞观年间武则天就提出过“劝农桑”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很好地施行。因此，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议“劝农桑，薄赋徭，省功费力役”，建议被唐高宗采纳。
武则天十分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地方官，武则天要求以农业收成好坏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凡是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便予升奖；“为政苛猛，户口流移”的，必加惩罚。这项措施对于督促地方官吏关心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她掌握朝政大权后，还编撰了农书《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以指导各地农业生产。
武则天还注意安抚百姓，数次下令减免租税徭役。唐高宗死后，武则天规定百姓年满50岁可免除徭役，比原规定缩短十年。天授元年（690年），她颁诏“天下咸蠲课役”。通天元年（696年），武则天大赦天下，全部免征当年百姓应交纳的租税。为解决驻守边远地区军队的军粮问题，武则天下令边防驻军垦荒屯田以自给。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客观上是有益的。
武则天推行的一系列减轻劳动人民负担的政策，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武则天统治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左右。这在中古时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
其三，加强国防建设，维护版图完整
突厥，是隋唐时期北方境内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隋初分裂为东、西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击败西突厥。武则天独掌政权后，继续对东突厥采取安抚政策。
延载元年（694年）正月，东突厥可汗骨笃禄病亡，其子年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不久即侵扰灵州，挑起了战争。默啜反复无常，时降时叛，凶悍异常，“自恃兵威，虐用其众”。武则天得知默啜率军侵陷灵州，杀掠民吏，便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长史、司马，率18将军讨伐。默啜见官军强大，被迫退兵。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默啜遣使归降，武则天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神功元年（697年），默啜又侵扰灵州等地，被唐军打败。圣历元年（698年）三月，默啜遣使为其女求婚。六月，武则天命武延秀入突厥结亲。八月，默啜拘留武延秀，扬言“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并发兵南下侵扰。
武则天命武重规、张仁愿等率30万大军征讨，并遣阎敬容率兵15万为后援。默啜攻陷定州（今河北定州）, “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武则天闻讯大怒，“购斩默啜者封王，改默啜号为斩啜”。九月，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宰相狄仁杰为副元帅、知元帅事，武则天亲自送行。“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默啜得知仓惶退去。狄仁杰率兵十万追击，默啜还漠北。十月，武则天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于是“河北遂安”。其后，又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等职，加强北边的反击力量，以防御默啜。长安元年（701年）八月，默啜复侵扰北部盐、夏诸州，武则天以薛季昶为持节山东防御大使，节度沧、瀛、幽、易、恒、定、妫、檀、平等九州之军；以张仁宣统率诸州及清夷、障塞军之兵，与季昶掎角；又命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为安北道行军元帅，遥监诸将。默啜畏惧退兵。
长安三年（703年）六月，武则天在长安，“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终武则天之世，不再侵扰。由此可见，武则天同东突厥默啜的斗争有以下特点：其一，以安抚为主，灵活运用“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并未穷兵黩武；其二，关键时刻重用名臣良将，派遣李昭德、张仁愿、狄仁杰、魏元忠等率军抗击，必要时亲自送行，并未只“任用群小”；其三，她看到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在民众中甚有威信，便任命他们为行军元帅遥控，以增强战斗力，威慑东突厥。
狄仁杰
早在贞观末年，唐便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咸亨元年（670年），吐蕃侵陷安西四镇。唐高宗两次派大军欲收复四镇，皆兵败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长寿元年（692年）九月，西州都督唐休璟上疏武则天，请求收复安西四镇，武则天立即批准，派王孝杰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突厥族）率军击吐蕃。十月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安西四镇。武则天“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武则天对唐休璟的请求能立即批准，说明她善于抓住战机。王孝杰在第二次大非川战役中兵败被俘，吐蕃国王见孝杰哭泣说“貌类吾父”，甚为敬重，使孝杰“久在吐蕃中，悉其虚实”。后归武周朝，武则天能在众将中擢拔王孝杰为全军主帅、武威军总管，说明她知人善任，慧眼识英雄。
武则天在收复安西四镇以后，于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又下令“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北南两路包括巴尔喀什湖、楚河流域和帕米尔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
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和设置北庭、安西大都护府，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完整，重新畅通了中原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武则天自制的新字在敦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等地都得以推行，这不仅说明当时交通的发达，亦证明国家的强盛。仅凭这些功绩，武则天即可名垂青史了。
其四，完善科举制度，公平选拔人才
武则天大致继承了唐太宗以来的压抑世族、发展科举制的政策，庶族地主仕进之门开得更大。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后，亲自在洛成殿策问进士，以文词取士，而不重经学，破格录用优秀者。这就是科举制中被称之为“殿试”之首创，在此后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延续下来。殿试是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一大创举，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
在科举考试中，为防止举人与主考官串通作弊，确保选拔质量，武则天还一度实行糊名考试之法。唐人刘束在《隋唐嘉话》中曾说：“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第等。”在科举考试的“较复”中也实行过糊名暗考。《新唐书·张说传》中云：“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复，说对第一，后署乙第。”
在武则天以前，只有文人学士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武人则无进士门路。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初设武举”，专门招收武人，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等，从中选拔有军事技术和才能的人才。这就打破了科举制中只有文人学士才能进士的限制，为武人进士开辟了道路。
唐太宗时期，录取进士为205人，而在高宗、武则天时期，据徐松《登科记考》所载，录取进士多达一千余人。由此可见武则天对发展科举制度所做的努力。
除广泛实行开科取士政策之外，武则天还进一步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让老百姓自我举荐、自表才能，派出“存抚史”分十道巡察、搜罗人才。下文将对此详细予以介绍。
武则天的“识人之智”和“用人之术”
武则天执政能够“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重视人才、善于选人、善于识人、善于用人，则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武则天颇通文史，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她非常重视人才。这一点从武则天自己编写的《臣轨》一书中就能清楚地看出来。该书上卷《同体章》中说：“夫欲构大厦者，必藉众材”，“非众材同体，则不能成其构。为国者亦犹是焉”。该书下卷《良将章》中也说：“将者，君之所恃也”, “君欲立功者，必推心于将”。这些都说明武则天高度重视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为了能够得到贤才，武则天“励精思化，仄席求贤”，多次下达求贤诏书，务使人才“草泽无遗，方圆曲尽”。
武则天在《求贤制》中指出：“不凭群彦，孰赞皇猷？”认为只有凭借众多的贤人良士，共辅皇上，才能治理好国家。于是她为“储贤良”“询政道”，而“终宵失寐”, “竟日停餐”，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比者屡垂旌帛，频访丘园。虽志切于旁求，然未逢于俊乂。待舟航而涉水，思羽翼而凌空”, “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师犹在”, “上之临下，道莫贵于求贤”, “必储材能，共成羽翼”。这都表达了武则天求贤礼士、思贤若渴的思想与愿望。
为收揽天下英贤，武则天在《求贤制》中说：“今日更启搜扬，庶得不遗草泽。”在《搜访贤良诏》中说：“会须搜访，不得称无。”在《求访贤良诏》中说：“宜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令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同时，还鼓励官民自荐其才：“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荐。”垂拱元年，武则天下诏：“内外百官九品以上，及百姓有才能者，皆可自荐。”无论是被荐或自荐，只要有才能，很快就可以得到提拔，荐贤者亦能得到封赏。
由于武则天大力提倡和鼓励举荐贤才，宰相大臣们皆以荐贤为己任，处处留意，发现人才及时推荐，从而使得很多有才干的人被朝廷重用。狄仁杰当初只是一个地方官，娄师德把他推荐给武则天，使之成为名相。侍御史张循宪奉旨外巡，发现前平乡尉张嘉贞有异才，回朝后荐于武则天。武则天召张嘉贞进京殿试，发现他确实才华出众，立即拜他为监察御史。还特意提升张循宪为国勋郎中，褒奖他为国荐贤之功。狄仁杰更是常常以荐贤为意，他所引荐被提拔的“桓彦节、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
武则天广开科举，又令官民举荐、自荐，仍恐有贤能遗漏，便派出巡抚使到全国各地考察政治，选拔人才。天授元年，武则天刚一称制，“尝试十道使人”，到各地搜罗人才。年底十道巡抚先后回京，引荐了不少人才，“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蒙童博士，皆被搜扬”。长寿元年一月，武则天召见诸巡抚所荐之人才，按照经历、能力分别试做某种官职，实行试用官制度，“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官、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用合格后再正式委任。
凡引荐之人均给以禄位，正员数额不足，又广置员外官，于是朝廷一度出现了“绯衣比青衣多，象板比木笏多”的现象。不过，“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史家也称赞武则天为“笼豪杰以自助，有一言合，辄不次用；不称职亦废诛而不少假”的“女中之英雄也”。
另外，武则天还召集“北门学士”，创设铜匦，开办“南选”，以网罗人才。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政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分宰相之权，以修书之名广召文人学士进入朝廷，组成智囊团。著名的有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等文坛高手。这些人很多是关东、江东的庶族地主，由于从北门出入，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他们不仅研习诗文，还干预朝政。“朝廷疑议及有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 “时军国事多，所有诏敕，独出祎之”。这些人才华超群，刘祎之后来还被擢升为宰相。
武则天还开办“南选”，使岭南、福建等偏远地区的大批士人亦能贡送赴考，选拔那里的中小地主阶级人才，为国效力。
武则天本人也处处留心人才，一旦发现从不放过，总是果断地升迁重用。有一次吐蕃使臣论弥萨到长安求和，武则天宴请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者。当凉州都督唐休璟入朝时，论弥萨多次探出身子观看休璟。武则天很奇怪，忙问原因，论弥萨回答说：“往岁洪源战时，此将军雄猛无比，杀臣将士甚众，我国全体将士都很畏服，所以我很想瞻仰这位将军的丰采！”宴会后，武则天召见唐休璟，询问边防情况。唐休璟对边境重镇、山川要塞，了如指掌，对答如流，“则天大加叹异，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卫大将军”。
武则天用人唯贤，依能授官，量才录用，不拘一格，不计资历、出身。她在《求贤制》中指出：“其有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者，“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在《文武官计考进阶制》中规定：“其奇才异行，别效殊功者”，不拘进阶定例。据马俊民先生《武则天朝宰相考》引《唐会要·皇后》条所析，武则天自弘道元年临朝称制至神龙元年退位，共任用78位宰相，有来自名门望族的，也有来自庶族地主的，而有的甚至是既非著姓、又无官位或官职的“衰微破落”和“役同厮养”的下等户。武则天亲自擢拔的宰相67人中，门荫特恩入相的仅占一成，而由明经、进士和杂色入流为相的占九成。
武则天还能做到信赖人才，尊重人才。
武则天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实行酷吏政治。酷吏来俊臣、周兴等“竟为暴刻”, “所杀者各数千人”，也牵涉了一些正直的大臣。武则天对这些正直的大臣比较信赖，处理有关案件时非常慎重。公元692年春天，来俊臣“罗告”狄仁杰、魏元忠等七人谋反，将他们关入牢狱。后来武则天亲自过问，把这七个人都释放了。尤其是魏元忠与酷吏们打交道最多，曾四次被捕，一次被判处死刑，临刑时武则天特派使臣到刑场宣布赦免令。
武则天对人才的尊重信赖还表现在不袒护私情方面。武则天对诸武贵戚及亲信极力压抑、控制，保护和奖励正直的大臣。武则天的男嬖薛怀义倚势横行，傲慢无理。有一次，薛怀义从宫里出来，经过南衙门。正碰上老宰相苏良嗣上朝，“怀义偃蹇不理，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头数十”。第二天薛怀义到武则天跟前告状，武则天却说：“阿师当于北门出去，南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而对苏良嗣并没有半句责备。公元695年，侍御史周矩，看到薛怀义一些不合礼节的行为，要求对他治罪。
武则天虽想为其开脱，但最后还是把薛交周矩处理，流放远州，迁周矩为天官员外郎。同年，武则天杀薛怀义。武则天晚年时，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深得宠幸，连武承嗣、武三思等贵戚重臣都“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但中丞宋璟性情刚直，不满于二张的作福作威，时时冒犯二张，武则天还曾叫二张向宋璟登门谢罪。公元700年，张易之与蜀商宗霸子等数人在一块赌博、戏谑，韦安石跪奏说：“商贾贱类不应得此会。”命左右把他们赶出去。武则天以韦安石言直，对他大加慰劳赏赐。
更难能可贵的是，武则天能严明法纪，严格管理官吏，澄清吏治。武则天对贪赃枉法、侵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官吏，无论是拥护自己的统治、有汗马功劳的王公大臣，还是诸武贵戚、亲信，都要根据犯罪的轻重给予惩罚。李昭德在武则天称帝前后出谋划策，出了不少力，位居宰相，由于长期得到重用，恃势骄横，独断专行，遭到大臣们的反对。
公元694年，武则天贬昭德为南宾尉，后又流放。同年，殿中丞来俊臣因贪污贬同州参军。公元699年，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司农卿宗晋卿，因受贿满万余缗和第室极其华丽，贬楚客为播州司马，晋卿流放峰州。公元701年，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因泄漏机密，并受贿达数万多，流放循州。公元704年，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因葬其父，侵毁本村老百姓的墓田，加上大肆挥霍浪费，左迁坊州刺史。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书少监张昌仪，皆因贪赃受贿下狱，后来或贬或流放。就连武则天最宠爱的张昌宗也因强占市人田土，被罚铜二十斤。武则天严厉打击贪赃枉法分子，大得民心，也是其政权得以长久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武则天不拘一格选拔网罗人才，广延贤良，量才器使，以能授官，致使朝廷上下，人才济济，从中遴选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贤相和文武双全的名将，创造了“谋臣若雨，猛将如云”的局面。这些杰出人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在中唐以后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狄仁杰、魏元忠、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等人，都是武则天亲手选拔和培养的。
武则天的虚心纳谏和“容人之量”
武则天作为唐太宗的才人，早就受到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影响，加之她“少多明敏，兼涉文史”，使她深知善谏纳言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她认为“扶危之道，莫过于谏”，否则，“欲求国泰家荣，不可得也”。早在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她就向高宗提出施政方针十二条，其中就有“广言路，杜谗口”。在《匡谏章》中，她列举了古代的许多事例以说明勇谏的重要和不谏的危害。她特别援引了晋平公问叔向的话：“国家之患，孰为大？”叔向对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为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武则天在朝堂四周设置了“铜匦”（即意见箱），东曰“延恩”，接受赋颂及求官自荐等信函；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的信件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接受谈军机密计及天象灾变的函件。武则天通过这些措施，广开言路，招揽人才，以打通上下信息闭塞。
武则天广开言路，鼓励朝臣直谏，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她统治的言论、建议，尽管有些违背自己的心愿，但大多能采纳、听从，所以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敢当面谏诤。公元692年，右补阙朱敬则、侍御史周矩上谏，请求“省刑尚宽”, “缓刑用仁”, “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公元695年春，“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公元696年夏，“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从这些诏令看，武则天是真心实意想让大臣们指出朝政的得失，提出治国济民的办法。公元700年，武则天要造大像，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狄仁杰上谏，则天说“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罢其役。同年，武则天多选美少年入侍，朱敬则谏，武则天慰劳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锦彩百段。
公元701、702年，苏安恒两次上疏，要求武则天把政权归还李唐，她当然不会接受，但也没有加罪，还召见赏赐了他。公元702年11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请求：“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刑，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武则天于是命监察御史苏颋复查案件，平反昭雪了许多人。公元704年，李峤等奏“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司刑少卿桓彦范也多次奏请平反昭雪，“太后乃从之”。武则天末年，宋璟劾奏张昌宗谋为不轨，武则天“乃令法司正断其罪”。公元705年春，下制“自文明元年已后得罪人，除扬、豫、博三州及诸逆魁首，咸赦除之”。
唐太宗是历史上公认的明君，他的纳谏自古以来为人们所称道。武则天在“求谏”与“纳谏”方面做得也是非常出色的。像苏安恒要她把政权交还李唐，朱敬则禁选美少年入侍，这都是她非常忌讳，关系到她切身利益的大事，然而武则天对他们不但没有下狱问罪，反而大加奖赏，给以鼓励。更可贵的是，她竟勇敢地承认自己亲自委任亲信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有错案、冤案，并且很快给予了平反昭雪。封建女皇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不能不说是封建帝王中最能纳谏者之一。
武则天颇有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不记私仇，豁达大度，所以毛泽东称赞她有“容人之量”。
上官仪于公元664年建议唐高宗废皇后武则天，未成被杀，其孙女上官婉儿收留宫中，武则天对她特别重用，“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
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写的《讨武氏檄》。该檄气势磅礴，文词犀利，对武则天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数其罪行，揭其隐私，可谓淋漓尽致，有“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等极其恶毒、极具攻击性的语言。武则天看后不但没有大怒，反而赞叹骆宾王文采飞扬，认为“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乃“宰相之过”。骆宾王“亡命”后，武则天还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曾在《在狱咏蝉》诗中悲戚地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没想到，他死后“表”他“心”的竟是他的政敌武则天！这不免令人佩服武则天的爱才之心、容人之量。后来清朝爱国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盛赞武则天的度量：“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竟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
在徐敬业叛乱时，其叔父徐思文做润州刺史，当叛军攻城时，徐思文亲率城内士兵和百姓抵抗，拒守40多天因力量悬殊最后城破下狱。平定叛乱后，武则天以徐思文忠于自己，拜为司仆少卿，并赐以武姓，享受封建社会最高的同时也是难得的荣誉。
契丹将领李锴固、骆务整屡次打败唐军，杀死很多唐军将士。后来李、骆二人前来归降，很多朝臣请求武则天杀死他们为死难的唐军将士报仇。而当武则天得知李锴固、骆务整是骁勇难得的名将时，不但没有处罚他们，相反却予以重用，封李锴固为左钤卫将军，封骆务整为右武威将军，派他们守卫边防。圣历三年，李、骆讨伐契丹残余得胜还朝，武则天“特赐锴固姓武氏”。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其中难免有滥竽充数之人。冗官多了，也给国家财政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于是有一个叫张鷟的文人写了首打油诗批评讽刺这种现象“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耙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意思是：补阙一车一车载，拾遗满斗满斗量；用耙子才能推拢的侍御史，一个模子脱出的校书郎。由于这几句打油诗反映了真实情况，又写得生动有趣，所以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当时，沈全交也在被荐举官员之列，他是一个狂傲怪诞而又放纵自己的人，他不仅在穿着打扮上故意标新立异，说话办事最喜欢出风头。可能是自视才高而没有受到重用，心里有气，也可能是天性喜爱表现自己，沈全交便在张鷟的打油诗后面续写了四句：“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如果说张鷟的打油诗只是对选官过滥现象的冷嘲热讽，那么，沈全交所续四句则难脱人身攻击之嫌疑了。
他不仅敢说存抚使的坏话，而且把攻击矛头直指“圣神皇帝”武则天，肆无忌惮地批评女皇眯缝双眼，用人过滥，这不是胆大包天吗！御史纪先知立即将沈全交捉拿归案，并上疏弹劾他诽谤朝政，败坏国风，建议对其进行审判，然后绳之以法。纪先知还以为自己立了一功，等着女皇褒赏呢。哪知“圣神”的女皇读了他的疏文后，不仅没有表扬他，反而当着所有被荐举官员的面，说了他的一通不是，然后笑着对大家说：“只要你们自己称职，何必怕人家说三道四！不要给沈全交定什么罪名，应该立刻释放他！”此事颇能彰显了武则天的“容人之量”。
武则天为何“也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评价武则天说“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他还曾给孟锦云讲过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故事：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讲到这里，毛泽东感叹道：“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涉及后世对武则天诟病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任用酷吏，滥杀无辜。
不可否认，武则天的从严治吏在其执政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一些贪赃枉法之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使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她所推行的酷吏政治又不能不给其英明的吏治思想蒙上一层阴影。她任用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为首的20余名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大臣良将以下官员不计其数，在当时确实造成了社会恐慌。
但是，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原因的，是武则天借以打击异己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必须采取的一种手段，是为了推行她的政治主张而不得不运用的一种工具。
武则天当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非常剧烈，一方面反武的武装叛乱屡有发生，另一方面李唐宗室“往来相约”，阴谋发动倒武政变。谋反作乱成了武则天当政时期的一大隐患。《新唐书·则天皇后传》载：武则天“稍图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兽，肆斩杀，怖天下”。因此，她大开诏狱，施用滥刑来镇压一切反对派。在武则天看来，政治斗争本来就是残酷无情的，她不杀人，必有人杀她。
她不惜一切手段对威胁到自己统治地位的谋反者坚决予以铲除，这对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执行武氏路线的过程中，一些酷吏又利用了武则天的这种心理，常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滥杀无辜。《资治通鉴》载：周兴、来俊臣等“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这样，使许多无辜者辄陷刑戮。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尽管武则天有所认识，并竭力予以消除，但对酷吏作为她维护统治地位的工具的作用，她却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武则天毕竟是一位较开明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仅凭暴虐治理天下的暴君。她在使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是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虑才做出决断的。一方面，她任用的20余名酷吏除傅游艺外，其他则无一授予相职，只是让他们执法而不参与执政大权。另一方面，在执法机构中又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平恕的廉吏。
虽然他们也遭诬陷，但武则天总是亲自干预不许杀害。公元691年，武则天达到了称帝的目的，为了缓和局势，杀酷吏索元礼，流放到岭南的周兴在路上也被冤家所杀。公元697年，又杀来俊臣，并说“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武则天能严格控制酷吏，虽然也曾一度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但基本上没有对政治产生大的损害。所以史书上称赞武则天：“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
在英明的吏治思想和阴忍的酷吏政治同时并行的历史进程中，武则天将这两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交相为用。一方面，广开仕途，广招人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另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大开刑狱，打击异己。这两者在维护其统治地位、推行其治国路线的过程中，达到了较完美的契合，从而使武则天顺利地完成了由太后临朝称制到亲自登基做女皇的历史转折。这不能不说是武则天政治手腕的高明之处，这也是毛泽东评价她“简直是了不起”的原因之一。
武则天的“荒淫”, “恐怕值得商量”
武则天最为世人诟病和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荒淫”，特别是后世的一些野史和小说，把武则天的私生活写得惟妙惟肖，极尽污蔑之能事。毛泽东对此是持否定看法的，他说：“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
最早公开骂武则天“荒淫”的，当属骆宾王。骆宾王作的《讨武氏檄》一开篇就说：“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檄文开头这一大段话，便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淫乱成性的无耻荡妇。从文学角度说，这确是一篇言简意赅、文采飞扬、音调铿锵、极富感染力的佳作，但从史学价值讲，它又是一篇将糅合真假、颠倒是非、捏造诬蔑熔于一炉的范文。正因为其内容大部分是由捕风捉影、虚拟的事实构成的，所以其欺骗性、煽动性，也就极为有限。这样的一纸檄文挽救不了徐敬业迅速失败的命运。
骆宾王指责武则天说“陷吾君于聚麀”，所谓“聚麀”，原指几头公的和一头母的交配，后又指两代人之间的乱伦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听说已故荆州都督武士彟有个女儿，年14岁，长得很漂亮，召入皇宫立为才人。从此时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逝于终南山翠微宫，武则天一直在宫中当一名正五品的才人。在众多妃嫔中算个中等偏下的角色。12年之久，武则天不曾怀孕，地位亦未上升，说明唐太宗并不宠爱她。这期间，正值武则天14岁至26岁，他身边又只有一个不爱她、比她大26岁的丈夫——唐太宗李世民，怎么谈得上“荒淫”呢？
武则天在苦闷中，遇到了风度翩翩的少年李治。那是贞观十七年（643年）以后，也很可能是贞观二十年唐太宗病重以后的事，太子李治入侍药膳，才有较多机会见到武才人。《新唐书》载“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李治见武才人“悦之”，由此引申为私通、乱伦行为。实际上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二人都是生育能力很强的年纪，如果私通，为何几年间仍不见武才人生育？
李治与武则天的结合是在感业寺。“及太宗崩，（武才人）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高宗）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从永徽四年至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病死，武则天为高宗生了三男（李贤、李显、李旦）二女（生下不久死去的女婴和太平公主）。在这30余年间，武则天与唐高宗在政治上是相配合的伙伴，在生活中是情深意浓的伴侣。武则天只有一个丈夫——比她小四岁的唐高宗，并无外遇，因此也谈不上“荒淫”。
从光宅元年（684年）到神龙元年（705年）正月，这21年间是武则天独掌政权的武周时期。人们指责武则天“荒淫”，主要是因为武则天在这个时期先后有四个男宠。第一个薛怀义（原姓冯，名小宝），从垂拱元年（685年）十一月至证圣元年（695年），给武则天当面首长达十年，官至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右卫大将军、鄂国公，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男宠。证圣元年（695年）正月，当薛怀义已经厌倦入宫之时，武则天又有了新欢，那就是身边的御医沈南，为此薛怀义醋意大发，十六日夜火烧天堂，大火延及明堂。
不久沈南消失了，不再充当男宠。武则天最后两个男宠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二月，太平公主向其母武则天推荐贞观末、永徽初的宰相张行成族孙张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又荐其兄易之。武则天召见后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这时张易之“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时人习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以上史实说明，武则天入宫后，在贞观年间只有一个丈夫唐太宗；二进宫后在长达三十余年间，也只有一个丈夫唐高宗；在晚年，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先后有四个男宠。难道我们应该苛求一个掌权的皇太后、女皇必须寡居？唐人没有女人在丈夫死后要守贞节的观念。再嫁、三嫁的妇女，比比皆是。如果再同妃嫔成群以千百计的男皇帝相比，武则天就更为逊色了。
至于武则天先嫁唐太宗，后又成为其子李治的皇后，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也不能简单地定性为“乱伦”。因为其前有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同其庶母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其后又有唐玄宗纳儿媳杨玉环为贵妃的事发生。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文化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婚俗深受北方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的影响，男女关系比较开放。概言之，说武则天“荒淫”，言过其实。
评价武则天，应该坚持社会标准第一，道德标准第二的原则。即主要看她在参与执政与独掌政权的44年中，政治是否清明，经济是否发展，国力是否强盛。历史事实说明，武则天执政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有发展，国力更强盛，上继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下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唐王朝29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代。至于她个人私生活上的瑕疵，那只是小节问题。毛泽东历来主张，“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对于武则天亦然，所以他说：“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十一月，武则天逝世于洛阳上阳宫，临终遗嘱“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终年82岁。次年五月，武则天灵驾还长安，八月与其夫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玄宫。
武则天死后，在陵墓前立了一块“无字碑”，这成了一个千古之谜。后世有很多猜测。有人说，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炫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有人说，武则天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有人说，武则天的儿子中宗李显恨透了自己的母亲，她本写好碑文，却被李显藏在了墓室之中，留下一块无字碑；也有人说，石碑原本计划刻字，但武则天死后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不能对武则天做出适当的评价，因而便不了了之；还有人说，因为武则天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如何写碑文，所以没有文字……
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武则天的“无字碑”呢？晚年毛泽东也曾对孟锦云谈过武则天立碑之事：“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