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机会”之一“小刘，电话通知你今天上午不要远离，上面来人”，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农村农民工作记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农村农民工作记忆
第十节、“机会”之一
“小刘，电话通知你今天上午不要远离，上面来人。”
老站长讲。
“是局里来人吗？”
“没说是哪里的。”
“是局里电话吗？”
“不像。”
“是哪里的电话啊？”
“好像是区里，没有听清楚。”
这个老站长，接听电话不问是什么人打来，只是传达内容。
今天是背集，如上午不下乡，这样一天就没有事干。恰好可以把自行车保养擦一擦，前后轮卸掉，清洗清洗，将缸瓦、钢珠子拿出来清洗，加一点新黄油进去，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手拿鉄扳手，把车轮子卸掉，把脚蹬圆盘、自行车前后轮的轴承、缸瓦打开，抠出里面的钢珠子，两手沾满黑乎乎的黄油，这时，看见一行三人来到水利站院里。
“刘站长在家吗？”
领头的是区委组织委员，周组委。
这周组委轻易是不上门的。他平时待人和颜悦色，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怕吓住谁的魂似的。
“这就是刘戡，刘站长。八一年安徽水利电力学校毕业，八三年元月来我区工作，表现、反映都不错。”
周组委向另外两个拎着“熊猫牌”塑料小提包的两个人介绍。
“我们是县委组织部的，今天是代表组织来找你谈话。”
我一听他们是县委组织部的，立即把我吓了一跳。心中突突怦怦跳个不停，心情紧张起来。
我想，我没有犯什么事啊？是不是绿洲的地头蛇告我什么了？不应该啊？
“到屋里坐吧？”老站长端着自己喝的一杯白开水走上来。
我们来到老站长屋内。
“我们是县委组织部的，今天是代表组织来找你谈话。”
那个戴蓝色粘帽子，个头敦实的领头又重复刚才说的那句话。
这时，我的心情已经平静了下来。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了不起，谈就谈吧，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你是杨桥区的，七里公社的，现在是七里乡的？”
显然，这个人一时也没有适应下来，竟将现在的七里乡还称为原来的七里公社。
“是的。”
“那我们是老乡。你父亲是不是原来七里公社学校的刘校长、刘主任？”
“可能是的，几年前我父亲也在那里教过书。”
“他现在身体好吧，现在到哪里教书去了？”
“我父亲最近几年老是换地方，从七里调到董庄，又从董庄调动到宁楼，又从宁楼调动到现在的八十里店中学教初中毕业班。”
“那好，我们原来在七里一起教书，我是民办教师，后来招干到区里，又到县委组织部。”
听这人的口气，这个老乡应是我父亲原来的同事，这次代表组织部来找我谈话应该不是什么坏事，我心里坦然了许多。
我父亲，一直和他的顶头上司关系处理不好，一直担任小学教导主任，教小学语文。人家是让他在工作上拉套的，给领导出成绩的。但他总是提出不同意见，总是说人家瞎指挥，总是说人家违背教学规律，总是说人家是草包，说人家是“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草包。是背着手，低着头，整天想歪点子“算计”教师的高手。说人家只会拍马溜须拉关系“整人”的小人。所以他总是吃力不讨好，在领导面前一辈子没有混好。
来到家乡，大公社（现在是区）也是和那个公社文教办干事关系处理不好。表面上说，还是有老亲戚的关系，但是，面和心不和。
所以，他的工作三天两头被调动。越调，离家乡越远。
越远，那个教育干事对他的影响也越大，让他不得安宁。
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我父亲总是和地方群众、学生家长关系搞得好，学生对他好。
所以，那个区教育干事拿他没有办法，最后也只能任他去吧。
只是到最后国家实行教师评职称的时候没有他的份。
说是“分配名额”，倒不如说“买卖名额”更贴切。 说是名额有限，让父亲不要和年轻人争名额，那职称名额都是那教育干事（后来称为教办室主任）手中的砝码金块子，我父亲哪能会为哪“五斗米”折腰！
父亲为了和年轻教师处好工作关系，也不能和几个年轻人相争那稀缺的中级职称名额，也不中那个“挑拨离间”计。
当职称与工资挂钩时，吃大亏的当然是我可怜的父亲。
当他手拎着县教育局发的三十年教龄纪念的“熊猫”牌黑色塑料包时，他仍然是一个小教初级职称的教师，工龄上去了，工资没有上去。一个参加工作没几年，“评”上中级职称的青年教师工资很快就超过他。
我劝过父亲：“你和人家说点好话又累不住人，说点好听的话又不费本。”
父亲讲：“说那些好听奉承人的话，是假话，是违心的话，我说不好，说了我心中难受。”
“那些不好听的话不说不行吗？”
“都是真话，反应实际问题，不说，更难受。”
目睹父辈的遭遇，我为父亲鸣不平。
扬言：“我一辈子也不当教师，并教育后代也不能当教师。”
但是娶老婆还是要娶教师的，还是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而我的父亲则是很乐观的，他很推崇武训。讲武训是个教育家，他讨饭筹资办学，有教无类，平民教育。《武训传》电影拍得很好，很可惜，电影公开放映后就受批判了。他计划退休后办一所私立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可以办到大学哈。
他那踌躇满志的心情溢于言表。
父亲的工作得到七里乡政府的认同，在父亲从教三十六周年的时候，他在七里乡政府入了党。
父亲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而继续奋斗。在他年轻的时期就积极入党，申请书年年写了一大摞，总是在外调材料中被家庭出身中农成份，其实是下中农，及当过三天伪甲长的爷爷，交不出“银子”，被保长打后撂挑子。为此而拉下，为此父亲想不通，害得一度患上癫痫病。
“是这样，你们区推荐你参加本届乡政府换届选举，你是预备乡长候选人。”
“那不行，我不干！我水利局的事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乡政府当乡长？”
“现在基层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组织上要从基层选派一批一线优秀的‘四化’干部进行重点培养，你就是其中之一。”
这话说的是好听，但是我的生活、工作刚刚稳定，就要换环境，我一时适应不了。
况且，我现在管理的是全区的水利工作，比那一个小乡的工作好，工作单纯。
我是这样想的，没有说出口。
“我的那个同学黎文焕，局里安排他到区里当专职水利副区长兼职水利站的站长，他就不干，他不想离开水利局到行政上去。”
“实际上，小乡的乡长和副区长都是一个级别的，都是副科级，但是乡长是实职，副区长是虚职，乡长需要人大选出、任命、走程序，发展前途大一些。副区长就是副区长，是直接任命的。是协助区长工作的。”
“我回去和我父亲商议一下再答复吧？”
“好的，你今天就回去和刘老师商议商议，明天上午到区里直接找周组委，我们明天下午考察结束汇总。”
“当什么‘乡长’！咱村西头的刘老保不就是‘乡保长’吗？那时他还挎有盒子枪呢，你爷爷头上的疤痕就是他用枪把子砸的。”
我父亲恰好在家。
此时，我父亲已在杨桥八十里店中学教书，隔三差五回来背馍，就像我在杨桥中学读书回家背馍一样。
不一样的是父亲是教书的。
“那当还是不当？明天上午就要回话的。”
“不当！”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
“你想想，你当那个乡长有什么用？每天骑个自行车下乡处理事情，费神费力，那么辛苦？搞不好群众骂，上级骂！咱们家老坟里可没有挨骂的地方。”
“你好好搞你的技术，修桥铺路，积德行善，是老百姓欢迎的事业。以后还可以给人建房子，有吃有喝，又受人尊重，多好啊！”
“不管是哪一朝，那一代，教书、看病、修桥铺路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被打倒的。”
“技术是越老越值钱，特别是医生越老越值钱，不然我就让你学医生了，怕你没有那个耐心干不了。”
“你们现在多好！你搞技术，李晓白教书，多好！我已经满足了，安稳过日子吧，不要折腾了！”
“回来啦？”
我爷爷拄一把小铁锨从外面蹒跚的走回来。
我爷爷的这把小铁锨是我在冷江水利站时给他买的，可以当拐棍，可以铲粪，可以铲土，还可以赶猪上粪堆，是一个多用途的工具兼劳保用品。
“不年，不节，半晚上回来干啥哩？李晓白没有回来？”
爷爷问。
爷爷很是关心他这个孙媳妇的。
我从包内拿出一条蚌埠卷烟厂生产的“团结”牌香烟给爷爷，告诉他自己吸，不要让人，包括我的父亲。
爷爷讲：“让谁吸？你给我买的，都是我自己吸。”
爷爷打开一包，从中抽出一支给父亲，父亲愣瞪一下，翻眼看我一眼，然后双手小心的接下了爷爷的恩赐，掏出打火机先给爷爷点上。
那是因为我父亲的烟瘾太大了，他一天要吸烟两包同样是蚌埠卷烟厂生产的“大铁桥”牌香烟。但两盒“大铁桥”，不值一盒大“团结”的价钱。
此时，我已经开始劝父亲戒烟，让他把吸烟的量减下来，把焦黄的牙齿修正过来。也可以把烟的质量提上去，把数量降下来。比如大铁桥的两盒，换成团结的一盒。
此时，父亲的牙齿已经开始掉了，门前已经是豁牙了，有同事已经开始叫他“老豁牙”。
我又安排父亲把吸烟的钱省下来，变成镶牙的钱。同时，又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五元钱给父亲做支持镶牙的补助经费。
父亲连看也不看，让我母亲把钱收起来。
此时，我感觉我口袋里的钱太少了，要是有五十块钱就好多了。
此时，父亲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五十多元一点，我四十多元一点。
此时，几个弟弟妹妹跟随父亲上学，我们的大家庭还是很缺钱的。
“你回来干啥，不好好上班?”
爷爷继续问。
父亲把我刚才的情况向爷爷汇报了一遍。
“不好，不要干，干那弄啥？”
“我已经知足了，你回来给我买烟、买酒，我已经知足了。”
这一次没有给爷爷买酒。
爷爷知足的吸着我给他买得纸烟，小心翼翼的、慢慢的、吐着烟雾，他想让那团结牌香烟的余香味在嘴里尽量的多停留一会儿。
爷爷将那剩下的团结牌香烟，放在他睡觉的芦苇杆床头前，并用他的一件衣服压好。
这张小实木床，紧靠我家堂屋当门东山墙边，原来床櫈上面铺垫的是高粱节，现在又加上芦苇杆，是我和二弟从小和他一起睡觉的床，现在二弟长大了，离开了那张床，开始和我以前一样，顶一张芦苇蓆，夹一个小棉被，与村里无房睡觉的同伙一起在村里打游击。
爷爷将他的黄铜水烟袋、黄火纸媒子、乌黒色的打火石和吸水烟袋点火用的草木灰焙制的麻秸杆放在了床头下的另一边。
此时，大妹妹从田间干活回来，满脸的汗水，晒得通红通红的小脸蛋，一头来不得整理的乱发，但看上去还是很有青春活力，很是精神，那十多亩的承包地没有把她累跨。
大妹妹辍学了。
我的手在口袋里乱翻，想从口袋里翻出钞票来，哪怕是一张一元的也好，五角、一角的都行，但是连小硬币也没有。
“俺哥，你干啥，你想给我钱吗？你要是有钱就给咱大镶呀吧，你看他的呀已经不能吃东西了。”
我手停下，不摸口袋了，心中更不是滋味。
“下次我回来给你买搽脸的化妆品，这次就不讲了。”
天快黑了，我推出自行车准备回绿洲。
这里距离绿洲有六十华里。
“明天再回就耽误事么？你现在回去到绿洲都半夜了啊?”母亲讲。
“我今晚先到冷江，在冷江水利站住一晚，明天一早就到绿洲了。”
“那给你先做一点饭，炉一个馍吃后再走。”
母亲坚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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