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鲁迅逝世13年后，夫人许广平、弟弟周建人等几位家属请求新中国调查鲁迅的真实死因。
最后为鲁迅先生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伪造了他的病例，须藤很可能当年出现了失误，延误了鲁迅先生的病情。
须藤是一位日本军医官，还是具有侵略性质的团体——上海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更可疑的是，鲁迅先生逝世之后须藤就失踪了。
周建人回忆，鲁迅先生因早年在日本留学，和日本友好人士关系比较好，但他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周建人一直提防着须藤这人，曾经和鲁迅商量以后不要让须藤来给他看病。而鲁迅认为看病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并没有把周建人的说法当回事。
鲁迅逝世前夕，文坛的形势并不太平，进步书籍、刊物不断被查禁，《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因为和蒋介石公开叫板被特务暗杀。
鲁迅的病主要还是和吸烟有关，鲁迅吸烟史长达35年，平均每天要抽50支香烟，即便到逝世的那一年，在家人的劝说之下，鲁迅才减少到每天15支烟。
从1936年3月份开始，56岁的鲁迅病情开始加重，难以起床，连从床上坐起都费劲，体重竟然下降到37公斤。
鲁迅的好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为鲁迅请来了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托马斯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结核性肋膜炎，而且肋膜里面有积水，要马上抽掉，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但鲁迅信任的是须藤，他还是希望须藤来为他治疗。
须藤在7月份为鲁迅抽去了积水，此后鲁迅的病情似乎有些好转，到了10月初，鲁迅可以下床了，偶尔能够外出走动，家人都很开心。
10月17日下午，鲁迅去离家400米的朋友鹿地恒家中聊天。
傍晚，弟弟周建人来探望他，当时鲁迅的精神情况还不错，还和弟弟聊起了想要搬家的事情。
但是从半夜开始，鲁迅就感觉到了不舒服，之后一直是须藤负责救治的。
须藤对自己的诊断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他对许广平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
内山先生也是见证人，他回忆说：“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了。”
但接下来的两天，鲁迅的病情一直在加重，到19日凌晨5点，鲁迅先生停止了呼吸。
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悼，各地的大小报纸无一例外刊登了关于鲁迅的文章。
当时不仅仅有哀悼的文章，也有谩骂、侮辱的声音，甚至还出现了各种谣言。可想而知，当时许广平和家人一边处理着鲁迅的葬礼，一边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再去研究一下鲁迅的病历。
鲁迅先生去世过了一段日子，周建人接到交通大学一个人写来的密信，说鲁迅不是死于肺病，而是被日本医生所害，希望调查。如果查无证据，希望保密。
周建人看完信之后就立刻将信烧毁了，他想要去寻找须藤搜集证据，而再去找须藤已经找不到人了。
周建人不知道这件事背后牵扯的势力到底是什么人，在战乱年代，周建人心中一直藏着这个秘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公布于众。
对于须藤的误诊，鲁迅的家属和研究者们达成了基本共识。
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第一结核病防治医院邀请有关著名专家、教授，对当年鲁迅先生在
1936年6月15日拍摄的胸部X光片做了研究。
医学专家们一致认为鲁迅先生的肺结核病属于中等程度，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鲁迅先生的死因其实是左侧肺部大疱破裂，使得气体进入胸膜腔而引起的自发性气胸，压迫了心脏和肺脏而死亡。
专家们分析了须藤当时的治疗方式，他是当作支气管哮喘进行治疗的，须藤在《报告》之中所谓的“应急处置”，就是病情严重后第二天上午给鲁迅注射了两针，还有就是吸氧。
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之中说：“须藤先生来了，给她注射。”内山也说：“医生已经把注射的手续准备好了，马上就在右手腕上打了一针。”
然而这些都没有缓解鲁迅的病情，如果须藤能够按照气胸来医治的话，鲁迅的性命是完全可以拯救的。
让人们所不解的是，须藤明明是有能力处理鲁迅的病情的，他曾经给鲁迅抽过三次胸水，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困难。那么须藤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来给鲁迅的气胸抽气呢？
如果不是须藤已经被一些势力收买，那么就是他当时并没有做出气胸的正确诊断。
鲁迅病情的恶化让须藤也感觉到了慌张，他发现一直维持着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是不能圆满解释患者病情的，所以在《报告》之中还追加了“心脏性喘息”（心原性哮喘）。
鲁迅病逝的真相令人惋惜，须藤并没有为自己的误诊付出代价，这个巨大的悲剧直至今日都令人不禁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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