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胡适在14岁那年跟邻村江冬秀订婚，后来一直到外面求学，一直迟迟不肯回家完婚，但后来为了遵从母命，订婚相隔了漫长的13年之后，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不得不违心地走进婚姻的殿堂.
当初他写信给母亲解释不结婚的原因是“婚事今夏决不能办，一因无时候，一因此时无钱也。更有一层，吾乡婚礼，有许多迷信无道理的仪节，儿甚不愿遵行。”他还表示要改良婚礼，包括不行跪拜礼，不放鞭炮、不雇吹鼓手等。在同年7月16日信中，他再次陈述了反对的理由，并说：“以此诸故，儿志已决，拟冬假中再办此事……” 关键在于没有钱。
江冬秀写信连篇错别字，把“瞎说”写成“害说”，把“肛门”写成“虹门”，把“一大篇”写成“一大便”。胡适请母亲转告江冬秀，“自己家人写信，有话说话，字不必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请人起稿，亦不必请人改削。”对于胡适采取的是一种谅解、鼓励的态度，信中象教小学生一样这样写：“昨天收到你的信，甚喜。信中有好几个白字，如‘事’当作‘是’。‘座’当作‘坐’。‘记’当作‘这’。又‘你’字、‘听’字也写错了。下回可改正。”
他的母亲指责他，婚期一再拖延，韦莲司女士成为“好友”，说他在外面已经养了人，他马上写信给母亲，陈述了五点理由，驳斥外间传言为“无稽之谈”：
“一、儿若别娶何必瞒人?何不早日告知岳氏，令其另为其女择婿?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之终身乎?
二、儿若有别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
三、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正以此心无愧无怍，故能坦白如此耳。
四、儿主张一夫一妻之制，谓文明通制。生平最恶多妻之制，(娶妾或两头大之类)，今岂容躬自蹈之?
五、试问此种风说从何处得来?里中既无人知儿近状，又除儿家书之外，无他处可靠之消息，此种谣传若有人寻根追觅，便知为市虎之讹言。一犬吠影，百犬吠影，何足为轻重耶?”
“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26周岁已经是北大教授的胡适，回安徽绩溪老家，和27岁的江冬秀结婚，在家共住了45天。 蜜月期间，他共写了5首新诗，合并成为一组《新婚杂诗》，发表在《新青年》其中第5首写的是：“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诗中表现了新婚夫妇的闺房之爱，但同时却掩饰了胡适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同时，胡适在给挚友信中十分坦诚地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此以令堂上介意乎!”从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中，我们才了解到他之所以同意跟江冬秀结合的真实心态。
婚后，他跟江冬秀共同生活了45年。生了三个孩子.
胡适说他与妻子总体有三点感激，还总结她有四点错误。
一是江冬秀在生活上对他的照料，使他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她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会做胡适最爱吃的徽州“塌裹”(馅饼)，使胡适能一饱口福。胡适开“夜车”，她也会预备好皮蛋或鸡蛋当宵夜点心。
二是江冬秀不想要他做官，使他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 规劝丈夫脱离政坛漩涡，胡适有整整4年只身在美国出任大使，把江冬秀和孩子留在兵荒马乱、战火频仍的国内。抗战时期，百物腾贵。江冬秀带着儿子逃难，实属不易。
三是江冬秀一生不信神鬼佛道，这一点跟他的行为哲学非常默契。 胡适在晚年谈话中却夸奖江冬秀：“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
胡适的家庭生活中不和谐因素。从他的通信中归纳江冬秀的毛病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太会花钱。江冬秀写道：“我现在穷的不得了……我存在邮局共有一千元。这几个月来，我实在不就(够)用，去取点。这一次取了三百元把秀之。再这一次买了林家一百七十元家用东西。我一看存款上面只有五十元泉(钱)了。我心里狠(很)有点心痛。好容易存了有一千块泉(钱)，一下破产用光。我回想，用光也好，免得大家都说我有泉(钱)存银行……我搬家没有泉(钱)，我那(拿)了几件金器去当了一百五十元来应用。我不愿意开口向人去借泉(钱)，只怪自己不好，大(太)会用了。”
二是不会培育孩子。江冬秀胡适跟江冬秀生有二子一女：长子祖望(1919－)，女儿素斐(1920－1925)，次子思杜(1921－1957)。江冬秀教育长子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她是这样写的：“祖望，你还不写信来给我。快写信来!你好好的读书，不听话我回来要打你呢。我出来带好东西给你。妈妈四日。”对思杜的教育当然也不成功。胡适说：“小三(即思杜——笔者注)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我们不知道思杜究竟染上了什么恶习，但江冬秀在同年9月27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到思杜曾让邻居吴家的女仆怀了身孕，因孕期已经八月，找旧产婆打胎未果，婴儿活着，女仆病危，送进了红十字会抢救。思杜想跳黄浦江，被警察打了几拳带回了家。
三是不会关心孩子。5岁夭折的爱女素斐，当时发烧，由于治疗不及时，她由肺炎转成了肺痨和脊骨炎，终成不治之症。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忏悔道：“我们不容易，两个孩子养的这样大。想启(起)女儿，完全(是)我害死了他。”当然，素斐早天并非江冬秀一人的过失。对于女儿的死，胡适也有负罪感。他在1927年2月5日致江冬秀信中说：“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所以有这样的事。”
四是江冬秀喜欢打牌、打麻将。据胡适友人回忆，“她家里麻将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虽然江冬秀打牌赢比输多，增添了家庭收入，聚众打牌又有吓跑“梁上君子”的效果，但毕竟破坏了胡适的工作氛围，致使胡适临终之前还想购房搬迁。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前夕远隔重洋修书，规劝妻子不要多打牌。
五是喝酒太多。在胡适家书中，江冬秀承认自己喝酒太多的信：“昨晚酒吃大(太)多，今日害酒病了……我今天晚饭有两家请，方太太、洪太太。我(今晚)酒吃大(太)多，到方家吃了五大杯白兰地，(到)洪太太(家)又吃两杯白兰地，吃了六、七杯高粱酒。十多年吃酒没有这样醉过了.
作为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胡适跟一个来自乡间且无文化的小脚女人厮守，双方在观念上自然不会没有鸿沟。特别在婚恋观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胡适跟江冬秀自然难于契合。两人大吵口有几件事情，坚决反对胡适为徐志摩和陆小曼做媒，因为徐志摩有一位原配夫人张幼仪。担心胡适做媒一事作出过度反应。 步徐志摩的后尘，
但江冬秀不反对胡适跟异性交往，采取开明合作的态度，帮不少痴情女子整理情书，唯一反对的是跟表妹曹诚英发展感情，还有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劝他跟徐芳断交。她甚至违心地建议胡适“讨一个有学问的太太”。但胡适复信中信誓旦旦地说：“冬秀，你这话全猜错了。我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人，更没有女人……我是孤另另(零零)的一个人，每晚上总是我一个人最晚一个去睡。”胡适的这封信，让江冬秀吃了一粒定心丸。夫妻之间又重归于好。
胡适晚年时曾以“过来人”的心情总结过他跟江冬秀结合40余年而终于不弃的经验。他说：“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显然，这就是胡适对他婚姻生活的最终总结。胡适夫妇虽然没有达到“伉俪兼师友”的境界，但毕竟相互搀扶着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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