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马德
敦煌石窟的营造能延续千年之久，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敦煌的世家大族集团，长期占领和活跃在敦煌的社会舞台上。石窟中主要的大型洞窟，基本上是由敦煌各个时期的世家大族所营造的，并成为他们的祖先旧业而世袭相承。
从西汉到宋初的千余年间，敦煌先后有李、曹、张、索、翟、阴、阎、氾、罗、阚、令狐、慕容、马、王、宋、杜、吴、康等大族。他们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受朝廷赐封，“从官流沙，子孙因家，遂为敦煌人也”，如翟氏；二是“徒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如索氏；三是因发配贬谪而亡命敦煌，子孙繁衍，而成为敦煌世家，如李氏；四是归附中原王朝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部落，定居敦煌后很快成为大姓豪族，如令孤氏、慕容氏。他们之中，有汉晋凉州经学世家，如索氏、氾氏、阴氏等；有汉晋敦煌旧族，如曹氏、张氏、翟氏等；也有在各个时期先后崛起的军事贵族，如氾氏、康氏等。这些世族大姓之间互相通婚，形成铁板一块的敦煌世家大族统治集团，长久地、牢固地保持着他们在敦煌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
汉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作为一块文化宝地，在敦煌大族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名垂古今中外的文化名流，如书法家张奂、张芝父子，索靖为首的“敦煌五龙”等；天文学家赵婓，地理学家阚骃、建筑学家李冲，思想家和教育家郭瑀、宋纤、刘昞等，医学家张存，音乐家索丞等。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像索氏这样的高门子弟可直接入仕，如索靖官至司徒，索班、索迈等成为名震西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历代敦煌地方的统治者，也大都出自敦煌大姓。公元五世纪初在河西建立西凉割据王国的李氏，也是当时敦煌大姓。隋、唐以降，敦煌地区由于远离中原，较少受到过农民起义的打击，旧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得以保存。
然而，因为敦煌的世家大族在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即文献资料最丰富的时代，是在唐代以后，具体地说，是在吐蕃和归义军时代的八至十世纪，所以根本无法同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相提并论。只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攀附高门望姓，希冀自己和自己的妻母有一种高贵而漂亮的邑号，既所谓“茅土定名，虚引它邦”。许多实际上是在南北朝以后到敦煌繁衍生息、应该是敦煌郡望的大姓，都跻身于汉晋礼教之门，标榜“夫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因之而冒称郡望，不择手段地来抬高自己的门第，以保持自己在敦煌的地位。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在唐代，地主阶级内部已无魏晋那样的士籍之别，人们攀附高门旧望，并不是像实行“九品中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为了直接入仕，而是按照习惯在必要时安上郡望而已。这样，就使敦煌的旧族力量不断壮大，而且又不断涌现出一批批新的“名门望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类碑、铭、赞、记资料所记载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许多敦煌人，无一不是出自三皇五帝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族之家。
敦煌的世家大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人物，为敦煌、河西、西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强盛和繁荣做出过重大贡献。唐朝中期吐蕃进攻敦煌时期，军政职务并不高的敦煌豪强阎朝就果断地杀死不愿抵抗的河西节度使周鼎，自领州事，以敦煌世族为主体的敦煌汉唐民众在阎朝率领下抗击吐蕃达11年之久。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大族是被依靠的对象，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没有受到大的损害。而九世纪中期率领敦煌各族民众驱逐吐蕃的张议潮，自己本身依附于敦煌旧族，所依靠的也主要是敦煌地方世家大族的势力。在全国大一统的时代，敦煌世族对中原朝廷似乎不曾构成过威胁。但在地方割据政权时代，如张、曹归义军时代，像索氏、李氏、慕容氏等家族都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控制其政权，并敢与张、曹家族平分敦煌天下甚至可取而代之。所以，尽管当时已是九、十世纪，敦煌地方的世族豪强的政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仍然可与魏晋时代并论。
因为敦煌在历史上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敦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敦煌石窟的营造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敦煌世家大族的历史的一部分。显赫于敦煌历史上的敦煌世家大族都参与过敦煌石窟的营造，敦煌石窟的大窟基本上都是敦煌世家大族所造。敦煌的历代统治者们，中央王朝的地方官也好，割据政权的首领也好，他们基本上都是敦煌的世家大族。北凉王沮渠蒙逊以下，北魏东阳王元荣、北周建平公于义都是皇族，因而在敦煌也是最大的世家豪族。隋代的大都督王文通，唐代的沙州刺史李庭光，都是敦煌本地的大族所出。而执掌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张、曹二家族，更是汉晋以来敦煌地区的豪强。因此，统治者们的石窟营造，也属于敦煌世家大族石窟营造史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所造许多大窟以其官职或封号来命名如“大王窟”“司徒窟”“”天公主窟”“太保”等，我们称其作为“官宦窟”，但实际上也是“家窟”，即由他们的家族世代相承。另外，莫高窟还有一些以中下层官吏的称呼所命名的洞窟。如“张都衙窟”，也属“家窟”，窟主是曹氏时期的都押衙张怀庆，亦为敦煌大族。还有一些出自敦煌大族的高僧所造大窟之名号，直接冠以窟主之俗姓而称为“家窟”，如“翟家窟”、“吴家窟”等。在张、曹归义军时代，世家大族营造大型佛窟，往往是为了庆祝和纪念窟主本人（官宦或高僧)升迁高职和带给其家族的荣耀，同时也显示该家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而且，许多“家窟”原本也有自己的名称，如“报恩吉祥之窟”、“报恩君亲窟”、 “报恩之龛”等。这些窟名本身就具有非佛教的世俗性质，但敦煌人还将它们称为“家窟”，而且这些“家窟”之名统统出自佛教组织的榜文中。所以，在敦煌和敦煌石窟的历史上，世家大族的“家窟”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由敦煌世族僧俗历史上在莫高窟所营造，代表莫高窟各个历史时期的大型洞窟，作为其家族各自的“家窟”而世代相袭承，使原本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世俗化、社会化，作为窟主的世家大族们利用佛教为自己服务，使这些“家窟”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称雄敦煌的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石窟是社会化的佛教场所。
其次，虽然有莫高窟的千年营造与佛教的传播发展，但敦煌始终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世家大族根深蒂固且千年不变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使历代的汉族统治者要依靠他们，异族统治者也要依赖他们，庶民百姓们更要依附他们。从汉晋到宋初的千余年中，活跃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的一直是这些世家大族，所谓在敦煌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世家大族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营造的“家窟”，实际上起着自己宗族祠堂的作用，甚至起着一般的祠堂起不到的重要作用，因为对长期在敦煌石窟朝山礼佛的地方统治者或者庶民百姓来说，与其说他们崇奉佛教的神灵，还不如说他们慑于那些世家大族的威力。
再者，敦煌的世家大族千余年的历史活动，形成一股顽固的保守势力。他们虽然也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接受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和为自己所用作为前提条件的。比如对佛教的接受和对莫高窟的营造。敦煌石窟的佛教艺术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基本上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思想意识，即敦煌世家大族的思想意识，如“报恩君亲”等。所以，敦煌世族的“家窟”实际上作了这种保守势力的后盾。当然，作为保守势力，其主要反映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它似乎并没有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多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在生产技术的进步方面，敦煌并没有落在中原地区的后面。这一点在石窟壁画中就有所反映。
“家窟”在敦煌历史上也曾起到过不少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它在自己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敦煌的汉民族中的民族凝聚力，那是在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年代里。如莫高窟148窟营造之时，在入口处顶部绘上了《报恩经变》，当时正值唐蕃战争的前夜，在国土和民族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新建成的这座“李家窟”曾经鼓舞了汉唐军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给了他们勇气和力量。我们今天走进这座辉煌的洞窟时，似乎还会感受到当年那刀光剑影的战争气氛和深切感人的号召力。另外，敦煌世族僧俗们在莫高窟各个时代所营造的“家窟”，作为佛教建筑虽然表现的是佛教的神和人的事迹，但它所纪念的并不是这些佛教的祖师或诸神，而正是创造这些神灵的窟主们自己！所以，石窟实际上是一种借助于佛教的特殊的纪念性建筑物。
敦煌世家大族与莫高窟历史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但归结到一点，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中国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意识，接受、改造和发展外来的佛教，使之变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者们和贵族们又根据自己的需要，让改造后的佛教在广大庶民百姓中得到传播和普及。以敦煌世家大族为主体所谱写的敦煌石窟历史，就是一部佛教中国化、社会化的历史，是一部对佛教进行改造和利用的历史。
作者简介：
马德，生于1955年，甘肃会宁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前所长，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敦煌及秦陇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兼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1978年起从事敦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至今，出版专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等1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18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完成西部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项，参与完成国家重大项目5项，主持在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一项；主持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