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是个烽烟滚滚，群雄并起各占擅场的时代，又是个宛若流星，风华刹那却令人悠然神往的时代，更是个白骨遮野，人命如同禽兽一样苦无出头之日的时代。它开始的轰轰烈烈，成就了一群草根，令人读之而血脉贲张；但它却草草收场，终结于一群贵族，令人想之而恨意滔天。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大抵却可以归结为那一纸因利益置换和暗箱操作而出现的临时性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正所谓，利之所在，自然趋之若鹜，不管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它终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大选拔制度之一。这短短的一纸彩笺却整整统治了这片土地400余年，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左右着这片土地的命运。
一：“九品中正制”诞生的历史背景
自汉高帝刘邦剪除项羽奄有海内，大封功臣而酬从龙以来，当年的草莽英雄也一跃而成为钟鸣鼎食的公侯将相。在经过悠悠两百余年的岁月磨砺之后已经俨然贵族，不仅垄断了朝廷的官职禄位，而且把控着当时的经济利益，和文化舆论，屹然成为当时的阀阅巨族。甚至，在汉末“王莽篡汉”，天下豪杰与诸刘子孙奋起而欲复兴汉室时，也不得不依靠这些门阀巨族，委曲求全换取他们的支持。
正所谓“投桃报李”顶着汉室贵胄的光环而完成混一事业的光武帝在坐稳天下后，自然少不得对当年那批鼎力相助的阀阅的酬酢。从而在政治层面确定了士族阶层的合法权益，彻底打通了他们垄断社会上升通道的道路，使“天下官吏莫不出自阀阅之门”的社会现象成为理所应当之事。
公元184年，落魄书生张角利用赠符施药的手段网罗广大贫无立锥之地的民众，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中掀起黄巾起义,妄想借此对业已为士族门阀所掌控的东汉社会进行革命。但事与愿违的是，这一举动不仅没能彻底推翻士族所统治的社会格局，反而给了门阀豪强以进身之阶。诸如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曹操、孙权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借着黄巾军起义这股妖风扶摇直上接万里的英雄豪杰。一时间，大小地主和士族豪强纷纷组建军队，或成为一军之首领奔走东西希图在此乱世谋求一席安身之所；或一跃成为雄踞一方的豪强军阀合纵连横妄图化家为国活跃在尔虞我诈的政治场上。
在经过近30年的角逐后，骁悍如曹操、英伟如孙权、‘仁义’如刘备者终于从群雄之中脱颖而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公元220年，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的曹操薨逝，一个英雄辈出、群雄辉映的时代亦随之而宣告结束。继任者曹丕在乃父葬礼尚未毕仪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去缓和与北方士族的关系，规划促成曹氏为帝与北方士族门阀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格局。而随着曹丕的篡逆，渴望延续汉室烟火的刘备亦随之在蜀地登基。
二：“九品中正制”——曹魏集团和北方士族门阀之间的妥协
政治，自古以来就不是一言堂，即便是君主集权，也不过是将各方之间的博弈与角逐放在了桌下而已。对于承大乱之后，天下凋敝，百业待兴的后三国时代而言。人才成了三位雄主极力争夺的对象。而对于曹丕而言，他的处境又显然比刘备和孙权要艰难。
首先，他不仅没有刘备显赫的身份光环——汉室宗亲，更是背负着逼迫旧主篡夺汉室的恶名。有此烙印在身，就注定了他很难象刘备那样名正言顺的践祚登基，更难以以为贤臣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为天下的继任者。毕竟，在传统的儒教礼仪规范内，只要曹丕想成为九五之尊那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礼教的罪人，篡逆的乱臣贼子。
其次，他也不像孙权世代都是江东豪族，在当地有着天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即便不用振臂一呼，也会有像周瑜这种变卖家产相投效的能人异士。而更可悲的是，他不仅没有孙权的影响力，反而因为出身宦官家族而备受士族豪强的歧视。如此一个出身鄙贱却要践祚登极，即便成功了，面善而心不服的北方士族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矜持”，低下高傲的头颅，如此一来，缺失了士族支持的新造之曹魏又如何能够据北方而窥南方，控引弦而谋九州呢？
再次，因为生于乱世的曹操一贯崇尚“治乱世而用重典”的申韩之术，在强调“唯才是举，不论品性”的同时又极力打压垄断官场的门阀士族。为替寒门张目导引天下豪俊为己所用而不惜血刃董承、杨修、孔融、祢衡这类在北方士族中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以至于北方士族和曹氏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僵化而异常。虽说后来随着时局的稳定也曾试图与北方士族和解，但曹孟德的和解方式终究不是文人雅士的诗酒唱和，而是刀枪剑戟的欺凌胁迫——司马懿的出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基于此，业已箭在弦上的曹丕若想完成化家为国的鸿业，势必要获得北方士族集团的拥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而此时的社会舆论又正掌握在庞大的士族团体手中。
因此，改变曹操以来的行政方式，转身向北方士族寻求合作的契机，进而实现独尊天下的目的成了曹丕“得”天下之前所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而有趣的是，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局也是不甘寂寞的士族门阀所期盼已久的。毕竟，对惯常于政治场上叱咤的士族门阀而言，他们又怎会甘心因为曹操而丧失奇货可居的朝堂呢？而如果要追溯起来的话，早在曹操在世之时，北方士族就已经在曹操的几个儿子身上下了赌注，希望借此来攫住早前丧失的政治利益。所以说，曹操的薨逝和曹丕那压抑不住的野心，正是北方士族所日思夜想的能够治愈他们患得患失之心的良药。
就在这种朗有心妾有意的情境之下，早已迫不及待的曹丕和北方士族一拍即合，苟苟且且的就签下了一纸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协议——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
三：揭开神秘的“九品中正制”的面纱，看看她到底是何方美人？
《咏史》 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是晋代左思的《咏史.其一》，短短六十个字，却道出了魏晋时期读书之人最大的悲哀。那种心怀冲天之志，徒有九霄之力却只能沉沦下僚、郁郁而终的忿怒与愤懑即时历经千年却依然扑面而来，令读之者心怀凄恻。而造成这种“英俊沉下僚”的可悲现状的根本就是那神秘的“九品中正制”。或许，魏晋南北朝400余年的风云动荡也与这“殊无公平可言”的选官制度有关吧。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意见，后来各参与方基本遵从这种不成文规定。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命陈群制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此制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统治中国达四百年之久。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设置中正”“品第人物”和“选拔依据”。
（1）“设置中正”：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
（2）“品第人物”：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
2、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魏晋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
3、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形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3）“选拔依据”：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四：“九品中正制”——统治中国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
许是抱着过把瘾就死的心态吧，黄龙五年，春秋正盛的曹丕溘然长逝。随后，为士族集团所拥戴的司马氏在接连玩废了几个庸主后成功篡夺曹魏政权。而当年只是临时的选官制度也因此而得以确立其官方地位，并在不断地完善中延续下来。当然，这种延续是不是司马氏所甘心情愿的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在西晋覆亡之后，国祚仅有150余年的东晋就因为这一制度而出现大量的“世爵世禄”，并因此而发生了数次“欲取司马氏而代之”的篡夺谋逆之事，但对这些罪大恶极的谋逆者司马氏却一直无力以正典刑，只能在不太丢脸的情况下草草了事。
或许，我们可以从隋朝覆灭的灰烬中窥测司马氏终始不敢改易“九品中正制”的原因，毕竟雄才伟略如杨广者都倒在了北方士族门阀的逆鳞中，更遑论那个只知道“何不食肉糜”的惠帝以及之后几位与“士族”共天下的庸主了。再说，即便英武如李唐王朝也是在付出宗室自相残杀的惨痛代价之后才渐次确立以科举代替“九品中正制”的国策。可纵然如此，直至唐末都还有不少人是以变相举荐的方式进入仕途的。
又或许，从“九品中正制”的沿革之中，我们会发现——豪门权贵也许会更替，但绝不会消失；公平正义也许会有，但并不多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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