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观念起源时的“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之争，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西方自由的认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西方自由的认识
西方自由观念起源时的“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之争
——西方人不懂自由之9
今天西方政客或西方媒体在攻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时，常要摆出他们的自由价值观或者人权论调。在最初的西方观念中，自由实际上是作为人权内容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而存在，比如法兰西《人权宣言》第二条：“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天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即自由权、财产权、不受侵犯之权和抵抗压迫之权。”只是因为现在西方人把自由看得至高无上，成了所谓自由价值观，乃至于当年的中国革命者写诗，也要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才让它有了似乎超越于人权之上的崇高地位。
关于自由人权，当人权观念初起，洛克、卢梭等法理学派人物强调“天赋人权”的概念。在我们今天想来，权利都要依靠一定的社会机构来保障，天赋人权可能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而已，目的只在于强调人权的高大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法理学派人物讲“天赋人权”，实际是与“神授王权”针锋相对，真就是要为人权寻找一个理论依据。法理学派人物关注的并非权利如何存在的事实，而是一个人在理论上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天赋人权”的“天”，不是指“奉天承运”的“天”，不是指神性的上帝，而是指天然，自然，法理学派认为尊重人的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出自于自然法则的要求，即用“自然赋与”来对抗“神授”。自由又为什么是自然法则的要求呢？那就是因为自由的爱好出自于人性。卢梭所谓“人是生而自由的”，意思即是说人天生爱好自由，而法理要求人性应该受到尊重，因人性而有人权，因此自由就应该是人权的一个基本选项。总之，只有当我们将天然、自然、人性、人权等概念关联到一起时，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天赋人权”一说。
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后世西方学者理解自由观念，自然要将“人性”作为自由观念的基础。比如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论及古希腊与古意大利的自由民主城邦最后为何崩溃时，就认为那时候的自由与民主只是基于生活现实的需要而出现，而并非出自于人们对人性的尊重，比如那时候的自由民主权利只属于城邦公民，城邦里面仍有许多奴隶或农奴存在，并有种种派系纷争，从而最终导致城邦的解体。
但是“天赋人权”的论调在西方并非没有遭到过怀疑。在“人权观念”出现后不久，就有西方的历史学派认为“天赋人权”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现实的存在乃是“人赋人权”。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总是相对于个人在群体中的存在而言，单纯的个人无所谓权利，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性的要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不管是出自于礼俗传统，还是出自于法律强权，都是由具体现实的群体结构在维护，而群体乃由现实具体的人组成，因此是“人赋人权”。历史学派是从人的权利如何存在的事实来说“人权人赋”，从这一个角度讲，不管你把人的自由权利说得如何高大上，它的具体实现的存在都依据于人的群体权造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
照这样说来，“人权人赋”的观念似乎比“天赋人权”的观念更合理，那为什么今天更为流行的西方自由人权观念，反而是“天赋人权”呢？
到今天，西方学者早已经明确了“契约社会”并非历史之真实，但这并不妨碍今天的西方人仍以“契约社会”的原理来进行各项社会设计，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当今西方社会的群体构造本身就具有人为构造的特点，而人为的东西，就倾向于关注理想而非现实，亦即总是希望建设一个理想国。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西方社会的群体构造乃是团体本位，相比较之下中国则是家庭伦理本位。团体之为团体，理性意义上就是由不相干的个人聚到一起，按照一定的人为规则组合而成，与“契约社会”的原理正相契合。西方社会既然有着这样契约化的团体本位的群体构造，就不免于常有“理想国”的冲动，当其需要进行社会模式他新时，便要按照理想来构造社会。天赋人权虽然不是事实，但却是标准的理想，给人们指出了一个尊重人性的努力方向，西方人因此更在意“天赋人权”，也就没有什么奇怪。
但这就能说明“天赋人权”的论调在理论上毫无问题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它的问题正在于它所赖以存在的理想。
“天赋人权”的理想设计，是要创造一个人性在其中能够顺畅展现的理想社会，但问题是在于，人性的展现就一定能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吗？且不论理想的东西能否变成现实，就人性本身而言，人性中实际上不仅有自我个人的自由追求，也有压制他人，让他人皆顺从于我的冲动，“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样的冲动不仅存在于帝王心中，也存在于想要管束丈夫的小女子心中，而这样的人性在近现代西方人设计理想国时显然没有被选中，可见并非所有的人性在西方人的理想国中都能够得到尊重，西方人即使是尊重人性，也是有选择地尊重部份人性。
而这就有一个问题，在进行理想国设计时，在进行人权论证时，西方人据以选择人性内容的依据又是什么？
暂且不管西方人选择人性以确定人权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这一选择人性的事实至少表明，还有人性之外的更高的原则在左右着西方理想国的设计，因此，人性并非西方理想国的根基，因此事实上也不能做为人权的根基。
而且，正如鲁迅先生在《文学与出汗》一文中所言，世间并无永久不变的人性，而变动的人性，又如何能够作为“天赋人权”之基础？
就比如现在西方人大谈特谈的自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人性要求，但这人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动物时代，从被人类驯化的动物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由要求。比如为人所驯化豢养的狗，在人面前明显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据生物学的考证，狗源自于狼，通常所谓“狼性”都是要人培养抗争的精神，何以原来的野狼却甘愿为人所豢养，且对人十分忠诚呢，它为什么就不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呢？
如果说自由的人性要求不是出自于人的动物时代，而是起于纯粹属人的时代，那又是起于什么时候？关键是，你确定是何种因素促使人在某个时候形成了自由的人性要求？又是什么因素保证自由的人性要求一旦形成便不会发生变异？
事实上，超脱于动物性之外的所谓单纯的人性，在现实中都不离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影响到自由人性的社会文化，显然并非从人类自有文化萌芽时就一直存在，比如宗教观念中就大多没有重视人的自由的要求，因此谈不上无自由即无文化，自由并非人类文化的必然要素。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明白，自由之所以显得重要，恰恰是在近现代西方文化重视自由之后。
但这些都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就算现在的人性中确有自由的要求，这一人性要求实际上也不能做为“天赋人权”的依据，因为它肯定只是被选中的那一部份人性，而非全部的人性，如此，“天赋人权”的天又是什么呢？法理学派之所谓法理又何在？
为“天赋人权”观念辩护的学者，说人不仅要学会摆事实，也要学会讲道理。殴几里德几何学中的点、线、圆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但并不妨碍它的逻辑合理性。因此他们说，同理，“天赋人权”虽然不是事实，但却并不妨碍它超越历史的普遍合理性。但就算姑且是这样，由于“天赋人权”存在选择部份人性做为依据的事实，它的合理性已经不是基于人性本身，而是基于人性之外的某种考量。
事实上西方人权学者也隐然感到“天赋人权”的人性基础的不可靠，因此要为它寻找别样的依据。比如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事实上就是要在人性之外寻找一个具有市场经济特色的依据，他的关于人的快乐和痛苦的数量计算，虽然只能在理论上存在，但也表明人性已经不是真正的依据所在，盖人们之所以选择“自由人权”，而不选择“莫予违之权”，是因为经过计算发现，人人都选择“莫予韦”并由此指导其行为，将会严重减损群体的快乐，唯有自由才能保证群体的最大快乐。而群体的最大快乐显然不是出自人性，而是出自于一种文化理想。
因此，“天赋人权”并非想象的那样天然，自由并非想象的那样至高无上，这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近现代西方学者那样看重自由呢？
法理学派的人性选择实际已经有所偏，则历史的观念正可以用来研究“天赋人权”之问题所在。我们也同意，不能总是“历史地看问题”，但对于偏见，“历史地看问题”却很有必要，因为它会发现，学者们为什么会有此偏，从而更好地理解此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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