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无上的光荣了。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吟风弄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
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
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或者本来就闭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二
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且有成集的机会，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三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中国）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
在中国，也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四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不如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
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
比如，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服役纳粮的要杀，不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较为顾及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重上奴隶的轨道。
古今的学者们总弄出诸如“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实际上大概每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外族的大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
主要是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之前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天下太平”。
张锋编撰 辛丑初春写于西安翠彧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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