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7日，越剧范派宗师范瑞娟先生仙逝，她的学生章瑞虹在当年《中国戏剧》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题为《一代风范 恩师范瑞娟》的追思文章，全文情真意切。现经章瑞虹同志同意并略作补充修改之后，在范瑞娟先生逝世二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通过越剧之家微信平台发表，深切缅怀一代宗师，学艺，求真，做人，谨记宗师教诲，在越剧传承路上，踏浪前行，再攀高峰。
一代风范 恩师范瑞娟
章瑞虹
我们这代越剧演员，是无比幸运的，幸运地能够得到一代宗师的身传言教：不仅教我如何演戏，更教我怎样做人，可以说， 影响了我整整一生。
对我而言，如果不是因为30多年前在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邂逅了那位忠厚质朴的梁山伯，不是因为之后不久，又在台下见到了亲切和蔼的范老师，我无法想象，我后来的人生之路会是怎样的，我甚至不敢肯定今天的我是否还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说起缘分，我和范老师是真的有缘。如果没有范老师，也就不会有今天舞台上的越剧小生章瑞虹。
30多年前，我机缘巧合进入台州越剧团，开始了越艺生涯，那时的我对越剧并没有太深的感情，对越剧的历史及其特色更是一知半解。初学花旦，是因为团里的安排；刻苦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那不服输、不甘于人后的性格。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大银幕上的梁山伯。
那时，台州越剧团的团部就设在台州影剧院里。练功之余，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去剧院看电影，看的就是范老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次“遇见”范老师的舞台形象，我就“爱”上了。从电影院回来之后，我就像着了魔一样，连着几个晚上，做梦都是梁山伯的影子。我开始四处寻找《梁祝》的唱片，见缝插针地听和学。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暗自下决心——改学小生。1982年，浙江小百花汇演的时候，我带着《梁祝·楼台会》参赛，获得小百花奖，这也是我在越剧舞台上得到的第一个奖项。
不过那时候，我对于范老师还只是敬仰，从来不敢去想有机会能和范老师相识。但是命运眷顾我，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很快也成了小生中的重点培养对象，1983年我被剧团送到浙江省艺校培训班学习。毕业汇报演出的时候，范老师和傅全香老师在演出后到后台来看我们。第一次与范老师见面，兴奋不已。但奇怪的是,我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因为眼前的范老师是那么和蔼，就好像家里的长辈一样。是的，范老师给人就是这样亲切的感觉，对同事、对学生、对戏迷都是这样。
从那时起一直到老师去世。我和范老师在一起的日子比和自己的父母还要多。而老师，也确实如同妈妈一样关心、照顾着我。今天，回忆起老师的点点滴滴，我才发现，原来老师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教导，都是在这些不经意的地方体现的。
来到上海越剧院以后，范老师经常对我说，要记得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要感谢台州越剧团的老师们，感激同意将我调到上海的浙江省级领导……但是，有一个细节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直到老师去世后不久，卢时俊老师对我说起，我才知道。
卢时俊老师给章瑞虹讲述她被调动的故事
当年，为了我的调动问题，卢时俊老师陪着范老师去浙江。为了节约开支，年已花甲的范老师执意坐硬卧火车，和住20多元一晚的招待所，在寒冷的冬天，往返浙江省、地、县，与各级领导和负责人谈妥了我的转调问题，让我顺利地来到了上海。其实那时候，按照老师的级别已经可以坐软卧，住百元以上的旅馆，但老师却坚持不肯多花国家的钱。她总是把生活中的要求降到最低。
从浙江到上海是我艺术生命中最大的转折点，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我的老师，但是，这么多年来，她却一次都没有提起自己为此所做的努力。
范老师在舞台上塑造的梁山伯、焦仲卿、郑元和等形象风流倜傥，充满阳刚之气。以至于很多观众都认为生活中的范老师也像个男子。和老师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的确，对于台上的人物，老师一直要求不能带一点“脂粉气”。正式演出自不必说，即使是清唱，她也必定会选择偏中性的穿着打扮，以更接近角色。
然而，生活中的老师却又是另一副模样。她总觉得“虽然台上演的是男人，但到了生活中，还是要回归女人的样子。”她很喜欢穿裙子，裙子也不少。我因为和老师一样身高、一样鞋码，老师经常会把她的一些衣服、鞋子送给我。近来，翻看我当年和老师的合影，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穿的衣服、裙子，有好多都是老师的。
因为长期演出造成的油彩过敏，在老师脸上留下了两块永久的疤痕。所以老师每次出席正式场合或者接受采访，都会事先认真化妆——这在老师看来，是对对方的尊重。但平时和学生们在一起，她就比较随意，穿着也不考究，甚至有些“马马虎虎”。因为低血糖的缘故，加上胃不好，医生关照老师平时要少食多餐，所以她随身的手提包里，总要准备一些饼干、面包。老师“盗汗”很严重，稍微一动就会出汗，所以外出演出、教学，一定要带上两三块毛巾……如此一来，手提包永远都是塞得鼓鼓囊囊的，她也很少想要去整理一下，有时还要我们学生帮她来理。老师的“理论”是：衣服整洁就好，东西能用就好。
和生活中“不拘小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师对于与演出相关的一切东西，都精益求精到近乎挑剔。每次演出之前，她都会把化妆箱里的化妆笔和粉扑等一样样拿出来，细心疏理或洗净，放到太阳下晒干，最后才一一用纸包好，放回化妆箱内。
生活中，她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我刚到上海那几年，除了平时在戏校上课，周末吃住都在老师家里。范老师认为我年轻，正在长身体，学习又辛苦，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每到周末，都要关照阿姨，变着花样给我“补营养”。记得有一年，我要动身去北京怀仁堂演出的前一天晚上，老师特地把我叫到家里，让阿姨烧我最喜欢吃的鱼。没想吃到一半，我喉咙被鱼骨卡住了。这下老师急坏了，立即把我拉到华山医院，当时门诊已经结束了，老师象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敲门找医生。边上的人看到范瑞娟惊慌失措的样子，都来安慰：“这是你女儿啊？别急，别急！”
平时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老师还会把我带到离家不远的静安宾馆，在大草坪上教我舞剑，教我扇子的运用，还带着我一起跑“回十八”的圆场。老师喜欢拍照，有时候，她会特地请人来给我们拍练功照，往往一个动作拍好多遍，冲印出来后，对着照片告诉我哪里做得还不够。
晚上睡觉也在老师家，老师还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张床，睡前的“必修课”是两人坐在床上将白天的戏过一遍，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了。记忆中，范老师的睡眠一直不太好，晚上经常要起夜，而那时的我年轻贪睡。为了不吵醒我，老师半夜起身，总是轻手轻脚，有时候她也会开玩笑说：“我就好像做贼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依旧让我感动不已。
记得我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演的是“打金枝”。我没想到上海的观众那么热情，刚出场，台下就是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我一下子吓傻了。按照剧情，郭暧要一脚踢掉垫子，我踢偏了；乐队的声音也被掌声淹没了，第一句唱完全没有唱在板上。下台之后，我整个人都沮丧极了。回家的路上，我一句话也不敢说，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老师。心中暗自埋怨自己怎么这么无用。又想，第一次登台就出了这么大洋相，可能要被老师骂死了。到了老师家里，阿姨准备了夜宵。餐桌上也是气氛沉闷，最后还是老师打破了沉默。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太紧张了！”接着，她又对我说：“你对上海的舞台不熟悉，不怪你。我第一次登台，看到台下乌压压的头顶，也吓坏了。你要大胆、要自信，还记得你第一次来上海，在我和袁雪芬老师面前唱“梁祝”吗？那时候你就很自信啊！”老师的话一下子打消了我的顾虑。不过她又说：“这次失误可以理解，但以后不能犯错了。”这句话，我也牢牢记在心里。
范老师是一个谦逊、好学的人。她常对我们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我们常怀感恩之情。
老师年幼的时候，因为家境原因，念书不多，这也是她一生的遗憾。来到上海之后她总是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方式学习。范老师特别尊重有文化的人，不管年长年幼，她都十分诚恳地称呼她们“老师”。上世纪80年代，昆曲艺术家岳美缇老师、张洵澎老师都在越剧院学馆执教，每次在越剧院见到她们，范老师总是主动上前去招呼，亲切地叫“老师”，搞得比老师小很多岁的昆曲老师们十分不好意思。但范老师却特别认真地说：“昆曲是越剧的老师，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老师不仅自己博采众长、转益多思，平时生活中，还时常提醒我要多看多学。她喜欢看电影，凡是有好电影，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她都会买票带我去看，看完回来后还和我讨论，哪些表演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至于看别的剧种的戏，那就更多了。
老师平时还特别强调演员要多读书，提高文化修养。她空余时间也喜欢读报，家里订阅了许多报纸，每天都会认真阅读。她不仅自己读，看到好文章或有趣的内容，还会细心地剪下来，留着让我读。我的阅读习惯，也可以说是范老师培养起来的。
老师一生不喜欢讲大话、空话。平时和人的交谈都是发自内心的。然而，正是她平时生活中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受益匪浅，也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为越剧而生”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有时候会抱怨环境不好，传统艺术不受重视了。可是回想起老师当年的条件，比起我们今天何止艰苦百倍？来上海之初，为了练嗓子，她自己“搞发明”，买了一只口小身子大的瓮，每天在房间里，弯着腰，用嘴巴对着瓮口吊嗓子。通过声音在瓮里的回响，揣摩如何发声才能让嗓音更加浑厚、粗犷、“像个男人”。有时冬天一练就是两个小时。老师就是用这个土办法练嗓子，虽然很吃力，也不见得科学，但是嗓音进步很快。
老师没有学过五线谱、简谱，但是，为了琢磨唱腔，她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特殊符号记录唱腔、旋律。“弦下腔”《山伯临终》那些经典的旋律，正是从那一个个如同“天书”、“天符”的圈圈点点中诞生的。
我与老师相识的时候，她已经年过六旬了，但丝毫看不出是个花甲之年的老人，生活中她总是抓紧一切机会练功——舞剑、跑圆场、劈叉，比我们这些小年轻都强。
1986年，当时我还在戏校学习的时候，获得了和老师同时拍摄两部电视连续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机会。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意外之喜，却也压力巨大——那时候的我，还没有在舞台上演过全本“梁祝”。为了让我能够顺利演绎这个人物，老师除了完成自己经典版的拍摄任务，还要一场场地教我，工作强度之大可想而知。拍摄过程中，有一次我拉肚子不舒服，但那天还有拍摄任务。老师看我难受的样子，对我说，你好好在旅馆休息，今天这场戏，梁山伯没有正面形象，我替你拍掉。就这样老师做了我的“替身”，今天观众看到的“访祝”那一场中的梁山伯背影，其实是范老师替我演的。
老师直到晚年生病住院期间，虽然重上舞台的希望已经渺茫，却依旧寻找一切机会练功。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范老师就是和你聊天的时候，也会把腿放在椅背上压腿。”对于老师来说，练功、演出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隔的一部分。
试问，今天我们有几个演员能够做到像老师那样，创造一切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只是为了钻研艺术呢？
“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台上的角色，很多的时候也是台下人品的写照。范老师一生刚正直率，她最喜欢的是宁折不弯、清隽有节、全身有用的翠竹，时常教导我们要像竹子一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她崇拜为国为民的英雄，即使是在70岁的高龄，还克服重重困难，在荧幕上塑造了爱国诗人陆游这一经典形象。
或许，80年前，范老师走上了越剧之路，是迫于生活的压力。然而，从第一次踏上舞台，第一次唱响呤哦调开始，整整80年的岁月，直到告别人间，老师始终不曾忘却那份初心。
也正是因为这一颗纯粹、珍贵的“初心”，才成就了辉煌的范派艺术。
今天，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所有形式上的纪念、追思活动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告一段落。而作为学生，作为范派艺术的继承人，我们心中对范老师的感恩和追念却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褪色。如今，我已经开始做老师、教学生，对我来说，将老师的品格、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才是对老师最好的告慰吧。
— END —
文：章瑞虹
特别鸣谢：范志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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