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西汉起已成为中央政权的行政区域，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处祖国最南边陲，常年湿热，瘴疠横生；再加上琼州海峡的阻隔，使之长期与中原内地缺少交流和沟通，因而在经济文化方面相对落后于中原的其他地区，在封建时代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这种情况 在海南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
直到唐代，海南的经济文化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文化教育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到宋代，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则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海南文教这种新局面的出现，有各种历史因素在内，比如宋代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地方财富得到极大增加等。这为海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此外，随着中原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及中央政权、地方官吏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也在海南文教事业建设中发挥了作用。在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中，两宋时期谪贬到海南的文人在其中所起的 作用更为显著。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君主惩罚罪臣的一种手段，从战国时代的屈原开始，古来有之。而远谪海南，则从唐代开始，于宋代达到顶峰。两宋朝廷党争激烈，由于赵宋朝祖训有不杀文人之言，故党争中失败的官员多以被贬官作为惩罚，并且官位越高，声望越著，贬得就越偏远。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之内，最远的就是海南了，所以远贬海 南是宋代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据统计，宋代谪贬到 海南的官员前后共有27人，这些人大都是当时政治 文化领域“重量级”的人物。如北宋时被贬到海南的 卢多逊是兵部尚书，丁谓是司徒，苏轼则是名满天下的大文人；而南宋被贬谪到海南的“四名臣”李纲、胡铨、赵鼎、胡铨也都是宰相级别。宋代以文治国，文化昌盛。陈寅恪先生曾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一文中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的文人大多学问渊博，集学者 与诗人于一身，而这些贬谪到海南的文人又全部是封建科举教育下的饱学之士。这些人中只有卢多逊 一人任职兵部，但也是进士出身，以博涉经史、聪明强记著称，其余则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文人。这种身份与素质使他们具有了很强的文化能量与影响。他们到贬地后，或著书立说，或传道治学，加速了唐以来中原文化在海南的传播，特别是一代文豪苏轼的谪琼，更带来了强有力的中原文化冲击波，使海南的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宋代士人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担当感最为强烈。如范仲淹所言，“居届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谪官海南的文人，处不能再远之江湖，但他们兼济天下的读书人责任感并不减。由于他 们大都被安置到地方冗员的职位上，无法展现其政治才能，因此，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积极从事著述， 进行文化传播与人材的培养便无形中成了贬谪文人最重要的工作，并以此作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与价值 自我调整的方式。作为学问渊博的一代名家，育人施教是贬谪文人的强项，而这种教育方式具有亲和力， 比单纯从政治、经济的领域加以管束、灌输的作用要显著得多，故对海南文化教育影响力更大。作为海南 文化教育的实践者、南宋谪贬到海南的李光对此认识颇深，他说：“（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 相踵故也。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多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1］卷 十六正是这些政治上失意的贬官名士们在海南兴办教育，启迪民智，纯化风习，敷扬教化，为今日海南社会 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两宋贬谪到海南的文人在海南岛居留的时间较历代都长。他们当中少者在此居住几年，多者则达十几年，他们的到来，给文教贫瘠的海南岛带来文化的甘露。可以这样说，在海南文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宋代文人贬谪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明代唐胄说：“海南僻处炎荒，教化之开，始于南宋，嗣后名贤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称。”这个说法有些偏颇，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在唐时已经开展了，只是规模不大，影响未彰而已；而在宋代，海南的文教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倒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宋代文教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出现了“人文蔚起”的盛况；关于这一点，史书也承认“衣冠礼乐班班，盖自宋而已然”
宋代第一位被贬来海南的是宋太宗时宰相卢多逊。卢多逊，河南怀州人，后周显德年间进士，入宋官至兵部尚书。卢多逊在开宝七年，因涉连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而被发配至崖州古城(今三亚)的水南村 卢多逊到达海南后，不但没有传统谪贬文人的哀怨愤激，反而陶醉于居地水南村的美景之中。他写诗称赞贬地“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以至产生了“却疑身世在桃源”之感，表达了对海南山川风物的热爱。最为可贵的是卢多逊还以传播中原文化为己任，在当地积极兴教助学，其家族也成为当地文化世族。北宋谪贬到崖州的还有宋真宗时宰相丁谓，他到贬地后不仅积极致力于移风易俗，更是以讲学明道为己任，史 书载：“（丁谓）教人读书为文，营造屋宇……其所著 诗文亦数万言。”
如果以文采学识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苏轼则是宋代贬谪海南的士人中影响最大的人。宋哲宗绍圣四年（1007），苏轼被贬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有人认为，中原文化真正在海南得到广泛传播，是从苏轼贬儋开始。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也说：“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说此诗不无自我调侃半生贬谪的辛酸，但也一定程度上说出他贬官儋州后的行为业绩。
苏轼在贬儋的三年间，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他曾考察过儋州的办学情况，对当时该地教育的 落后、萧条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与担忧，并以文化拓荒者自觉自任。如其自言：“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 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居儋录》）他在儋守张中的支持下，会同海南后学捐钱作 屋，名曰“载酒堂”。他亲自在堂上讲学，自编讲义，培养出一大批如姜唐佐、王宵、黎子云、符林等饱学之 士，其学风泽及全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