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伍素文 李永华丨广东报道

三星电子在越南有着特殊的地位,反之亦然。

自2019年关闭所有在华的手机工厂之后,越南成为三星在海外最大的产能承接地。有数据显示,三星超50%的手机出口以及1/3的电子产品出货量,都由越南承担生产;2021年三星(越南)公司营收742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越南GDP的20%左右。

曾经,中国是三星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国内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多达4000家。随着三星向越南转移,为了留住订单,不少中小供应链企业选择跟着客户走。面对供应链短缺和成本飞涨等问题,他们也在努力推动公司本地化。

与此同时,三星在中国的投资格局却悄然生变,转向并加大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领域的布局。

三星供应商员工(三星供应商在越南)(1)

难以摆脱中国供应链网络依赖

即便三星将手机产能全部转移到中国以外,三星在越南的手机生产厂仍与中国供应链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彭海国、郭林海、朱涛的公司都属于三星供应链体系,三星转移时,他们先后跟着客户奔赴越南投资建厂。他们的公司分别生产不同的零部件,再由客户组装成品交付给三星。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本地的供应链短缺和成本飞涨是他们提及最多的话题。

郭林海说,他的公司在机器设备投资上总共花了300万元人民币左右,3年大概赚了一点利息钱。而且很多设备在当地不能采购,只能从国内买了再运过去。

朱涛表示,很多中高端的工业用品还得从中国进,越南本地没有或者是贵,也没有所有电子材料的代理商,还得找回国内的一些渠道来做。目前,他们公司做的是百分百出口。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溢出》一书中指出,这种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都主要在国外的“两头在外”结构在越南很典型,意味着越南在外贸进出口过程中完成的增加值有限。

此外,彭海国还提到,其位于北江省的公司离谅山省比较近,离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也比较近,大概100公里。“据说前几年谅山、北江有一部分电力还是广西给的,从国内卖过来的。”

越南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在经历“用电荒”。过去十几年里,中越维持着电力贸易关系,从云南、广西等地输电至越南。据报道,2022年1月25日,南方电网公司与越南电力集团签署购售电协议,预计2022至2025年期间,向越南北部出口约40亿千瓦时电量。

三星供应商员工(三星供应商在越南)(2)

开始褪色的成本优势与挥之不去的阴影

许多在近年去过越南的人,都会提起越南制造对中国制造奋起直追的野心和当地人赚钱的欲望。不过,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竞争加剧,越南原本的成本优势也开始褪色。

以人工成本为例。彭海国介绍,现在整个越南有9800万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大概就是3500万到4000万。这些人当中还有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打工的,实际能够留在这边的也就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每年12月份,越南会制定下一年度的薪酬指导价,分4档分别设置最低工资基准。每年调整幅度在3%到8%之间,平均大概5%。去年越南因疫情影响没有调整,计划将于今年7月1日调。据越南政府2019年第90号法令,2020年越南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一类地区为442 万越南盾(约1326元人民币);二类地区为 392 万越南盾(约1176元人民币);三类地区为343万越南盾(约1029元人民币);四类地区为 307万越南盾(约921元人民币)。

“大公司用人人数会比较多,所以实际的工资基准上涨幅度是比国家指导要高的。比如我们公司,所有的费用全部扣减完,他们能够拿到手的工资折算下来大概在2300到2400元人民币之间。这是今年上半年的行情。” 彭海国说。

有纺织企业介绍,越南员工的工资10年前大概是70到100美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三四百美元。东莞一家电子企业表示,2019年去的时候,大概是1800元人民币,现在最低要2200元人民币左右才能招到员工了。

朱涛也反映,前几年越南的人工成本涨得很快,每年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增长,与中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他说,越南的技术工人、熟练工数量相对较少,管理也比国内更有难度。刚开始,他们可能只有中国一般效率的百分之六七十,现在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如果管理激励得好的话,甚至可以跟中国一样。”

而越南国内政治动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一些中国企业的头上。

郭林海记得,2014年,美的在胡志明市的工厂被砸了。“当时,厂长跟我说,你们最近最好少出去,如果晚上出去,尽量去好一点的酒店。去酒店消费,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人身安全第一。”

朱涛也谈到:“2014年越南从南到北闹过事,打砸华人工厂,当时的报道也很多。还好我们当时在北方,也受到政府一定的保护,但对于风险的担忧在我脑海始终挥之不去。”

致力成为本地化公司

在施展看来,数量庞大的在越“中国干部”是“链接起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的微观载体”。一些台湾地区学者很早就关注到,东南亚的台资企业最欠缺中间层的行政与技术管理人员。

郭林海表示:“从国内去越南工厂的技术师傅,能拿到16000元人民币的底薪。我给那边的厂长是2万元人民币,基本上按照国内标准的1.5倍。也就说国内给1万元,去越南就要1.5万元。毕竟是背井离乡,工资肯定要高一些。”

现在,郭林海的越南工厂已经投入了接近2000万元人民币。疫情之前,他通常两三个月就会过去越南一趟,现在因为疫情原因他已经两年没过去了。

2019年刚过去时,朱涛的厂里设了两条产线,加起来百十人。目前,公司员工已经达到700人,投资也上亿元人民币了。在疫情之前,他每个季度会去越南视察厂里的情况,一待好几个月,回国探亲则待一周左右。疫情期间,他去越南的频率改为一年一次。

朱涛说,中国人其实不是特别习惯在海外长期工作,特别是家庭在国内的话,不像日本或者韩国,他们会拉家带口去国外工作生活。“所以在越南我们从国内过去的干部比较少,这方面人才相对稀缺些。”

恩凯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在宁波的纺织服装出口骨干企业,在东南亚多国经营和投资项目。该公司董事长沈功灿认为,当前,高校外语类教育资源存在不均衡的现象,而学习东南亚小语种的人实在太少,中资企业去了东南亚,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国家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学习东南亚小语种的语言,而且,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好找工作,去了东南亚,企业待遇给得高,“他们当然愿意去的了。”

随着越南工人、管理者对业务的学习和熟练,公司职员中的越南干部比例有所提高。

朱涛表示,目前,公司职员中越南干部的占比超过了80%,将来这个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干部每年都在减少,越南干部也慢慢上来了。按我们的方向,只要有越南干部能够担起这个责任,我们中国干部就可以撤了。”

“我们有很多单身的中国干部在这里成了家,跟越南女性在当地组成家庭。我觉得这是本地化最好的体现。” 朱涛说,“企业在越南,我们就要用越南的人,用越南的资源,用越南的服务,融入越南的市场,最终由越南本地人来运作工厂,成为真正本地化的企业,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

三星供应商员工(三星供应商在越南)(3)

中国三星转向高端制造产业

三星在2019年撤走中国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后,在之后的两年又关掉了其在中国最后一家电脑工厂(三星苏州电脑工厂)、在中国唯一电视制造厂(三星天津电视机工厂)。

尽管手机业务折戟中国市场,但三星对华投资并未停下,而是加大了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推动其在华产业布局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三星在华新增投资达54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4%,其中98%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近年来,中国三星的布局包括半导体、新能源动力电池、车用陶瓷电容、OLED显示屏等高技术含量产业。

目前,三星在中国有近20家生产工厂、8个研发中心、7万名员工、4000余家供应商,疫情期间每年保持着50亿美元左右的对华投资数额。

芯片业务是当前三星电子的核心业务,其在中国苏州、西安和天津都分布有半导体生产工厂。

三星西安被寄予厚望,也被视为在华业务转型的案例之一。这是三星在韩国本土之外的唯一存储芯片厂,经历了多次追加投资和扩能。今年,西安三星半导体二期项目已完成扩建并投产。据业内估计,第二工厂将使三星在全球NAND Flash的市占率由35% 提升至40%。

在天津,三星引入了OLED显示屏生产线并于2021年2月投产,生产笔记本和平板电脑的高端显示屏幕;投建了全球领先的MLCC(多层陶瓷电容器)工厂,2021年实现新产品量产,是三星在该领域的主要生产基地。

去年 12月,三星电子成立了 “中国业务革新小组”(China Business Innovation Team),致力于从手机到半导体芯片的业务。外界认为,这是三星手机“重返”中国市场的又一信号。事实上,这个巨头从未离开。

2021年,三星电子实现营收1.48万亿元人民币,利润2725亿元。在Statista网站上,有研究者统计,约35%的销售收入来自美洲,18%来自欧洲,中国占比为16%。

(应采访对象要求,彭海国、郭林海、朱涛为化名)

责编 | 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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