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画像
刘禹锡雕塑
刘禹锡诗碑
□蔡子谔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是诗国的鼎盛时期。万千诗人，如河汉灿烂，辉映星空。而诗坛最明亮的“双子星座”，便是李白、杜甫，拱卫其旁的耀眼星辰，还有王维、白居易、刘禹锡等多人。有趣的是，这些诗人们都有一个彪炳诗史的雅号，如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王维为“诗佛”，白居易为“诗魔”，李贺为“诗鬼”……这些雅号多姿多彩，而且简洁贴切，流传甚广。那么，唐代杰出诗人刘禹锡的雅号呢？白居易赞叹说：“彭城刘梦得（刘禹锡其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由此可知，刘禹锡被誉为威仪棣棣、声名煊赫的“诗豪”。
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是诗国的鼎盛时期。万千诗人，如河汉灿烂，辉映星空。而诗坛最明亮的“双子星座”，便是李白、杜甫，拱卫其旁的耀眼星辰，还有王维、白居易、刘禹锡等多人。
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句享誉千古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究竟是何许人也？籍何地？笔者考证出：刘禹锡为“中山无极人”。我们完全可以敞开怀抱，拥抱这位名垂千古的家乡诗人。
刘禹锡（772年—842年），唐著名诗人、政治家、哲学家。字梦得。贞元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授监察御史。和柳宗元等一同参加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推行的“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后任连州、夔州、和州刺史。晚年回到洛阳，迁太子宾客，官终检校礼部尚书。
关于刘禹锡的祖籍，众说纷纭，多有争议。有的说是洛阳（今属河南）人，有的说是嘉兴（今属浙江）人，有的说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有的说是定州（今属河北）人以及中山无极（今属河北）人，莫衷一是。据有关史料记载，刘禹锡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因此刘禹锡便有“家本荥上，籍占洛阳”之说。并始改汉姓——这里须赘一笔，汉高祖刘邦忌惮于匈奴的武力威慑，曾以宗室女子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据《晋书·刘元海》记载：“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这是冒顿后裔姓刘的来历。后其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东迁嘉兴，刘禹锡出生于此，嘉兴为其出生之地。关于说其“彭城人”，经查此说，亦据刘禹锡在《口兵诫》中曾称“中垒校尉”的刘向为“吾祖”。白居易、权德舆等人亦从此说。那不过是随顺当时“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俗说，不过是崇尚家世显赫、门第高贵的习俗罢了。这便是“刘禹锡彭城人”说法的由来。
说刘禹锡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得从刘禹锡七世祖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说起，秦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先秦至清行政辖区名，辖境大致为河北中南部，山东省西端，河南省北端——后辖境渐小，主要在河北，故河北简称为“冀”）的属地，而无极同时又是定州的属地。其说虽异，实际都是指的中山靖王刘胜的中山国，以及他七世祖刘亮任冀州刺史的冀州辖地。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新唐书》载刘禹锡“自言系出中山”，其实刘禹锡在《连州刺史厅壁记》《夔州刺史厅壁记》等文中，都以“中山刘某”落款，即皆以“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居，刘禹锡在编辑他与令狐楚的唱和文集《彭阳唱和集》时，为此书写的《述言》，以及其医学著作《传信方》中落款均用了“中山刘禹锡述”。由于刘禹锡如此“自述”，他的朋友如柳宗元、韩愈等也称他为“中山刘梦得”。此外，清代《畿辅通志》和《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也都如此刊载过。经过反复查证，说刘禹锡是“中山无极人”，显然是有据可依的。
二
不可把握的历史事件和人生际遇，常常是锻造人才的“大熔炉”。如果刘禹锡没有参加“永贞革新”，如果革新没有失败，就不会锻造出千古名篇《陋室铭》；如果没有豁达的胸襟和远大的报复，也不会修炼出集桀骜豪放、超然洒脱为一身的“诗豪”刘禹锡。
安史之乱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永贞革新”是当时一批志在革新政治、除弊图强的年轻士大夫的可贵尝试。“诗豪”刘禹锡便在“永贞革新”中焕发出令人瞩目的豪情。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驾崩的德宗灵柩迁移太极殿。两天后的正月二十六，45岁的太子李诵即位太极殿，他就是唐顺宗，号为永贞。顺宗身体虽不好，但性宽仁却有决断。他即位后，立即起用革新派。尤其是王叔文、王伾被顺宗重用，革新派掌握朝政。顺宗一直礼重师道，对“二王”深信不疑，诸事仍委请王叔文决断。据《旧唐书》载：“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可见，刘禹锡在这场影响全国的政治革新运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刘禹锡积极参与的“永贞革新”，作为中唐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其实质是“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以惩酷吏、罢宫市、免欠赋、禁额外加征为主要内容，对德宗朝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革新派首先要抓住经济命脉，因而安排最适合的人才进入经济部门。顺宗让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使，王叔文任度支盐铁副使，刘禹锡擢升为屯田外郎，辅佐杜、王，匡其不逮。
革新运动开始后，刘禹锡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对革新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期望。诗人此时的心情，从其《春日退朝》诗中可见一斑：“紫陌夜来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动，阁影助松寒。瑞气转绡縠，游光泛波澜。御沟新柳色，处处拂归鞍。”此诗描写雨霁后的艳丽春光，沐浴在祥瑞之气中的宫殿庄严肃穆，象征着“永贞革新”伊始的崭新政治气象，抒发了他开阔豪放的诗人心境。
刘禹锡以赤子般的满腔热忱参与永贞革新，他当时日理万机的情形，《云仙杂记》中有所描述：“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顺宗朝革新派执政期间，刘禹锡每日席不暇暖，需要处理大批公文来函，接待各种拜谒造访者，处理财政事务，当机立断，笔不停挥，飒飒如风雨至。他办事严谨认真，助手送来的书信文件一一回复，每天回信的数量竟达数千封之多，办公案旁专门置放了一个绿釉珠纹为饰的小缸盆，盛着用一斗面粉打成的糨糊用来粘贴信封。他作为“永贞革新”的风云人物，那种意气风发、斗志高昂的“诗豪”风采，活灵活现地展现无余。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被逼“内禅”的太上皇李诵去世，终年46岁，他实际只当了6个多月的皇帝。宪宗李纯登基后，立即宣布废除新政，尤其不能容忍当初对他有过异议的革新派人士。在宪宗李纯即位的第三天，唐宪宗及其宦官集团就对革新派进行了全面无情清算。宪宗下诏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不久病死贬所。11月，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此外还贬了韦执谊等6位官员到边远州任司马。历史上通常把他们八位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
“永贞革新”的失败，标志着作为政治家的刘禹锡一生仕途中最有作为的一幕结束，也标志着他坎坷人生的开始。不过，仕途蹭蹬后，刘禹锡作为一个诗人、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价值开始逐渐鲜明地显露出来。
三
从“桃花诗”到《陋室铭》再到大量的政治讽刺诗，诗人之“豪气”外露，诗风时而豪放，时而桀骜……白居易赞“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白居易和刘禹锡是好朋友，世称二人为“刘白”。大诗人白居易却赞誉刘禹锡为“诗豪”。此一“豪”字，有多种意蕴，首先是“豪俊”，即谓刘禹锡之诗才韵致出类拔萃。此外，还有桀骜，乃至声音响亮、宏大等诸义项。细细品味、探究，此雅号竟与刘禹锡其人和其诗文，卯榫相扣，深为契合。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多次被贬谪至莽涛瘴雾的蛮荒之地，体味到愁云惨雾的凄凉折磨。他“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岂料漫漫十年之后，被召回长安游玄都观时，仍难抑心中激愤，竟写出了对权贵新宠饱含讥讽的《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诗一出，长安城内传诵一时。因桃花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旧唐书》），当月，朝廷即下诏书，刘禹锡移做播州（今贵州遵义——则是比朗州更为偏远蛮荒之边地）刺史，后改连州刺史，再迁夔州、和州刺史。又过了十四年，刘禹锡再次被召回京都时，居然又写出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则以一种“桀骜之气和对新贵们的不屑之情”（《碧霄一鹤——刘禹锡传》第372页）嘲讽吟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如果前首“桃花诗”，表现了刘禹锡宁折不弯的倔强的话，那么这次的“桃花诗”，则在权贵面前表现出一种至死不屈的桀骜。这是一种英雄激情和胜利感的崇高美。而“桀骜”，正是“豪”的另一个重要含义。
后来，刘禹锡还写过不少发泄胸中愤郁的讽刺诗，或借咏史以表示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或借咏物来诅咒政敌群丑。《昏镜》《养鸷词》《聚蚊谣》《百舌吟》等诗都寄托了他对当时社会丑恶现象的指责与愤懑，在这些诗里还表示出一种轻蔑、鄙夷。如在《飞鸢噪》的最后说：“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在《聚蚊谣》中则说：“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对于那些蝇营狗苟的群丑来说，刘禹锡的满腔愤懑和仇恨，就像化作豪猪身上的刚硬豪刺，犀利地刺向他们。白居易言“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即蕴此本义。
“豪”还有一个含义，即形容声音的响亮、宏大。唐李德裕诗中的“鸣笳朱鹭起，叠鼓紫骍豪”之“豪”，即是此义。隆隆的鼓声叠加紫骍的嘶鸣声，自然是格外响亮、宏大。长期在楚水巴山一带生活过的刘禹锡，对那些地方的民间歌谣深有爱好，并进行过一番认真的研习和改写工作，这给他的诗歌带来了新的气象。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刘禹锡继承屈原汲取荆楚俚曲精华抒写《九歌》的经验而创作的《竹枝词》等，曾经在荆楚、吴越一带被广泛传播。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据《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其）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显然，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杨柳枝》《插田歌》等是对荆楚民歌的继承与弘扬，使民歌的美妙音韵，不仅响彻当时的巴山楚水，而且恒久地回荡在千百年中国诗史的弦歌吟诵之中，这该是怎样悠长的韵调啊！真乃千古之“豪”音。
此处须着重指出，刘禹锡还在“德馨”，即高尚峻洁的情操上，远绍屈原。妇孺皆知的箴铭小品《陋室铭》，即是一个余音袅袅、千古不绝的华彩乐章：“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妙用比兴手法，起笔落墨山水，以山之仙名，水之龙灵，引出陋室之“德”馨。通篇之“骨”——亦谓一字（即“德”字）立骨法。虽处蛮荒，简陋屋舍，因品德高尚，触眼之处，芳馨充盈。室外观看，藓苔爬上石阶，染成一片碧绿；室内望去，草色透入门帘，映得满帘翠青。同因“德馨”，所交皆硕学鸿儒，所行咸谐趣雅事。篇末收笔以盛德高节的三国诸葛孔明、汉时扬雄自况。曲终奏雅，金声玉振，以圣人孔子的反诘语“何陋之有？”收束。力透纸背，耐人寻味。全文字字珠玑，警策惕厉。从“豪”的意蕴来讲，也是一首“德馨”的永久颂歌。
刘禹锡的怀古诗也流传很广，这些诗咏叹历史兴替，对荒凉的故国台榭，虽表示了一种凭吊感怀的情绪，但格调则呈现出沉郁苍凉的悲壮。“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金陵五题·石头城》）
刘禹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近体诗韵调优美，好诗尤多。如“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岁夜咏怀》）、“兴情逢酒在，筋力上楼知”（《秋日书怀寄白宾客》）、“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等都是诗人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概括，是很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元和年间他所写的《平蔡州三首》《平济行》《城西行》等诗歌生动地记述了当时人民拥护朝廷、渴望统一的心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是他贬官二十多年后回乡的深沉感叹。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争春。自然界的平凡现象中，暗示着社会人事新陈代谢的哲理。更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衰老颓唐。白居易称赞这两句诗“神妙”，“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刘白唱和集解》）这既是赞美刘禹锡深刻的艺术概括力，同时也是他旷达胸襟、豪壮气概外化的诗美存在。
“诗豪”刘禹锡达观、豪放的诗，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中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而且宋代的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秦观、张耒等人，乃至南宋的陆游，明代的徐渭、袁宏道等，也都是刘禹锡的崇拜者。而苏东坡对他的崇拜则达到狂热的程度。如陈师道《后山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语》等数本诗话，对“苏子瞻学刘梦得”以及“言诗必举梦得”的情形，多有记载。因此，刘禹锡对宋代“豪放”派诗词风格的形成，显然存在着必然联系。而“诗豪”之“豪”的一个重要义项，正是“豪放”。难怪陆游在《初寒》诗中，还念念不忘地吟道：“所惭才已尽，孤咏不能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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