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很担心远在重庆的老朋友张伯苓的安全，于是找到周恩来，想为张伯苓说说好话，看看能不能保证张伯苓的安全。
其实就算是傅作义不去找周恩来，周恩来也早就想到了张伯苓，他正在想办法挽留张伯苓，不让张伯苓跟蒋介石去台湾，但重庆尚未解放，消息并不好传递过去。
等傅作义找来的时候，周恩来就决定让傅作义去做这件事，让傅作义想办法给张伯苓捎去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傅作义很激动，他回去之后就给在北平的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到家中商量要事，张希陆知道必然是和父亲有关系，所以很快就到了傅作义家中。
见到张希陆之后，傅作义并没有闲话家常，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周副主席告诉我，过几天邓小平来再做商谈，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要让他去台湾。”
张希陆本就不喜欢父亲去台湾，有了周恩来的挽留，他自然很高兴，就和傅作义商量看看谁来传递这个消息，经过打探，他们听说中孚银行的总经理孙先生要去香港，于是两人想着可以通过孙先生将消息带到香港，然后经香港带往重庆。
于是两人写了一封信，出于安全的考虑，信封上署名为“无名氏”，而信里只有一句话，即：“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的笔名，知道的并不多，而作为南开大学的首任校长，张伯苓是很清楚周恩来的这个笔名的。
写完这封信之后，两人将信交给了孙先生，托孙先生到香港之后去找金城银行南京分行经理王恩东，让他设法将信寄给远在重庆的张伯苓，王恩东虽然没有看信，但知道必然是关系重大，很快就通过安全渠道将信寄往重庆。
当张伯苓拿到这封信，看到里面的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忽然就豁然开朗了，踏实了很多，他避居重庆数月，心中悲戚、苦闷又茫然，很多种心情杂糅在一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想到自己的过去，那里有他的荣誉，是他一生心之所系，也有他的苦闷，让他不得已背离了初衷，卷入政治，而卷入政治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他所热爱的事业：教育。
是的，张伯苓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更是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而张伯苓之所以投身教育还是来自于一段屈辱的经历。
1898年，英国与日本和德国协商后，不顾清政府的阻拦，强行租占威海卫，清政府不得不派大员到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服务于海军的张伯苓随舰护送清廷官员。
在威海卫，22岁的张伯苓亲历了这一屈辱时刻，耀武扬威的强盗和萎靡不振的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深深地刺痛了张伯苓，让他突然意识到：
“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于是从威海卫回来之后，张伯苓脱离海军，回到天津做私塾先生，以此为开端开始教育救国，他先是受聘于严修的严馆教授西学，后又受王奎章之情同时在王馆教授西学。在做私塾先生的过程中，他和严修一直在谋划办学之事。
但他最初想的并不多，等到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的时候，才知道办学“非可以草率而为也”，等他回国之后和严修一说，严修又带着张伯苓再次去日本考察，顺便也考察了上海的教育。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考察结束之后，严修对张伯苓说：“吾安得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回说：“是不难，所虑者无地与钱耳，苟由此二者，吾极愿效绵薄。”
说干就干，回天津之后，两人就开始商议成立中学堂的事情，经过商议，就在合并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创办私立中学堂，校址就设在严家偏院，经费则有严修和王奎章平摊，校长由张伯苓担任，并教授英文、算学、史地、体育等科。
这就是张伯苓办学的开始，而这所私立中学堂就是后来的南开中学，是张伯苓南开系的开端。
南开中学第一期招生只有73人，分了三个班，后来随着学生的不断增加，学校不断扩张和合并，到1917年在校生已经达到了一千人，此时张伯苓又开始考虑筹办私立南开大学。
创办大学要比创办中学艰难得多，张伯苓多次去外地考察，并在美国考察和学习了很长时间，回国后就开始筹措经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张伯苓一直辗转各地为经费而奔波，终于在九月份让私立南开大学正式开学，周恩来就在当年免试入学，成为南开大学成立后的第一期学生。
等南开大学成立之后，张伯苓继续担任校长，同时他也变得越来越忙，在把南开大学办得越来越强的同时，还在继续扩大版图，1923年又创办了南开女中，1928年又成立了小学部，于是从小学到大学一个完整的南开系形成。
而南开系的形成，张伯苓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但无论再苦再难，他也乐在其中，他只怕时间不够多，恨不得分身做更多的事情。1923年他曾在高级修身班上演讲说：“近年来因为本校筹款，在校时日甚少，每以为恨。”
因着要去各地考察教育、演讲教育问题，以及为学校筹款，他不得不辗转各地，也因此减少了在学校的时间，但无论是在不在学校，他一心都扑在教育事业上，扑在学生身上。
他对学生很好，学校千余名学生，作为校长的张伯苓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除教育之外，他还关心学生的家庭情况，尽可能给予帮助，尤其是贫困学生，周恩来入校后就得了张伯苓很多照顾。
可以说，南开就是张伯苓的孩子，他将全部心力都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让其茁壮成长，同时也希望在校学生能够学会爱国，1935年，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作演讲，就曾发出灵魂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三个问题不过寥寥数字，却极重极深，这也是他办教育的一个目的，即：“在此求解决吾中华困难之方而已。此问题吾非一时所能解决者，然‘百尺高楼以地起，全在精神。’”
这就是所谓教育救国，他要为祖国培养大量的人才，让祖国强大起来，然而还不等他这一理想实现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7月29日下午，日军突袭南开大学，先是炮火袭击，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圆顶被切，书库被压塌，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惜资料灰飞烟灭，校内的很多楼房都被炮火击塌。
随后，日军又向学校内投放炸弹，南开大学内残存的建筑以及邻近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都被炸毁。这还不够，后来日军又派出军队开着满载煤油的汽车闯进南开大学纵火焚烧。
据统计，包括房屋、地产、图书、仪器、标本、家具等的损失，时值663万法币。
这座张伯苓历经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私立大学，就这样在战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张伯苓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场昏厥，醒来之后老泪纵横，就仿佛是身上一块肉被生生剜掉，汩汩流血，止不住地疼。
然而日军能毁我校园，不能毁我精神，当天下午，张伯苓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并表示他将来一定会重建南开。
南开大学的被毁于教育界、于中国是一件大事，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于是教育部决定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迁往长沙；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等组成西北临时大学，迁往西安。
但长沙也不安全，因此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存在了8年，直到1946年，它才结束使命，然后三大高校重新回归原地办学。
而张伯苓并没有跟着南开大学的学生一起返回天津，他继续留在重庆，一面顾着他在1936年开始创办的重庆南开中学，一面也是为南开大学的重建而努力。
南开的重建一直是张伯苓心头的一件大事。南开大学被毁的时候，蒋介石就曾安慰张伯苓：“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因此自1942年开始，张伯苓就拜会蒋介石就南开重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沟通，随后张伯苓还召开了南开复兴筹备会，会议就人才招聘、研究方向和筹集经费进行了商讨，在经费方面，会议决定“除请政府协助外，并向国内国外捐筹之。”
因重建所需费用极大，因此张伯苓决定以政府支持为主，实际上，就张伯苓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国民政府对南开大学确实给了比较大的支持，抗战时期，南开大学主要就是靠着国民政府的支持在坚持，而重建也是以政府支持为主。
为此，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张伯苓就立即向蒋介石提了南开大学重建的三个要求：其一按照北大和清华经费数目拨款；其二敌产抵给被毁的校产；其三尽快拨款开始动工。
蒋介石和张伯苓私交确实不错，他也很尊重和看重张伯苓，但这种看重并不仅仅是出于私交，还有政治的考量，因此蒋介石给张伯苓的答复是这样的：经费事宜可以商量，但南开大学要改成国立的。
前者让张伯苓很高兴，而后者让张伯苓难以接受，不过在后续的博弈中，张伯苓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决定，南开大学如愿收到了政府拨付的一笔巨款，而南开大学也变成了国立南开大学，张伯苓继续做南开大学校长。
当然，如果张伯苓一直做南开大学的校长，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但偏偏蒋介石不愿意让张伯苓一直只担任南开大学的校长。
尤其是到了1948年，眼看着国民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但蒋介石不愿意就这样退出历史的舞台，于是转而利用知名人士的影响力来提高国民政府的可靠性。
于是素来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张伯苓就成了蒋介石拉拢的对象，蒋介石希望张伯苓出来担任考试院院长，但张伯苓醉心教育，根本不愿意做官，很早以前他就和严修约定“终身办教育，不做官”。
这并非只是说说，他一直在践行这个约定，他曾在1926年拒绝颜惠庆教育总长的邀请，也曾在1927年拒绝张学良天津市市长的邀请，他是真的对做官不感兴趣。
所以当蒋介石发出考试院院长的邀请时，张伯苓也拒绝了，理由有两个：一是年纪大了，胜任不了繁杂的工作了；二是他从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怕做不好。
但蒋介石是谁，他决定让张伯苓做考试院院长，就想尽办法说服张伯苓，一次邀请不行就两次、三次，还是不行就直接下令。
张伯苓最开始是坚决拒绝的，后来想到和蒋介石的私交，以及蒋介石对南开大学的照顾，再想到蒋介石说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而南开大学的经费由教育部划拨，成为考试院院长无疑对南开大学是有好处的，于是张伯苓被迫答应出任考试院院长。
但他也有自己的条件，那就是只做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而且还要兼任南开大学的校长，无论如何他不能离开南开大学。
本来，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国立大学的校长不能同时兼任，但蒋介石为了让张伯苓做考试院院长，觉得可以打破规则，让张伯苓做名誉校长，何廉出任校长，这件事蒋介石交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去办。
然而等到正式文件下发的时候，张伯苓却无缘南开大学名誉校长之职，不得不永远的离开了南开大学，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然而已经无法更改，他在心灰意冷下做了三个月考试院院长之后就飞赴重庆，避居在重庆沙坪坝津南村。
此时的他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然而尽管他已经避居重庆，辞职信也写了好几次，但始终未被批准。不批准也没有关系，他就一直在重庆以养病为由避居着。在此期间，蒋介石数次派人去看望张伯苓，还送去钱财，他自己也数次给张伯苓写信，并几次去探望张伯苓。
1949年，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开始为赴台湾或赴美国做准备，到了此时，蒋介石还希望张伯苓能和他一起离开，试图让张伯苓继续为国民党服务。
然而张伯苓并不愿意离开南开学校，不愿意离开祖国，况且他年事已高，怎么可能愿意离开家乡呢？
不过，他对于留下来也是有顾虑的，他不知道新政府会怎样对待他，尽管他是爱国的，一生为教育奔波劳碌，创办了南开系，为祖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然而他晚年被迫从政，出任了国民政府要职，这可以算得上是晚节不保了，他不知道新政府会怎样对待他。
就在对未来迷茫的时候，他收到了无名氏寄来的信，信里只有短短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谁，张伯苓再熟悉不过了，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用“飞飞”做笔名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周恩来劝张伯苓不要跟着蒋介石去台湾。
周恩来的态度对张伯苓来说太重要了，他既然决定挽留张伯苓，必然对这位老校长有安排，这对于张伯苓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他本身不愿意离开祖国，如果能得到周恩来的爱护，很大程度上他不需要太担心未来，心也就定了。
所以本就不愿意离开祖国的张伯苓坚决拒绝去台湾，尽管蒋介石曾亲自去游说张伯苓去台湾，并承诺：只要张伯苓愿意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
但张伯苓无动于衷，还是婉言拒绝了，蒋介石不死心，在离开重庆的时候，他批准了张伯苓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还让蒋经国继续游说张伯苓，并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可以说，蒋介石为了让张伯苓去台湾，也是很费了一番心力了，但张伯苓就是不肯离开祖国，毅然留下来迎接重庆的解放，蒋介石只好作罢。
当周恩来听到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是高兴，立即请邓小平给以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拍去了电报，特意关照张伯苓。
到了1950年4月初，西南统战部就张伯苓解放前后在渝情况给中央统战部发了电报，周恩来审阅之后在复电上批示：“可许其北来天津居住。”
能够北归，是张伯苓期盼已久的事情，五月初，张伯苓告别了重庆南开中学的全体教职工，乘坐一架货机飞往北京。
周恩来特意派童小鹏到机场迎接张伯苓，同去的还有傅作义，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傅作义直接将张伯苓接到了西酱坊胡同7号傅作义宅。周恩来还专门去看望了张伯苓，在北京住了四个月之后，张伯苓决定回天津，他想要回到天津去参加南开大学的校庆。
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专门将张伯苓接到中南海做客，周恩来还在送张伯苓离开的时候，表示会写信给天津方面，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于是张伯苓安心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的张伯苓确实受到了天津市市长、南开校友黄敬的关照，然而因为一些人的不理解，他并没有能够参加这一年的南开校庆，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了。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时年75岁。
他病逝的时候身上只有7块钱，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全部心力都用在了南开的建设和发展上，为此，他曾四处奔波募捐，所经手的钱财数目巨大，然而他全部都用在了教育上，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一直到病逝。
张伯苓病逝的消息传来，周恩来立即赶往天津去吊唁，他对张伯苓的家人说：
“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本来他身体一直很好，从四川回来想让他多休息一下，再做安排，没想到突然故去了。”
原本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想等到张伯苓休息一段时间再给他安排工作的，毕竟他年纪大了，刚从重庆回来，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有诸多不适应，但没想到，还能等他休息过来，他就病逝了。
周恩来对此很是悲痛，他想到张伯苓的一生，又对张伯苓的家人和南开校友说：
“看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但不应该掩盖他不好的地方，校长晚年失节，但毕竟还没有跟蒋介石到台湾，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
这可以说是对张伯苓很客观地评价了，随后周恩来领衔组成张伯苓治丧委员会，并送了花圈，挽联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对张伯苓，周恩来一直是敬重的，这种敬重，是出于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敬重，也是他对知识分子的敬重，更是他对于张伯苓一生为教育做贡献的敬重。
纵使张伯苓病逝了，周恩来也依旧在关怀着张伯苓的家人。1961年三年苦难时期，周总理把自己的高干购物证送给了张伯苓的遗孀，还特意送去了500元钱，更是叮嘱天津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她多加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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