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易误解的九大文史常识你知道吗(重提文史哲不分家)(1)

上世纪20年代,清华研究院导师及助教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明煌、赵万里、梁廷灿。 (资料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

近年学者一面做学科反思,一面提倡国学、经学,从覆盖范围看,似是对“文史哲”的重新囊括,体现出“不分家”的精神,确乎可喜,但因时日尚浅,其究竟还难以判断。至于将来的发展,是否空存名目,或屋上架屋,名实不称,亦有待观察。

学科还是职业

“文史哲”曾经是一个很高雅的术语。三十年前,“文史哲不分家”既是一条当然之理,也有点儿秘传家法的味道。现在此语仍然沿用,但绝不多见,因为不大提得起来了。我过去以为文学与语言为一家,哲学与宗教为一家,史学与考古为一家,忽然一旦都分家自立,后才得知其合法依据来源于1992年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高校招生、建置院系、建硕士点博士点以及申请基金,全都由这项“国家推荐标准”文件规定着。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各是一个一级学科,“文史哲”不仅一分为三,并且三分为六。后来又有学者提议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意在使其合法与自立,那就真成“七略”了,其总体布局得无有似战国之七雄?

但现代学科分类也有趋于一致的方面,如在文学中设文化管理,史学中设文化旅游,哲学系有设在政法学院或公共管理学院内的,总之是趋近应用、趋近经济。“经济”一语肯定已不是“经邦济世”的概念了,但也不全是现代经济学科概念,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产业的进步,而是基于人口,可谓是一种“人口经济”,人口基数这么大,决定了经济总量该有这么大,加之革命的成果还在继续释放,如土地革命之后当时那一代农民并没有落实“口分田”“世业田”,而是等到开国数十年之后由政府向市民出让住宅土地使用权,所以我国“经济”一语更接近于“市场”,而市场需求基于人性,“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编者注:语出《老子》,陈鼓应译为“众人都兴高采烈,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人性的诱发实为“社会”发展的莫大动力。在此时代潮流之中,“文史哲”的进一步分化似乎就只是表象,其“职业化”“市场化”的共同点倒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感觉中“文史哲不分家”这一概念已逐渐成为理想。

要说“文史哲不分家”应该算是民国时代的遗产,当时的众多学者、现在通称之为国学大师,几乎全是文史哲不分,甚至兼跨文理、兼通研究与创作。院系设置也是史学系、哲学系多在文学院,其“文学”的范围较宽,好像授予学位的只分文学士、理学士。只有傅斯年建立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宗旨有特殊背景,沿革到台湾,后起者只好另外组合出一个“文哲研究所”,是个特例。

近年学者一面做学科反思(文学叫“重构”,哲学叫“合法性”,学术史叫“重写”),一面提倡国学、经学,从覆盖范围看,似是对“文史哲”的重新囊括,体现出“不分家”的精神,确乎可喜,但因时日尚浅,其究竟还难以判断。至于将来的发展,是否空存名目,或屋上架屋,名实不称,亦有待观察。

文、史、哲三科各有其领域。清末民初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分解四部学问,大抵以集部归文学,以史部归史学,以子部归哲学。又取消经部,五经各有归属,大抵以《诗经》归文学,以《书经》《礼经》《春秋经》归史学,以《易经》归哲学。畛域既分,界限详明,迄今由来已久,弊病亦逐渐显露。

譬如三科各有史,有文学史、哲学史,实际上在厚今薄古、重研究不重创作的情况下,古典文学即略等于文学史,古典哲学即略等于哲学史。各史均有自己的原始起点,大率同溯源于上古,概念不一,或称唐虞,或名原始社会,或名青铜时代,都独立追溯自己的最早起源则无不同。于是三科均如幽谷白杨,纤细成群,无望成为参天大树,而中国现代学术遂成为一大综合而不见汇归。其实在传统四部中,一些学问是有时间性的,如楚辞,下限只到西汉,如集部,上限只到南朝。子部、集部只如同在经史大树上生出的旁支,如此方能蔽数千牛,临山十仞(编者注:语出《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学科分类表》文、史、哲三科合计共有84个二级学科,304个三级学科,可谓“不见天地之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另一体现。

实际上现代文、史、哲三科的划分,其职业性的意义更加明显。如同设官分职,某官设多少岗位,经费多少,各有定分,归根究底更多是一个饭碗问题。不仅三科之间不得争抢,即如一科之内,讲先秦的不得自谓优于汉晋,讲唐宋的不得自谓优于元明,大家同是教授,课时之数可有长短,报酬多寡当然一律。“以不平为平,其平也不平”,于是学力之深浅,识见之高下,遂亦难于分别。既以市场论定学术,复以分工论定学者,此为我国现代学术、现代教育在低水平徘徊的一大原因。

文史哲不分家

文、史、哲三科既然各有领域,就当各有原则,领域是外在的,原则是内在的,应当更加重要。就个人体会,文史哲的区分更像是三种不同的学术角度。

《诗》言志,故文学言志。史家以良史、实录为鹄的,故史学言真。群经诸子志在大道,故哲学言道。

文学言志,志在心,为个人情感之郁结。心、志皆不可解说,不可求证于义理,不得究之于考据。“《诗》无达诂”,故文学即无达诂,类似今文学家所说“微言大义”,亦类似玄,类似禅。《诗》有兴,诗人有心有志,以一韵出之,即其情志在此,即其牵绊在此,即其不得已在此。“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亦即言为人之用心。故文学看似外扬,根本却是内学。凡为学士文人,情志之义不可少,故文学之义不可少,史学、哲学不能取而代之。

史学言真,真谓事实、真相、有据、可信,不真实即无史学可言。史学亦言褒贬,而褒贬亦不得违背真实,故真实大于善恶,亦大于一切人世观念。即史学之真实不得由于世俗已然“彻底否定”而不言,亦不得由于世俗中“影响巨大”而盛道。以成败论英雄,是之谓俗学;不以成败论英雄,此方是史学。三代之际诸侯有史,而史官不臣属于诸侯,乃臣属于天王,“虽诏于天子,无北面”(面对天子却无需站在臣位)。文学、哲学均不必负真实之责,故文学、哲学不能取史学而代之。

哲学言道,道大,道无所不在,然而不可见、不可言。不可言而勉强言之,是为哲学。故哲学介于虚实之间,而以有无概念为最高极致。史学为“历史理性”,重在客观性,哲学为思辨理性,重在逻辑性,故文学、史学不能取哲学而代之。

文、史、哲三科的关系,“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不一定把文、史、哲视为三个学科,当把三科作为三种角度看时,其间并没有很大隔阂。

文、史、哲三科本来也互相贯通。譬如说到文学,就有作家作品,但是说到文学史,就有了史学的意义。说到哲学与哲学史,亦然。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具有“通古今,知久远”的意义。史大,一切学术都出于史,一切事物都终将成为历史。譬如文学中有“文以载道”与“文学自觉”的辩题,其实道无所不在,而万事万物皆须载道,史学、哲学亦须载道。此“道”必是哲学上之道,即天地万物为一整体,事物如果离开此一整体即不成其为物,故知世间万事万物皆为一大关联而存在。于此便显出哲学思辨之作用。今日学界往往惯闻统一的观念,又时时溯源上古文明,又例能辨析无极、太极、理、气各范畴,但却不能将前三者合为一气。“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编者注:语出《庄子·知北游》,意思是,“周”“遍”“咸”这三个字,名谓虽然不同,实质却是相同的,含义是相同的),苟能知此,即可回归“文史哲不分家”传统。

通往国学之路

“文史哲不分家”的观念源于民国,民国是一乱世,当时所建立的各现代学科往往以误解经学为前提,而直承春秋战国,可谓惺惺惜惺惺,乱世惜乱世。幸而“不分家”的观念尚能保存学术的完整性,但终究未达极致。

“国学”概念先已起于民国,中间废弃,近年重提,引起热烈讨论。说者拘执其名,遮蔽其义,自民国时业已如此。如说“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曹伯韩),“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许啸天)。温和者谓“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朱自清),甚者径称“乌烟瘴气的国学”(何炳松),“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毛子水),及“文化上的僵石,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曹聚仁)。见识如钱穆先生,亦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所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名实相应,本为经学中一大要领,循名责义,亦可设为学术中一大准则,惟不可拘泥过度。名称后起不等于事实不成立。除计划中预知的以外,事物往往都是发生在前,称谓在后。小到人名,大到国名,莫不如此,故虽然名词后起,亦不妨事实成立且相当持久。真正的、纯粹的、绝对的、整体的、最完备、最健全的事物,本就无名。“无名,天地始”,“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因为最大的名即无称谓可加,故即使无名亦不妨事物之实存,而真正不可企及的最高境界乃是无名。民国间不仅有国学,亦有国文、国史,迄今有国旗、国歌,不得单责国学“不合逻辑”。

日本江户时代即有“国学”“国文学”“国史”“内国史”“本国史”,其“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何炳松质疑,“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这里也可能反问,谁让外国没有其本国学了?我们没有的,何以外国也有了?外国有的,我们也都有了么?

故尝试论之,以时势而言,“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以与西洋学术相区别;以群学门类而言,“国学”即是国家学术,以与民间、世俗、社会、地域相区别;以核心特质而言,“国学”即是经史之学、王官之学、三代之学,以与诸子、集部、百家言相区别。

经学是一个特定门类

民国初学者对经学的讨论亦从名称的训诂开始。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说:“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章太炎《经学略说》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线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此在文字学上可谓不错,但在解释“经学”上可说完全走错了方向,是一个很大的误会。盖因我国学术术语历久升华,早有特殊含义,不能全凭字训。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编者注:温柔敦厚:待人接物秉性平和;疏通知远:依据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动向,提出对未来的看法;广博易良:为人胸怀宽广,平易良善;絜静精微:内心纯洁无瑕;恭俭庄敬:恭敬节俭,端庄谨慎;属辞比事:连缀文辞,排比史事。语出《礼记·经解》)试问世上有何种学问能替代其作用?故《四库提要》定义云:“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古人既已有此专门界定,自不宜自外另加凿枘。民国学者之于国学、经学,正是取径倏忽之道,谋报浑沌之德而凿之使之死。

经学如同楚辞,原有时代限定。经学只是三代之学。经学在三代,本无经学之名,却是真经学;在汉晋以下,有经学之名,却已失其本真。此意古人早有言之,所谓“六经皆先王之陈迹”(庄子)、“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王阳明),而史学貌似言古,其实通变,六经之中的《易经》更是专讲变易之道,所以今人尽可不必再以复古守旧责备经学、国学。

要之,经学不可复,而经学之精神可存;三代之学不可复,而三代之寄托可存;王官之学不可复,而王官之祈向可存。

国学的定义

“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没有国学,何来国家?国学是国家学术。国学也是开国、立国、建国、治国、保国的学问。

古人所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仁义礼智信,人之五常,无非立国之学。古人所习《诗》《书》《礼》《乐》六艺,与诸子百家之群言,无非治国之学。古人所言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士农工商,国之石民(编者注:士农工商是国家柱石之意),而各守其业,无非保国之学也。《周书·梓材》“王惟德用,子子孙孙永保民”,《汉书》仲山甫鼎“子子孙孙永保用”,《国语》“心率旧典”,《左传》“其敢废旧典”,凡此皆为保国之学。古人所学,为己为人,群经,百国春秋,诸子小说,下至骚赋,所言无非治道。以国学读之,皆可以为致治之洪范。以俗学读之,乃皆不免为“市道”。(章太炎《菿汉雅言》:“今者政府设学教士而征学费,则是设肆于国中,而以市道施于来学之士也。”)

武王伐纣,至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还师复归。楚庄王伐陆浑,至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历代盛衰,各有其时,古史往往记载“汉德虽衰,天命未改”“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宋室偏安,天命未改”。夫大人者,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历代都有奉天顺时、承运迭兴的教训,是为有效的开国之道。

陆贾时时称《诗》《书》,汉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商鞅称道周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尚让,取之以力,持之以义”。殷周、秦汉之际,都有武取文守、逆取顺守的立场转变,是为有效的立国之道。

曹参为齐丞相,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接替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为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斥去之,实现文景之治。时当建国初期,历朝都有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策略,能不折腾就不折腾,是为有效的建国之道。

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大臣。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对父亲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故汉武帝及昭宣元成数代,都有阳儒阴法、儒表法里的分层经验,以法家之严察管理中层官吏,以儒家之温情管理下层百姓,是为有效的治国之道。

战国间齐湣王攻楚,辟地千里,尺寸之地无得,最终肥了韩魏。范雎献策秦昭王,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秦国大胜,平定六国,兼有天下。唐兴,“蛮夷更盛衰”,突厥、吐蕃、回鹘、南昭与唐朝更相立于世,“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故历代都有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是为有效的保国之道。

是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五大经验,亦即国学运用的五大定律。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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