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是华北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也是为抗日战争付出牺牲、作出贡献最多的地区。运城民众的抗日救亡，始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历经了14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运城民众的抗日救亡组织不断涌现，救亡运动此起彼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运城地处晋陕豫的交会处，又是华北、西北、中原的毗连区，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于是这里便成为华北抗战的最后防线。
华北沦陷、太原失守后，这里成为侵华日军企图逾越中条与黄河，向西北、西南和中原进犯的“治安肃正”、奴化统治和军事占领区。为了拱卫西北、西南和中原后方，运城的驻军、中共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地方民众组织、武装，以及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与全国各地云集在这里的抗日志士、国际友人同仇敌忾，以英勇的牺牲和奉献精神，阻止了日军的西进南犯，亦为取得本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运城是最早掀起抗日救亡的地区之一
朱德总司令带队北上抗日，途经清河受到群众欢迎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运城，运城进步知识分子义愤填膺。于是由中共运城地方党组织发起，在全区各中小学进步师生中率先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11月初，由运城省立二师、二中学生发起，成立了“运城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参加运城“学联”的有省立二师、二中、二女中、明日中学、职业中学、菁华中学和中山中学的学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运城，全区各校的进步师生游行、集会、声援和募捐，慰问抗日将士，在全区各县再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当年“九一八”国耻一周年时，在运城“学联”的发动下，运城各界约三四千人在运城省立二师操场冒雨集会。运城省立二师教师李尧夫在演讲中，触景生情地讲：“今天的风不是风，是东北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呼唤声；今天的雨不是雨，是东北同胞的血和泪。”诱发了参会民众的抗日激情。
与此同时，在猗氏县城，由县立一高和女高进步教师刘诲伯、李维庆带领100多名进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砸了销售日货的“通顺履”杂货铺。地处中条山区中的平陆一高师生，在这一天也举行了罢课、罢教和游行集会，对商号逐个进行检查，焚烧了不少日货。在闻喜，闻中学生的爱国行动吓跑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道成；以闻中学生卫裕昌（卫逢棋）、柴金生（柴泽民）、沈全成、杨景利等为骨干，成立了3个宣传队，每队10余人，深入到全县三个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在荣河，县立三高进步教师武士俊带领学生宣传抗日救亡，抵制日货，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当局逮捕。由于进步师生的活动，抗日救亡之火很快燃遍了全区。
为了宣传、发动、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运城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许多进步团体和创办了各种进步刊物。1931年，受党组织的委派，闻喜进步知识分子张雪霞，在县城文庙成立了“涑滨学社”。不久，印刷出版了《呼吁》刊物，由于刊发文章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被闻喜当局查封。接着，他又创办了《涑波》《野草》刊物，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2年年初，中共临时山西特委组织部长阎增祥来到运城，领导建立了“教师联合会”。是年秋，成立了“中小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下半年，在中共临晋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晋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发展会员90人。
1933年暑假，运城省立二师学生李绍伯，在家乡平陆城关杜家崖组织了个“青年读书会”。后来又创办了《工农朋友》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同年，由运城省立二师进步教师王宜民、张韵波和学生李哲人等发起，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在学校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社联”为了扩大影响，创办了《晨光》半月刊杂志。《晨光》杂志尽管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所起的抗日救亡宣传，却波及全区各中小学校。
1933年秋，中共闻喜县委负责人席荆山在闻喜成立“反帝大同盟”，以闻喜中学学生和小学教师为发展对象，同时，成立了“读书会”。1934年1月，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裴丽生，组织和发动在北平读书的垣曲籍大学生，编辑出版了《垣民之友》，在垣曲发行，宣传抗日救亡。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推进新文化运动，运城市曾出现了“进化书店”和“生存书店”两个较有影响的进步书店。
1930年年初，稷山县进步青年黄礼明在县城西街办了个“春盛书局”。1931年，他将书局移到比较繁华的中街，改名“进化书社”，大量购销进步书籍。1932年在中共山西临时特委组织部长阎增祥的指导下，他除购销进步书刊外，还发送党刊《北方红旗》《北方青年》，使这些书刊在新绛、运城、永济、绛县、闻喜和临汾的一些学校中广为流传。
1936年秋，荣河籍在沪学生武克仁，经与在上海主办《生存旬刊》的荣河籍爱国文化人士樊自觉先生商量后，决定在运城办一个生存书店，在荣河办一个生存图书馆。由樊自觉先生捐了大批图书，又由蔡元培先生写了两块牌子。他先在母校荣河三高建立了由上海邮寄进步书刊和巴黎《救国时报》的通讯地点，又与畅子正在路家巷租了一个门面，把书店办了起来。书店因挂蔡元培手书的招牌，影响很大。1937年春，中共西安党组织把《解放周刊》和党的宣传品也邮到书店。生存书店不仅是进步图书发行阵地，也成为党的活动阵地。
青年学生们的抗日活动和救亡热忱受到当局与校方的压制。为了争取爱国自由，开展抗日救亡，运城各校学生不断发起反对学校和地方当局压制学生的学潮。
1932年年初，运城省立二师学生因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不满，把国民党河东清党委员、二师校长冯大轰驱逐出校门。山西当局为了“以正压邪”，便派守旧派陈鼎三任校长。30班学生张学政写大字报说：他是“从古墓堆里搞出来的僵尸，是为封建余孽扬幡招魂”。陈看后，认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溜之大吉。继任校长刘庆丰，原是二师的教育学教师。1933年4月11日，刘让运城警备司令刘光斗、公安局长程树荣带领军警包围了二师，抓捕进步学生，开除了李哲人等18名学生。这一行为引起学生的极大愤慨，在二师学生会的组织下，将刘庆丰赶出了学校。1933年9月，省教育厅派杨汝良任二师校长。杨汝良因纵容驻运的关麟征部进校抓进步教师，引起了学生的愤怒。1937年年初，在中共运城省立二师党支部的支持下，以崔峒、关玉伟、贾汉英、郭怀都等同学为首，发动了驱杨学潮。
在运城省立二师学生发动学潮的同时，运城省立二中学生也发动了驱赶压制学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校长李仙舟的学潮。学潮失败，10余名学生被校方开除。
1933年，运城职业学校也因滥用公款，克扣学生津贴，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学生们将校长解子丰赶出了校门。
1934年年初，山西当局为了压制学生运动，决定实行会考制度，遭到学生们的反对。于是，运城地方党组织通过“教联”的发动，在运城各校成立了“反对会考委员会”，并串联全区各县应届初中毕业班的师生共同抵制。“反对会考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二师初三学生宁毓俊。为便于领导，二中反对会考的代表也住到二师，二师成了这次反会考的中心。事后，二师的宁毓俊、杨春荣等一批学生或被开除，或勒令退学或留级推迟一年毕业。这次反会考斗争，是全市学生运动影响较大的一次。
1935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波及运城，进步师生闻讯后积极响应。在运城省立二中进步教师的支持下，由进步学生武兆京（学生自治会主席）、薛乐义（读书会负责人）、贾全明、胡尚礼、王迪康、王炯儒、张映雪、陈和顺等在各班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他们还派人到二师、女中、职中、明日、菁华等学校进行了联系，并请各校代表在菁华中学开了代表联席会议。经全体同学选举，成立了“讨逆救国委员会”。12月16日，在讨逆委员会的发动下，全校300余学生分为4个大队，上街游行。同学们还利用寒假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声援“一二九”运动，进一步唤起了全市青年及民众的觉醒，为尔后的抗日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从中脱颖而出一批年轻的革命骨干。
运城是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的战略通道
坚持华北敌后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持久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周恩来副主席所言：“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从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由本区踏入山西抗日前线，开赴华北敌后抗战。从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八路军主力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分别由陈光、贺龙、刘伯承率领，在本区荣河县宝井、庙前村登岸，经河津县的西畅、里望（今属万荣），稷山县的太宁、西位、小宁、翟店、太阳、西里、东里、清河、南北阳城，新绛的北侯、三家店到侯马，然后坐火车北上。
9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领彭德怀、林彪、徐向前、程子华等一批中共高级军政人员，从陕西潼关坐船东渡黄河，由风陵渡登岸，乘坐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的专列，赴太原会晤阎锡山，安排八路军各师开赴山西抗战前线的有关事宜。
9月16日，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等率领八路军总部踏入本区。9月18日，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路经翟店时，应当地父老乡亲们的邀请，朱总司令给大家讲了话。左权将军也在这一天，从稷山寄出了写给叔叔的信，在家信中表达了他无法回家探亲的歉意；同时表示他要牺牲自己的一切来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要以事业的成功来报答家人。
贺龙在路过荣河时，针对人民武装自卫队刚成立，武器装备差的问题，鼓励他们说：“3个人有1支枪，就是一支好部队，有人背伤员，有人扛子弹。没有枪，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子弹，我们向敌人要。我们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成为一支好部队。”刘伯承率部路经稷山翟店时，也应群众要求给大家讲了话。当时聆听刘师长讲话的许多本地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八路军的宣传队还在里望等村，为当地群众进行了文艺演出。八路军踏入本区，对地方组织是极大的支持，对全民抗战是有力、深入地动员。
八路军总部及三大主力挺进华北以后，以山西为战略支撑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使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得到实施，将毛泽东主席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变为了现实。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华北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并部署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令第115师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和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令第129师开辟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令第120师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逐步在华北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彼此相连、互为依托的华北敌后战场。
1937年年底，八路军总部上了太行山，通往延安的交道线要从本区垣曲过黄河，再由龙海铁路线转赴延安。同时，前方兵员的补充，枪支弹药、粮秣被服的运送，也要由河南运到垣曲，再转送太行山。因此，垣曲成了连接前方和后方的咽喉要地。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垣曲县关家村设立八路军第二办事处，隶属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不久，又在垣曲县同善镇北垛村设立了分站。从1938年7月至1940年兵站撤离，先后有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以及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重要领导，经垣曲兵站，往返于太行山各根据地与延安之间，或在垣曲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会晤，保证了过往首长的绝对安全。同时，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运送了大批抗战物资。
运城是拱卫西北、西南大后方的重要战场
运城地处华北、西北和中原的接合部，是山西通往豫陕的南大门。环流这里的黄河和耸立境内的中条山，成为拱卫中原和西北、西南的天然屏障。侵华日军把这里作为觊觎潼（关）洛（阳）的桥头堡；晋绥军把这里作为晋绥的最后防线；国民党中央军把这里作为屏障中原和西北、西南的前沿阵地；中国共产党则把这里作为连接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通道。 ——中条是卫立煌阻止日军南犯的前沿阵地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麿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对华北大举进兵。根据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为五个战区，其中，晋（山西）察（哈尔）绥（远）为第二战区。
1937年忻口战役后，翌年2月，卫立煌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在韩信岭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以便阻止日军的南侵。然而，由于平汉线上的失利，日军从东阳关进入山西，采取了两面迂回、前后夹击的战术，致使作战失利。
1938年4月，洛阳军事会议后，他将前敌司令部设置在垣曲县曲莘庄。此后，在三年的时间里，他率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李家钰，下辖第38军、第96军、第47军）、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忠、副总司令刘茂恩，下辖第3军第15军、第17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下辖第15军、第17军、第9军、第27军），以及孔令恂的第80军、赵世铃的第43军等部，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民武装、八路军游击队的配合下，曾十余次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残酷扫荡，使日军无法跨过中条，进窥潼洛，保卫了中原、西北及西南大后方的安危。在本区同日军作战中，仅殉国的国民党将军就有10余位；仅1941年5月的中条会战中，国军一次伤亡就有4万余人，可见战事之惨烈。
——杨虎城部是坚守中条的“铁柱子”
1937年6月，蒋介石将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缩编为一个第38军，由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兼任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第38军所辖的第17师赵寿山部，被调往河北深县，第177师529旅许权中部开往河北阜平，第38军军直教导团李振西部开到石家庄，李兴中的第177师师部和第530旅调到潼关以北黄河沿岸的韩城、合阳一带驻防。
1938年年初，第17师和第529旅编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序列，受朱德、彭德怀的指挥，在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一带打游击。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打了许多胜仗，先后收复了晋城、阳城、陵川、垣曲等8个县。与此同时，在抗日名将师参谋长许权中（中共党员）的率领下，第177师及在晋南敌后组织的游击队，破坏交通、袭扰日军，先后收复了永济张营、猗氏、虞乡、安邑、稷山、闻喜、平陆、芮城、荣河等13座县城，在山西抗日前线打出了威名。
1938年7月，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第31军团司令，把杨虎城部整编为第38军（军长赵寿山，辖第17师和独立第46旅）和第96军（军长李兴中，辖177师和独立第47旅）两个军。之后，将该部全部集结于运城中条山西端驻防。不久，又增编李家钰的第47军，将第31集团军改编为第4集团军。
1938年的8月8日、9月13日、11月4日，第4集团军3次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大举进攻，迫使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亲坐飞机督战晋南。在广州、武汉相继丢失，大后方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第4集团军以劣势装备，在中条山多次粉碎了日军的猖狂进犯。
1939年，第4集团军在中条山又3次抵挡了敌人的进攻。
杨虎城部在中条山西段驻防两年零4个月，先后粉碎了日军11次进犯与扫荡，以21000多人的牺牲，守卫了中条山阵地，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1937年9月，雁北失守，山西危急。本区17个县根据山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颁发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侧》，先后组建起十余支人民武装自卫总队。运城沦陷后，各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根据形势变化，改编为各县抗日游击支队。不久，17个县的抗日游击支队又整编为山西政治保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整编以后，第一支队活动在汾南，二支队活动在汾北，三支队活动在条西，四支队活动在条东，打击日伪，配合友军的作战。
1939年，山西政治保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改编为山西新军第212旅、第213旅和决死3纵队游击第10团等抗日武装力量。第212旅在汾南创建了稷王山、孤山等根据地；213旅在汾北和中条也创建了游击根据地。这些小型根据地成为保卫民众，袭扰敌伪，扩大抗日力量的战斗堡垒。
在地方党组织的发动下，还在当地组建了八路军黄骅支队、晋豫边游击支队、景兴支队、王学林八路军游击队、康杰支队以及保安14团补充1营、3营等抗日武装。这些游击武装，不仅袭扰了敌人的驻守，还配合友军作战，牵制了日军企图跨越中条与黄河，向潼洛进犯。
1941年5月，日军为了消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决定发动中原会战。于是，日军集结了华北派遣军共6个师团2个旅团，约10余万人，此外，还有伪军配合，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条冢义雄指挥下，分4路向中条山进犯，迫使驻防中条的国民党军全部撤出了中条山防区。
中原会战后，日军在中条地区不断增修据点，利用日伪汉奸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第一二九师决定，由太岳区派遣部队南下，执行重新开辟中条地区，建立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关怀下，在条东、条西地委及其领导的地方游击武装的配合下，逐步形成了曲（沃）高（平）公路以南，晋（城）沁（水）公路以西，同蒲铁路以东黄河以北，面积18300公里的根据地。中条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不仅成为阻止日军西进南犯的屏障，也为本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