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军
许多朋友们，可能都有年轻时喜欢读杂志的经历。杂志上的时间刻度，像竹节一样，记录着读者的阅读历程，留下年代感。
一、遇见《编译参考》
1978年的春天，我们77级的同学开始上一年级。有一天，一位父亲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北京同学，带着一本叫作《编译参考》的杂志来到班里，在同学间传阅。很快，这本杂志成为抢手货。
这是一本“白皮”杂志，白纸黑字，“骑马钉”装订，没有一般杂志常用的色彩和图片，只是简单的原生态版式。
这本杂志由外文出版局编印，主要刊登国外新闻出版界发表的文章，每期约16万字。杂志的刊头上印着“内部刊物，请勿外传”的字样，封底盖着“请交换”、“赠阅”的红戳。据刊内的一则启示介绍，这份杂志主要为新闻宣传部门服务，提供给有限的相关单位，或由对方出具介绍信订阅。
《编译参考》刊登的文章内容丰富，大多来自《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海外出版物，选题广泛，内容独特，观点尖锐，几乎篇篇可读。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看，一些文章仍有阅读价值。也许是因为这份杂志，当年从原作、翻译到编辑每个制造环节，都是行家在做吧。
这份创刊于1978年的“白皮”杂志，来到了充满生机的校园，几乎与我们这个班级同步，更与国门初开的年代同步。《编译参考》迎合了我们对未知探索的愿望，让莘莘学子从校园能够看到更远方。在当时，这应该是我们所能读到的最具价值的官方国际资讯刊物了。（另一本类似的出版物是新华社出版的《参考资料》，每日上下午出两本，但它并不是给我们这些普通学生看的，按照常规途经也不易读到）。
相比较我们这些人在20岁之前、对国际社会形成的固有印象，这本《编译参考》如同一部文字版的大百科纪录片，在“白皮”的页面里，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多彩的世界。这本杂志更像一块不期而遇的路牌，正巧出现在我们求学的十字路口，引导着新方向。
如今，我还留着一整套1979年的《编译参考》月刊，全年12本，白净的纸页早已经泛黄。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在读完这本杂志最后一期的文章“中国面临新的、更长的长征”之后，未来的日子，正翻过1979年的最后一天，进入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
二、“白皮”杂志都登些什么
当时，《编译参考》设置的栏目，有国外见闻、美国侧影、中外关系、对我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等。
以1979年为例，在这一年《编译参考》发表的文章中，有不少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篇的作者，是后来当选了美国总统的布什，题为“我们同北京打交道，光付出代价而毫无好处”。另一篇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临刑前，从狱中给法国总统的信。还有一篇是费正清写的“新的两个中国问题”。
下面是部分文章的题目：
有“日本经济见闻”、“中国外交的新攻势”、“中国为什么要积极接近日本工业列岛”、“当醒悟过来的人进行欺骗时”、“北京在寻找填补墙洞的新砖”；
有“南斯拉夫记行”、“7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国放松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美国的女兵”、“可口可乐重来”；
有“中国大学的变革”、“中国宣传工具把美国说的过于美好”、“越南在疯狂的奔跑”、“危机四伏的新月形地带”、“苏联小说《沉重的黄沙》故事梗概”；
有“中国为现代化奠定基础”、“台湾与北京的斗争，下中国象棋”、“中国正在为文学的尊严付出代价”、“10亿读者的市场”、“欢迎资产阶级回国”；
有“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巴金会见法国读者速记”、“苏联的帮派体系和裙带关系”、“中国的新长征”、“毛的遗产受到侵蚀”；
有“跟卡拉扬谈话”、“20岁的古巴”、“苏联农村见闻”、“施佩尔谈纳粹德国对波兰的入侵”、“日本企业界领袖谈干部的选拔”；
有“柬埔寨，震撼亚洲的十五天”、“泰晤士报中国专辑”、“日本讲谈社近况”、“戈培尔日记”、“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世界新形势下的美国对外政策”；
有“在中国外国人比其他人吃香”、“苏联老大哥的幽灵仍在中国游荡”、“日本的黑手党”、“世界上10位第一夫人”等。
我们读到这些文章时，距离网络和手机还远，没有CNN，更没有维基解密。
三、杂志成了另类教材，阅览室成了第二课堂
学校的教材，常是国家形势变革的晴雨表。
那时，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77级学生们用的教材，都是学校编写的规定教材，从基础课到专业课，传统的东西和新增加的内容都有。学校主楼里，有大小两间常去的教室，那是我们的第一课堂。
同时，在新时期教育改革的趋势下，学校也在努力创新，为学生开设了多种讲座，调整了课程内容，还提供一些推荐书目，引导学生加深对所学专业的领悟。让我们这些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起点学习广播史的学生，开阔眼界，争取与时俱进。于是，包括《编译参考》在内的一些书刊课外读物，就被有的同学当作了另类教材，而学校的那间平房阅览室，也就成为了我们的第二课堂。
阅读杂志的过程，就是在上一堂书面自习课。有的杂志和图书对学生的影响，或比正规教材更深些。我通过阅读《编译参考》的文章，对于新闻题材、表达方式、语言运用等要素的理解，都感到有启发。特别是对欧美记者写的特稿文章，尤其感兴趣。我的毕业论文就以此为选题，虽然当时因见识尚浅，没能写出更深的意思。
有时，我会一边读着《编译参考》上的文章，一边想：这些没见过面的作者，不知是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新闻系培养的。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从1978年开始的日子，进入杂志业发展的黄金年代，学生自己办的刊物，也在各学校间传递。在当时的广播学院阅览室里，架子上陈列的期刊琳琅满目，包括了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和人文、科技读物，像文化酒吧一般，满足着编采、播音、摄影、文编、无线电、外语、电编、电导等各专业同学的口味。每到傍晚，同学们来到“年轻的白杨”歌声中那条道路的东面，走进阅览室，有时还不容易找到座位。有一年，还曾出现过5个年级的学生同在阅览室的场面（另一个地方当然是食堂了）。
在那个“科学的春天”的日子里，在广播学院最温馨的房间里，同学们读着一本本杂志，听着那个年代的心跳。
我还留着一些当时读过的杂志，有《外国文艺》、《文艺评论》、《国际新闻界》和《新闻战线》。特别是《外国文艺》，这是当年许多同学的“打卡”对象，每当有同学从定福庄进城，买回新一期杂志，我们的学生宿舍里，仿佛涌进更多的阳光。
在最喜欢读杂志的年纪，与杂志最繁荣的季节相遇，带着一本“白皮”杂志，走向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