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涛
我想用上面这四副图来呈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段历史，应该如何表述？其实就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
今天，面对世界霸主美国的种种挑衅、围堵和打压，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美国没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今有这样的勇气和底气说话。
我们的勇气来自于91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共产党人身后的14亿中国人民。
这一强大的勇气生自100年前，其源还得上溯100年。
1821年是清道光元年。大清朝的统治者还沐浴在“康乾盛世”的余辉里。美国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过去的2000年里，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是世界第一。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当时，世界商品流通的“硬通货”是银元，而中国最多时拥有的白银量竟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
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几乎转眼之间，中国就从引领世界发展一千多年的东方文明古国，沦落到任西方列强欺辱宰割几乎要亡国灭种的地步。地大物博而且富有的中国成了西方列强眼中的唐僧肉，个个欲食之而后快。
据《中国对外条约辞典（1689——1949）》统计，旧中国签约总计1356件。仅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签定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起，在五四运动之前80年间，西方列强共强迫中国签定709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约173.9万平方公里，累计索赔白银超过100亿两，而此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一亿两。
一、中国何以从引领世界到被列强围食欺辱
中国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还有没有活路？这是当时堵在所有中国人心头的时代之问。
我在2019年写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刍议》拙文，发表在《安康学院学报》2019年第三期，被“知网”“中国核心期刊数据库”等收录。今年又写了《沈尹默曾编辑的<新青年>》，被新华网和安康日报转载。我提出了看中国落后的新视角：文字和纸张的发明是中国文明曾长期领跑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从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技术之后，到鸦片战争的八百年漫长岁月里，祖制不可违的崇古之风和元明以降皇权专制思想的愈加盛行，重农轻商，蔑视科技，活字印刷技术并未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信息和知识传播受限，国人的创新和创造精神遭受打压遏制，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的整体性缺乏导致科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最终导致了中国发展的全面落后。
反观西方，在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启迪和影响下，欧洲50年间印行出版了2000万册图书，比欧洲之前1000年出版的所有图书都多。此后，在印刷机的推动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风起云涌，近代科学技术依靠实验记录和书籍传播得以快速迭代发展，欧洲完成了由蒙昧到科学的转变。
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各国纷纷以贸易立国，大力兴办工商业，近代工业革命由此奠基。当中国的发展像小脚老太太一样裹足不前时，欧美国家却在工业文明时代快速崛起，像青年小伙子一样迅疾奔跑，一举超越了中国。
落后就会挨打。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遭受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遭受的奇耻大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世界百年未有的一次大变局。
之所以说是奇耻大辱，因为资本主义列强与大清国的贸易往来中连年出现巨额逆差，便使用“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对我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社会生产力和社会风气及国家财力上，进行多重摧毁，同时进行军事和文化等侵略，逼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丧权辱国条约。侵略者往往人数并不多，却总得手还能无恶不作。因为统治者怕，就无休止地割地赔款。国人也怕，有的甚至为虎作伥成为“带路党”，但更多的是麻木。
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国惨烈失败了，甲午海战，亚洲排名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就成为压倒大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辛亥革命后，君主立宪、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各种治国形式反复探索，各种势力纷纷登场，山河依然破碎，人民水深火热，中国的出路和人民的活路依然渺茫。
二、何以找到一条新出路
一直到一本期刊的出现、一种学说的传播、一个政党的诞生，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终于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领袖曾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可在《新青年》刚开始创办，马列主义在中国刚开始传播，中国共产党刚开始成立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以往一提党史，就说上海一大和南湖红船是党的诞生地。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在诞生前的孕育过程。毛泽东同志对此有过生动的说法，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明确指出：“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5年，36岁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倡导并大力推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引发社会大变革的先导。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多有留洋经历，他们将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于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旧制度、旧习俗、旧文化、旧文学，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大扫除，为新思想、新理论、新思潮、新文化、新文学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的动员和人才的准备。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整个国家和国民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为最深的根基。如果仅有统治者和精英们的先知先觉，却没有广大民众的真正觉醒和从思想文化观念到知识应用体系及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难以成功甚至无从起步，这应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欧美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对此有清醒认识和深刻洞察的当属《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最重要作者鲁迅及编辑部诸位同人。
《新青年》同人画像
《新青年》从原本发行不过千册因赔本而两度停刊的小众刊物，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发行量达到一万五六千分的大众刊物，取得在全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各阶层争相传阅的执牛耳地位，再到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爆发进而引发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全国一致行动，使得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取得最终胜利，这与《新青年》创办者和灵魂人物陈独秀分不开，与主编过《新青年》并在中国第一个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分不开，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分不开，与《新青年》有北京大学做大本营，又有北大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大批师生加盟分不开，还与沈尹默当初力主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推荐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并带头创作白话文新诗和主编了三期至关重要的《新青年》分不开，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新青年》在北大得以改组和复刊，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关键转向——《新青年》由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光杆司令部”，变成了力挺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多位著名教授轮流主编的“同人杂志”，成为学术大咖云集的名副其实的司令部。
《新青年》自1918年1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等“编辑部同人”每人负责一期， “六大主编”由此得名。后因陶孟和、刘半农预备出国留学，李大钊、高一涵替其主编了第六卷各一期。《新青年》编辑部核心人物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人皆为北京大学的青年教授，虽然他们思想性格各异，但都以倡导新文化和救国图存为己任。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倾注心血不计报酬地承担。从此，《新青年》“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力图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文学创新”，借以传播新思想，推广国民教育和启迪民智。校长蔡元培携手北大革新派师生为主体，多以白话文为《新青年》积极撰稿，涉及包括政治、道德、文学、科学、艺术、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创新。“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还有北大的教师高一涵、沈兼士、陈大齐、蒋梦麟、王星拱、朱希祖、杨昌济、顾孟余、刘文典、吴虞、复旦大学的易白沙等人，这些人都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熏陶，又是具有创见的学术界领袖人物，他们的文章不仅影响了北大的学子，也进而影响整个北京和全国的学界。”
《新青年》虽从第四卷第一号始，已在刊载白话文和使用新式标点，但《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全面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排版，是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开始的。这一做法，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报刊。《新青年》主推的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促使政府颁布训令和批准有关议案，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旋即在全国各类学校课本中开始普及，遂使白话文风行全国，代替文言文获得了语言的正统地位。语言和文字统一，则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掌握文化，方便生活，使人民的思想得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解放。
新文化运动是以新诗开其端，从而翻开了中国文化新的一页。为什么是诗歌打头阵？因为人们历来认为，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千百年来占据着文学正统地位，像四大名著在古人眼中都是茶余饭后消遣之作，不能登大雅之堂。
《新青年》首倡“文学改良”乃至“文学革命”，要求新文学“不摹仿古人”，“这无论文言白话都是一样，而用白话入诗，比较更难”。白话新诗一出现，在正统者看来，无异于洪水猛兽了。
后世公认的白话新诗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新青年》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刊发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白话新诗9首。沈尹默写的《月夜》，只有短短四行，却被誉为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而具有新诗美德”。
《月夜》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
沈尹默的诗词创作以古典诗词成就最高，虽然他在晚年说自己的白话新诗“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但其开启山林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与沈尹默并称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胡适，对尹默的新诗备极推崇。胡适在驳斥一些人把新诗贬得一无是处时，就列举尹默新诗《月夜》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在那个千年未有的大转型时代，沈尹默用新诗为《新青年》同人所做的一种形象宣言吧！我从这首诗中读出了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怆，读出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读出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更读出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新青年》力推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是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当时中国最振聋发聩的呐喊，创造了“真文学”“活文学”和“真正国语文学”，不仅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更正式宣判了“假文学”“死文学”寿终正寝，成为“文学革命”的典范。这是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也是作者周树人第一次起用鲁迅作笔名。它就像一声惊雷，石破天惊，横空出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成为重要标志。此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新青年》上共发表54篇作品。鲁迅由此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而《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轮值主编，正是沈尹默。除此期外，沈尹默还编辑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第六卷第六号。《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中称：“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和稍后进校担任国文系教授的吴虞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一条新路，已隐约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三、何以创造一种新文明
新文化运动就像火种，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火炬，照亮了中国漫漫长夜，从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就是五四运动中青年学子喊出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赋予反帝反封建斗争新的内容，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由此翻开新的篇章。
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压力欲迫使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导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此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貌，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爱国情绪如火山般爆发出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以上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
五四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的各阶层，从6月5日开始，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之间达到了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座城市。在国内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下令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没有出席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由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转变为以工人为主体、全国各阶层广泛参加的社会群众运动，成为古今中国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全国民众已经被广泛发动起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被公认为是五四运动的司令部。很多专家有个观点：如果没有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大批北大杰出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我比较赞成这一观点，但我还有新的思考。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侵略，中国遭遇文明困境、国家困境和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必须创造出新的文明，中国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尊严，人民才有活路。
《新青年》引爆的五四运动和所孕育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了这条路。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李大钊就已针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就在这一期和沈尹默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连续刊发。该著作在中国首次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著作还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三大学说——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1920年3月31日，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子成立收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小组，促使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理论在中国得到更深入传播。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就是在这里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文献，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
作为《新青年》创办者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此时不仅接连写下数十篇檄文，痛斥强权政治，他还决意采取“直接行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亲自上街撒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在狱中，他坚信中国不应该再走“欧美、日本的道路”。9月16日陈独秀在被李大钊等友人营救出狱后，明确宣布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10月5日陈独秀约《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中开会：商定自第七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一人独自编辑《新青年》。
1920年2月，陈独秀面临再次被捕。经沈士远和沈尹默昆仲设法通风报信脱险后，李大钊雇骡车陪伴掩护其返沪。高一涵后来曾著文称，就是在这路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此时陈李二人认定：国事势危，民不聊生，要“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唯有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精神，创建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创立新国家、创造新文明、创建新社会。
因陈独秀返沪，《新青年》自第七卷第四号（1920年3月）起，改在上海编辑出版。从第七卷第一号至第五号，《新青年》成为汇聚各种思潮的刊物，陈独秀在比较、鉴别中，由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坚定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七卷第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8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9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学术文艺气息的淡化，引起胡适等部分同人不满，因此同人投稿大为减少。因遭查禁，《新青年》只得转入秘密编印，出版了第九卷一至五号。“《新青年》第九卷虽然政治色彩更为鲜明，但仍然刊登了北京同人的来稿，如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的诗歌，鲁迅的小说《故乡》。”1923年6月15日，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出版。1924年12月被迫休刊。1925年4月后成为不定期刊出版，直至北伐战争爆发停刊。
《新青年》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25日出版“世界革命号”终刊，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共出版月刊9卷，出版季刊4期、不定期5号，共出63期。
一本杂志，一所大学，一批师生，创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唤醒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也唤醒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扭转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命运。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新青年》同人编辑和五四运动前后亲历者之一，沈尹默先生晚年在《回忆五四》的工笔小楷手迹中，留下这样的评语：“五四的确是旧思想与新思想，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并说五四运动使自己“以前像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沈尹默先生又赋杂诗一首，阐述对当时一些人和事的看法：
这是一位与政治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但又能与时俱进的五四老人，对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中肯评价，以及对未来创造一种新文明的期待。
在我们今天看来，找到这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似乎理所当然，其实不然。当时，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既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未为人们所重视，即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知识分子，也仅将之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术派别来看待。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的。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就大不一样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苏俄，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苏俄在革命胜利后又以反对帝国主义相号召，并且主动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满腔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遗余力地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宣传介绍。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他们自身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初步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也使一批和他们有着共同理想的先进青年，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等，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于是有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群体。
对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毛泽东有过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开始意识到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性。
五四运动后期工人成为运动的主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中国政治的舞台。五四运动的另一结果，是使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他们脱下长衫，来到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悲惨生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开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化。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就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革命就有了新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特征。
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为什么失败？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国民党为什么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成立时谁也不看好的只有58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至今已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取得世界上任何执政党都未取得的成就，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牢记自己的初心、使命和担当，一直在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社会谋大同。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不再是一盘散沙，中华民族就挺起了不屈的脊梁。一百年来，为了这一初心和使命，无数优秀分子特别是一代又一代广大青年志愿加入到党的队伍，舍生忘死，前赴后继，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英雄史诗。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辛亥年在武昌，革命党人把躲在床底下的黎元洪拖出来宣布起义，宣统皇帝只得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就这样被推翻了，所以列宁对孙中山佩服得不得了。在俄国，一声炮响俄国十月革命也成功了！可是，等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后，等来的却是一次比一次更疯狂的屠杀。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共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遭受过28年炼狱地火般的考验；在中国近代以来，也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这么多的为胸中主义和心中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有志之士。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便可用一生去奋斗！我们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是从一次次惨败中走向胜利的。
建党之后，党内的领导和党员，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敌人消灭。党的一大代表中，自己走掉的、因叛变被党开除的有7个，牺牲的5人，从头走到尾的仅有两个人：毛泽东！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毛泽东曾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的边缘，到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被恢复红军军事指挥权，他曾被三次撤销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带兵去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而是带兵跑到远离大城市的山沟沟里建起农村根据地，说成是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就撤销了他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后来还撤销过他红军总政委、前敌军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但他还是继续干革命，因为他牢记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这是我们党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幸运。
再简要讲讲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不幸。党的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因在北京领导教职员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被军警打成重伤未能出席大会。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先后辞去北大政治学教授、史学系教授，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1925年更是从北大辞职专心闹革命。他曾与孙中山先生多次会晤，支持他改组国民党，与孙中山共同主持国民党一大会议，巩固和扩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他还曾作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做专题报告，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受尽酷刑，他第一个走上敌人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李大钊是我们党建党初期最重要的理论家，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躬身实践的领导人。他的牺牲，是我们党在初期最重大的损失和不幸。
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员队伍也由50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都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两人都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右派疯狂进攻时的妥协退让政策表示坚决反对。陈延年在1927年6月26日被宣布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当天被捕，受尽酷刑，7月4日壮烈牺牲，时年29岁。次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因叛徒出卖英雄就义，时年26岁。就在陈延年牺牲的当月，因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按斯大林指示停职。后因他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搞非组织活动并不听中央再三警告，被开除党籍。用现在的话说，他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却拒不认错。当然，陈独秀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期所犯错误，共产国际和联共领导人也有责任。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以创办非法政党罪名，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判刑13年，关押5年后因各方压力提前获释。出监狱后，陈独秀拒绝出任南京政府劳动部长一职，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建“新共党”，拒绝胡适邀请他去美国，等等。在清苦的晚年，他坚持编写音韵、训诂学著作和《小学识字教本》（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2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为《小学识字教本》书名二陈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陈独秀不肯，认为在中国“小学”依然是做大学问的根基，便将预支稿费全部退回），应该说陈独秀保持了革命者的晚节和知识分子的风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望《新青年》的创办和我们党的创建过程，看看我们党最重要的几位创始人的初心和使命，还是很有必要。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最后写到：“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青春》一文写到:“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党的最重要创始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为了这一初心和使命，毛泽东先后有6位亲人付出牺牲，全党全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更是数以十万百万计。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身处“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能够告慰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中国共产党已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向着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进发，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彻底克服，正在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文明。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最有资格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指导思想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百年来我们几代亿万中国人特别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生命、志气和智慧换来的，是经过无数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经过无数失败的痛苦、艰辛漫长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检验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真理，必将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新的文明。
从救国、兴国，再到富国、强国，为了寻路我们用了100年，为了探路我们又用了100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我们坚持不搞侵略和掠夺，因为我们曾长期承受过被侵略和掠夺的痛苦；我们坚持不谋求霸权和特权，因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提倡和合万邦，没有搞霸权的文化基因；我们一定会打败一个个拦路虎，因为没有谁再可以阻挡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我们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正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我们还会面对各种时代之问，我们每个人需用青春做出回答。青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心境，一种心态，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敢于改变世界的雄心，更是一种虽九死尤未悔的精神。
今后，我们还会面临许多惊涛骇浪，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激流险滩，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牢记两个务必，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不断提高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必备的能力和素质。最后，我化用伟人和诗圣的一句诗，总结今天的交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青春作伴，赤诚如血。
最后，我也有三问，与大家做个互动交流。
1、要求我们思考国之大者，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计划就是国之大者。如果组织选派我们当中的谁去做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你是否愿意？
2、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持续超低出生率和人口超老龄化问题，正在成为新的国之大者。有关生育的新国策正在出台，已经婚育尚年轻的同志愿不愿意为实现中国梦多养育一个逐梦人？
3、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蓝图，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迎接新的挑战，但同时也应有一种思想准备：如果组织需要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永远做一颗闪闪发亮的螺丝钉，你愿不愿意？
注：本文系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开展“节日里的党史教育”时，我撰写的一堂党课的提纲。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也为缅怀先贤先烈，仅对原稿标题作了改动（原题：从《新青年》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担当）。我实愚钝，管窥蠡测，难免偏颇。今作芹献，求教于师友，贻笑之余，诚望指正。
编辑：樊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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