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邱明辉采访丨邱明辉 张佳睿，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衡水高三学生?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衡水高三学生
撰稿丨邱明辉
采访丨邱明辉 张佳睿
编辑丨崔旭蕾
排版丨黎咕
正如“清华北大”一词被人们用来指称国内最高学府，当如今的学生说出“衡水中学”一词时，他们指的是一个教育领域的神话。
2019年高考，在河北省理科700分以上的27人与文科678分以上的13人中，衡水中学分别囊括了23人和8人。2018年高考，衡水中学中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的学生数达214人，成为全国中学清北录取人数最多的学校。作为一所从相对贫穷的城市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学，衡水中学的教学管理模式被成绩镀上了一层光环，如今，“衡水模式”已烧遍了全国。
如果说衡中是一块巨型磁铁，将庞大的吸力伸向四方，那么最先制造这块磁铁的人，便是原衡中校长李金池。1992年，刚上任的他说道：“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澳门是政治特区，我们要想拯救病入膏肓的衡水中学，必须建设一个精神特区。”在精神特区内，梦想和拼搏是学生在高考的角逐前唯一的武器。如今，这个“精神特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国高中系统里的耶路撒冷。
争议随之而来，一些媒体和教育领域人士站在神话之外，批评衡水中学不但扭曲了学生的成长过程，而且垄断了河北省的中学教育资源。但争议抵不住现实利益的推力。现在，全国多地有许多河北省外的优秀高考生从神话外走向了神话内，他们在高考长跑的最后冲刺阶段转换跑道，来到衡中回炉重造，再返乡高考。这些跨省就读的学生既把衡中模式当作“提分”手段，也利用了不同高考省份的竞争程度差异。
在媒体对这个教育神话进行着铺天盖地的探访与报道，把话筒交予衡中时，这群奔向衡水中学的高考生，却将命运交予了衡中。
这一次，话语权将交予他们。
逐梦人
2018年7月11日，十点，寝室的灯被准时统一熄灭。马天宇睡在上铺，躺在寂静的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这个夜晚，是他在衡水第一中学的第一夜。这次入眠，他花了一个多小时。
马天宇是一名文科生，高二结束，他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第一中学来到了衡中。在高二，马天宇的成绩几乎已稳居焦作市文科第一。在那年六月高考前，全市的高二期末统考，他依然是全市第一。在高三学生进行高考时，他同时被学校安排在一间教室进行模拟高考，考完后，老师按照标准答案给他评卷，最后他的成绩是六百六十多分，高于他们学校那一届正式参加高考的文科高考生的第一名。这意味着他在高二时就已超越了学校高三的所有文科生，如他所说，“就算不是北大，怎么也有人大复旦了吧”。
在被劝往衡中就读之前，马天宇曾对同学说：“我打死也不去衡中，我还要写文章批判衡中。”他的坚定态度来自他对自己的学习方法的自信，此外衡中“反人性”的印象也成为他排斥衡中的一大原因。即使修武一中的校长亲自出面劝说，他也断然拒绝。
但并非身边所有人都是斗士。2018年的六月，校长、副校长、年级主任、老师、同学，都陆续走到了他的耳边，不约而同地传达这样的意思：去吧，说不定会更好。
马天宇动摇了。他和学校里其他愿意去衡中的同学在衡中官网上报了名，报名入口和衡中初升高的学生相同，尽管已经快升入高三，他们还是需要填写自己的中考成绩。七月初，学生们前往衡中参加入学考试。主管副校长给他们包了一辆长途汽车，其他人都交了车费，但副校长却偷偷把车费退给了他。
7月10日，他收到了来自衡中的入学通知。第二天的清晨，在学校安排下，包括他在内的三名文科生以及五名理科生登上了大巴车，赶往四百余公里外的衡水中学。从出发到躺在衡中宿舍楼的床铺上，算来也不过是一天的时间。
黑暗中，他思绪纷杂，胡乱地想着未来将如何展开。由于陌生，宿舍里的四人并无交谈。尽管夜已深，但他听得出来，所有人都尚未入眠。
躺在他的下铺的，是来自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中学的薛建辉。此刻，薛建辉的清醒却更多来源于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从白银到衡水，薛建辉坐了近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学校里来的文科生只有他一个。2013年起，他所在的学校便开始送学生去衡中读高三。在白银市第一中学的
公众号上点击高考动态，弹出来的是一张2016年的高考喜报，上面显示，该校2016年重点上线241人，上线率37.31%，二本上线417人，上线率为64.55%，本科上线541人，上线率83.75%。在甘肃，本就相对匮乏的教育资源相当浓缩，高考的省前五十名中，大概有三十名集中于甘肃的两所中学——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兰州市第一中学。
在白银一中，薛建辉的高一高二过得十分轻松，他有完整的双休日，平日里和朋友一起打游戏、喝酒都司空见惯。尽管如此，他还是稳居学校里的第一名。与马天宇不同的是，来衡中读高三，是他向学校主动申请的，他想改变自己的学习状态。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高一高二，他一直在追求同校的一位女生，两年以后，略无成果，反而落得一场尴尬，去衡中，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逃避。
躺在床上，他同样无法入眠。此刻的他们对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却又不得不迅速把过往抛向脑后。
在奔跑中，衡中并没有留出太多时间让他们驻足反顾。
他们将在每一个清晨的5：35爬起床头。大多数人没有洗漱，便会冲出宿舍楼，跑向操场抑或一条甬道，开始跑操。跑操和早读结束后，他们需要快速奔向食堂。——步伐缓慢意味着排长队，排长队意味着降低效率，而效率就意味着成绩。与学校规定的早餐用餐时间相同，午餐时间只有15分钟，晚餐时间甚至更短，只有10分钟。有人为了赶时间，用一两分钟吞下盖在饭上的菜，便把剩饭全部扔弃。晚自习在21：45结束，他们必须在21：58躺在宿舍的床上，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坐起来。这被称为“准备进入睡觉状态”。即使只是发出“纸塑声”——衡中的特有词汇，特指揉纸页和塑料包装的声音——也将被记为严重违纪。22：00，准时熄灯。
（衡中学生们奔跑在楼与楼之间的路上。图源/网络）
这是他们一日的作息，每日如此。
在上半个学期，马天宇体内的痛苦开始慢慢积聚，临近期末时，焦虑已将他淹没。来到衡中后的第一场考试，他在班里排名第一，在整个衡中的一千多名高三文科生中排名三十多——而衡中一年考入清华北大的文科生是六七十名。但在后来的调研考试中，他的成绩仿佛下楼梯般一次次下降，到上学期最后的六调七调，他已经掉到了六七百名。
从小到大，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打击：“自己每天都在非常努力地学习，但是没有起色，反而越学越差，你就会怀疑自己，怀疑当初来衡中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
与马天宇的阶梯式下滑不同，薛建辉的成绩几乎没有波动——他的排名是班级倒数第一、年级一千名左右。在甘肃时，他的目标是一所211院校，来到衡中后，他的目标是南京大学。到了高三下学期三四月份时，他甚至觉得考上211院校都已沦为妄想。马天宇每天晚上都会听到他叹气。有时马天宇在凌晨醒来，伸头看看下铺的薛建辉，他依然没睡着。
三百余个日夜如一天般过去。五月下旬，马天宇回到了修武一中，薛建辉回到了白银一中。高考最后的时日，紧张的气氛在全国的高中弥漫。
六月下旬，各地高考成绩相继出炉。
马天宇633分，河南省文科第250名，最后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薛建辉得到的结果是646分，甘肃省文科第14名，他最后被北京大学录取。
“精神特区”
成绩出来时，马天宇很平静，尽人事而听天命，他想，自己既然已经尽了人事，剩下的只需听天命。无论结果如何，他能做的只是接受。
“在衡中的一年，你觉得值得吗？”
“不值。”他告诉记者。
“不值”的最大原因是最后的结果，但高三的痛苦也同样不可忽视。如今他开始审视自己：“我高考这么长时间，我是为了啥？我初中可能是为了考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可能是为了考一个更好的大学，那我考上大学之后呢？我努力这么多年是为了啥？我发现我不快乐，我发现我这么多年走来不是很快乐。”
高三上学期临近期末时，他的状态已远不如高一高二的自己。“上课自习时觉得很痛苦，写作业很痛苦。去餐厅也很痛苦，吃饭很痛苦，拿着筷子也很痛苦。睡觉也睡不着。”
他觉得自己已经抑郁了，那时，马天宇几乎想到了死，“人生已经快要完蛋了，过不下去了，说不定死了就解脱了。” 虽然想死，但他怕疼。每天的生活依然在继续，在寝室、食堂和教室所构成的整个世界里，他依然若无其事地走了下去。
衡中并没有留出时间给他处理痛苦，痛苦的时间留给了被窝里的夜晚。那段时间，夜晚熄灯后他总会在熄灯后会偷偷地哭。哭完是长久的失眠——凌晨两三点他才能入睡。五点多，他又得爬起，像每一个平常的日子一样，冲出宿舍楼，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下学期再次回到衡中时，他的成绩渐渐稳定在年级一二百名左右。在他逐渐平静的时候，身边的人开始崩溃。
班里其他的复读生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都这时候了，我的成绩还是没有提升？许多人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马天宇至今还记得，一位同学拿着书去办公室问问题，又带着泛红的眼圈回到教室。百日倒计时开始，随着数字的一天天减少，大部分人已站立在在崩溃的边缘，他们努力保持着平衡。
即使在高考结束后，每当听到衡中早晨五点三十五分广播里的统一起床歌曲时，他们都会感到一阵惊悚，仿佛再次置身于寝室中，感受到来自体内本能的压迫感。
在内心的高压之外，他们还需要承受身体的高压。在“精神特区”之内，在一分一秒的紧迫推进下，某些生理需求也被挤在了边缘。便秘成为了许多人口上少有谈及却心知肚明的“公开秘密”；有的女生半年没有来过生理期；有人在断续的便血中度过了一年却一声不吭。进入大学后，每当室友提议买水果时，马天宇总会从上铺跳下来，二话不说，一同前往水果店。
有人选择了离开。在刚来到衡中的几天后，来自修武一中的一名理科生便打道回府。修武一中的另一名文科生，也在一周后坐上了返校的车。
有人意欲离开，最终还是留了下来。马天宇在那段崩溃的时间用就餐时间给远在修武县的父母打去了电话——父母的回答和修武一中一样：就按衡中的来，完全相信它。
来到衡中的第一个夜晚，和马天宇同寝的同学曾奥躺在陌生阒寂的房间里，回忆着和母亲分别的情境——在教室外，母亲叮嘱他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他安慰了母亲，与她拥抱后走进了教室。从下午开始，母亲一直站在教室外，至晚自习结束才连夜赶往千里外的湖南省邵阳市。那个夜晚，他想着父母和千里之外的家，想着因紧促的课堂进度产生的慌乱，久久未能入眠。两个多小时后，广播歌曲便将他从梦中震出，催促他奔向跑操的场地。
最初来到衡中的那段时间，对家的思念是他最大的痛苦。在二十多天后的假期，他回到邵阳的家中，向家人表达了离开衡中回到家乡就读的想法，父亲的回答是：不去就滚。
不仅是想家，对曾奥来说，难以适应衡水学习模式也是他想离开的原因。在学校统一安排的海量习题之下，自由控制的时间所剩无几，对于更加偏向自主学习模式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模式反而限制了他们的优势。曾奥如此，马天宇也是如此。在修武一中，马天宇习惯自主学习，即使是上课，他也很少像其他同学那样只一心听讲，他更多靠自己孤军奋战。尤其是政治历史地理三门课，他已经在课下做了大量的自主学习，基本熟悉了上课的内容。因为成绩突出，即使他不听课，老师们也并不会对其学习方式多加干涉，反而担心强制听课会给他的成绩带来负面影响。但在去衡中就读这件事上，老师们却一致支持，去衡中，便更好，这几已成为了他们的定论。
与他们的预期不同，班里部分老师的教学水平甚至比不上家乡母校的老师。填鸭式的教学、对答案的迷信、本地的方言口音……这些与他们想象中的“衡水名师”相距甚远。实际上，衡中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学生每分每秒昂扬的精神以及海量精准的习题资料。
（“天下第一操”。图源/网络）
学生们昂扬的精神不是天生就有，为了提高士气，衡中会进行集体宣誓、跑操等项目。衡中跑操被誉为“天下第一操”。在每一个清晨，衡中学生身着统一的校服，疾步跑向固定的地点，跑入每个班级所站成的四四方方的方阵，手捧书籍资料，大声朗诵。在冬天，尚不到六点，天色昏黑，但头顶的灯光会为他们照亮书页，照亮他们哈出的热气。所有的队伍站齐后，学生们会把书夹在臂中，随队伍跑动，人与人之间几乎前胸贴后背。在飘荡于操场上的励志音乐中，他们整齐地摆动手臂，喊着四字一句的班级口号。队伍整齐行进，宛如被人推着移动的豆腐块。
另一方面，他们刷的习题虽然海量，却并不芜杂。所有的习题都是由学校根据具体情况编订的。每一个科目都有“自助餐”，即由老师挑选并印刷的习题。语文一科还有学校编订的资料，资料上甚至把每天的早读抑或晚读任务都规定地一目了然。历史学科的资料上不仅有课本内容，还有许多课本外的知识和历史论文以作补充。
从表面看，学校不过是将他们的学习生活进行严格安排，但细究来看，每一小时的每一分钟都精心规划，井然有序，整座学校系统犹如一具运转不停的机器，虽然庞大，但每一个零部件都精细至极。
在衡中学生的口中，争辩衡中模式合理性的言论并不多见。他们带着饱满的斗志，重复着每日的生活。当问题出现，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质疑学校对他们的安排，即便内心深处留有怀疑，从自身寻找问题似乎才是更有利的选择。对于曾奥和马天宇，即使被安排下的学习模式让他们感到不适，他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想法：错的不在模式，在自己不能适应。
对于很多如他们一般在高三前往衡中读书的学生来说，高三就是一场漫长的适应与改变。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那最后的结果。
——尽管这一结果，有时让人感觉莫名吊诡。
如今，马天宇来到北京大学，看到熟悉的楼宇，潜睡的记忆又被唤醒。他曾作为游客观光过北京大学，也曾作为高考生离那儿只有咫尺之遥。尽管他已平心接受最后的结果，但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轻易抹去。
结果不理想的并不止他一人。高考完，马天宇把焦作市其他中学派往衡中借读一年的文科生基本联系了一遍，却发现，大部分人都没有达到高二离开母校时的心理预期。他们作为市里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前往衡中，带回的成绩却已不再处于市里的巅峰。
曾奥也“考炸了”。曾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离自己的梦想——中国人民大学——很近很近。他最后被湘潭大学录取，现在他依然觉得自己在那关键的两天中并未发挥出真正的水平。
高三的一年里，薛建辉几乎没有走出过班级倒数第一的角落，最后他的录取结果却成了班里最耀眼的一个。走进北京大学后，他似已不再愿意过多回想那一年的不顺。在他口中，高三他的心态是“相当平的”，每次考完，知道了结果，他总会告诉自己：：“哦，又考差了，接着努力吧。”面对记忆，他脸上露出的是释然的笑。但马天宇记得，在衡中的最后一场考试，薛建辉依然垫底，某次他在寝室上完厕所后，用拳头锤裂了厕所的玻璃门。
薛建辉的成绩在回到甘肃白银第一中学后再次翻转，高考前的模拟考试，他重回学校文科第一名。最后高考之所以能得到惊人的结果，不仅是因为超水平发挥，更因为他的实力在甘肃省内本已十分优异。
事实上，正是不同省份之间的高考形势差异带来了学生省际“迁徙”的现象。不论是教育资源，还是录取分数线，有差异的地方，就有人的用心。
2019年4月底，深圳富源学校被曝存在“高考移民”的现象，部分在深圳二模考试中获得了突出成绩的学生被指并非来自本校，而是来自远方的衡中。这部分学生中，既有广东人，也有河北人，后者在高一便将户籍迁到了广东，在富源学校挂上空学籍，在衡中读完三年，最后来到广东参加高考。
这一新闻在央视一套被播出的那天，在衡水中学食堂里就餐的学生们看到了电视上的这条新闻，不少人相视而笑，鼓起了掌。第二天，食堂电视的频道被换成了央视四套。
实际上，在单纯的个人梦想的追逐背后，还有某些复杂的关系正在暗暗交织。有如美丽的热带海洋，在激情澎湃的海面之下，还有另一个你争我逐的海底世界。
“盲从它就行”
马天宇的父母几乎是在一瞬间醒悟的。
看到高考成绩的那一刻，他的父母明白了过来，这才“破除了对衡中的迷信”。“他们对我的心理预期是北大，但是最后没有考到。在那一年费了那么多事，倒腾来倒腾去，花了那么多钱，最后也没有考到，他们就是觉得很后悔。”
最初，在马天宇拒绝前往衡中就读时，修武一中不仅尽全力给他做思想工作，还找到了他的父母。马天宇原本生活在父母接近于“放养”的教育方式之下，父亲对他的要求只是“吃好，喝好，心情好”，但最后，父母也被学校的一次次电话“打”动了，从他们的劝说里，马天宇明白，父母也开始相信，只要去衡中读书，成绩总会提高。
修武一中的校长几乎是怀着强烈的意向，想将最优秀的学生送往衡中学习。“衡中就是神，盲从它就行。”他曾对学生这样表述。在其的管理下，修武一中不仅学习衡水模式，还把马天宇的上一届的一名理科生董恩甫送往了衡中复读，最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部。这一喜报更加催化了借读计划，在马天宇这一届，包括他在内的八名学生以“委培生”的身份来到了衡水一中。
实际上，衡水第一中学是一所民办中学，在2014年由衡水中学和泰华集团共同创办，虽然名义上和衡水中学是两所中学，但校长却是同一人，教师资源也是共享的，最后的高考成绩也综合两所中学一同发布。所以，当我们说到“衡中”这一简称时，实际上衡水中学和衡水第一中学二者都被包括于其中。
在衡水一中，部分在高三从外省来的学生以复读生之名，被安排在复读部就读。马天宇、曾奥和薛建辉所在的班级“675”和隔壁的“674”，便是所有高三跨省文科生的集聚地，他们除有些来自河南、甘肃和湖南，还有的来自江西、广西、西藏、安徽、新疆……围绕着衡水，四面八方，百里或千里之外，几乎都有他们的家乡。
实际上，他们并不能被称为“高考移民”，富源学校的“高考移民”原本便是河北人，他们三年都在衡中度过，最后通过户籍的迁移来到其他省份参加高考，利用高考难度和录取分数的差异以考取更好的大学。但马天宇所在的一行人不同，作为所谓的“复读生”，他们的户籍和学籍都没有迁往衡水，最后高考时他们都会回到家乡，即原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数年来潜在的争议并没有停下衡中的脚步，作为一所超级中学，其力量几乎无法撼动，而且正处于不断扩张之中。衡中原校长李金池在2004年接任衡水市教育局
局长，却认为当一个
教育局
局长的成就比不上一个校长。2010年，他辞去衡水市
教育局
局长的职务，来到一所几乎快要倒闭的中学——石家庄精英中学担任校长。这是一所民办中学，在他担任校长来之前，打架斗殴谈恋爱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李金池担任校长后不久决定放一次长假，之后学生接到通知，某日某时必须全部到校。返校当天，一如既往地，校园里没有多少人影。很快，学校里一半的学生被直接开除。
在他发展起来的“激情教育”之下，精英中学如最初的衡中一样迅速腾飞。像衡中一样，外省的学校和学生觅到了成功的气息。
（石家庄精英中学外景。图源/网络）
胡忻是从河南新乡来到精英中学读就读的。他所在的学校的校长和李金池私交不错，因此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每年都会派学生去衡中读书。但因为2018年河北省文科状元出自精英中学，胡忻所在的那一届文科生便被派去了精英中学。他们学校来到精英中学的一共有六人，在胡忻看来，这些学生的高考结果大多没达到预期。他推测，学校下一年可能就不会送学生去精英中学“借读”了。
但不论是“借读生”、“委培生”，还是“高考移民”，最后若如其所愿，考上国内最高学府清华北大，其结果将是双赢甚至三赢。在马天宇所在的修武一中，送一名学生去衡中，学校要给衡中十万元。而一名考上了清华北大的学生，将被修武一中奖励五十万元。学校“培养”出清北生，不仅能得到来自政府的奖励，还能因为名声扩张而扩大办学规模、提高生源质量。
与马天宇同届的一名女生，三年都在河南省实验中学就读，因为成绩不理想计划复读，她通过上一届被北大医学部录取的董恩甫的介绍，来到了修武一中，将户口迁至了修武，甚至直接挂在校长名下，接着，她便被修武一中安排至衡水第二中学复读。最后，她回至修武一中参加高考，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
今年的河南省理科状元，是一位“来自河北的河南人”。她来自焦作市的宇华实验学校，高考裸分702分，但实际上，她的高中三年都在衡中就读，复读的一年也同样在衡中，不过，她的户口迁去了焦作。在对外宣传中，学校特意强调她在宇华实验学校读了三年。如今，因为这位省状元，原本录取成绩一般的宇华实验学校的招生分数线顿时提高。
对于跨区域招生的行为，人们早有争议。2019年3月25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规定民办高中严禁跨区域招生。但民办教育界却反应激烈，认为这不利于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
无论如何，在高考的浪潮之下，如今教育资源向个别地区集中的趋势不仅没有停息，反而在某些方面愈演愈烈。在省际，学生奔向类似衡中这样的超级中学；在省内，那些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县市的学生，也往往从四方来到省内成绩独占鳌头的部分中学就读。
在关乎人生命运的高考前，每次选择都是一场赌博。
那些从超级中学回来的部分学生，带着清北录取结果的光环，为学校带来光荣，尽享艳羡与夸赞，他们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当下的趋势推波助澜。然而，在他们受尽关注的同时，还有更多落寞的人，他们因为学习环境的“水土不服”，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及其他纷繁复杂的原因，在超级中学的一年只换来一个结果：亏了。
最后，他们仿佛被学校和社会“选择性地”忽略。
实际上，所谓“衡水模式”已并非高考前唯一绝对有效的杀手锏，生源早已成为另一大学校间争逐的对象。他们被忽略，不仅因为成绩本身，更因为他们为学校创造的“价值”微乎其微。
高考的战场，实已不再独属于那些为梦而搏的考生。高考成为了整个社会层面的一场角逐，在那些扭曲的却又难以阻遏的大浪之下，大多数个人的命运并不为社会所道，他们无可奈何，冷暖自知，只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高考报告》中，把高考描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015年，《中国高考报告》再版，再版序中，他问：“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高考，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吗？”
他写道：“作为一个曾经深入考察过中国高考对国民性影响的作家和学者，依我所知所识所了解的情况是：中国的高考，其实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我指国民们对高考的痴迷程度和无奈程度，包括教育机构那种对大学生录取的标准依然令人窒息。分数、分数……一切都以分数的绝对值在衡量每一个孩子。不是吗？”
（高考冲刺阶段的标语与倒计时。图源/网络）
目前，马天宇所在的2019级学生已经大部分走进了大学校门。而2020级的一部分学生，也已在今年的夏天坐上了前往衡水的长途汽车。
等待他们的是下一次高考。
高考倒计时上的数字，已不到200天。
（文中胡忻等部分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