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
我们前面讲到，佛家进入以后，倒逼着儒家又有新动向了，因为佛家实在是太精彩了，于是儒家就要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进行自我改造了，所以，产生了新儒家。
新儒学的天理与良知观新儒家看到了佛教有一系列很严密的体系，儒家就需要提供一些自己所有思维的宏观精神依据了。他们就要挖掘天理，挖掘心性，后来由这个又挖掘到良知。本来呢，正宗的儒家，像孔子、孟子，他们也讲了很多我们必须遵守的美德，我们必须遵守的那些规矩。但是请问，为什么要遵守这些美德？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规矩？根本理由是什么？儒家学者好像历来不太在意，就是对于根本理由他们不太在意的。
你如果问孔子、孟子，为什么要遵守那么多美德？为什么要遵守这么多规矩？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先王就是这么做的，尧舜禹是这么做的，或者说得更彻底一点，就是人们需要，国计民生需要。为什么这样？他们不太说，他们只能说应该怎么样，他们不太问为什么要这么样。
这种学术态度本来是可以的，但是到佛教出来以后，这样学术态度就显得浅了，就显得单薄了。你只说应该怎么样，却不说为什么要这样，大家有没有感到儒家确实有这个毛病？老在说什么规矩，老在说什么是美德，老在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很少说为什么要这样。
而反观佛教，我前面讲过，它把宇宙解释成世界，解释成是各种各样偶然关系的偶然组合，所以一切是空的，当空的时候呢，它慢慢地就来看到我们的苦难，其实也是我们营造出来的， 也是空的，它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
儒家从来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儒家学者慢慢慢慢地，终于从佛教学习种找到了根本原因，找到宏大的哲学理念的这么一条路子上来了，他们走到这条路子来了。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非常棒的概念，一个叫“天理”，一个叫“良知”。他们想从“天理”和“良知”上来寻找社会上的一切规范和一切美德的理由。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面对实在看不下去的最极端性的事件，我们是不是会疾呼“天理何在？良知何在？”可见，天理、良知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口语上也是最后界限。
我们新儒家，就在这两条最终的界限里边去寻找儒家规范的基点。这样的话，就出现了新儒家的两条路，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天理，由理学来研究；良知，由心学来研究。
我们现在先讲理学，就是新儒家的理学，他们是研究天理的。我先讲了理学，再慢慢地讲心学。心学上次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这次呢，在儒家学术接受了佛家的冲击和启发以后所产生的新形态，要比较完整地把这个新形态讲述一下。
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在哲学史上往往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是程氏两兄弟，而“朱”指的是朱熹，他是主要集大成者，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哲学家。
就像佛教一样，朱熹要从天地宇宙的根本上去讲我们行为的基点了，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用理来决定天下万物的由来和规范。天下万物的由来，按照他的说法，叫“所以然”；天下万物的规范，按照他的说法，是“所当然”。
世界就是由一个理，宇宙之间一个理，所组成的。理，有一部分是必然出来了，有一部分是我们要设计出来的，这两个是我们要在世界上、在社会上，实现我们天理的基本途径。
我认为，程朱理学是中国思想家从理性主义的高度，来探究天地万物的终极原理，表现出了宏观的抽象的思维能力。这在中国，平心而论，出现的比较少，时间也比较晚，但是出现了还是让我们很钦佩。
在六百多年以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提出过理性法则，黑格尔提出过绝对理念，其实他们和中国程朱理学哲学家的哲学企图是很靠近的。尽管康德、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相当陌生，他们完全不知道六百年前，有一批东方哲学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精神高度，而他们在六百年以后还在攀越。
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是唯一的太极，天地万物就由此分出来的。正是在这个关口上，他触及到了所有思想家都很难回避，但又不得不讨论的善恶问题。孟子说“性本善”，荀子说“性本恶”，但是却一直没有深入的论证。朱熹认为，孟子说“性本善”，是“不备”，也就是说不完备的；荀子说“性本恶”，不明，也就是说不明确。在不完备、不明确的时候，执着于一端，朱熹觉得，根源的问题上还要理清脉络。
朱熹认为“理”是善的，是至善的。但是，当“理”要在世界上实现的时候，它必须要化作“气”，这个“气”就有清、浊、阴、阳之分了。清生善，浊生恶，所以，人类也就有了善恶。大家听明白没有，朱熹说，理是至善的，理要在世界上体现的时候，它就要碰到气，和气组合在一起。但气呢，有清气、浊气，有阴气、阳气，这里边就有善恶之分了。
朱熹说，由于天理是至善的，所以人的先天的本性也是至善的。朱熹把这种先天的本性说成是“天命”，把后天养成的特性，叫做“气质”。他认为天命和气质常常矛盾，所以，一个人应该好好地认识自己的天命，慢慢地改善自己的气质，要改善气质，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放弃人的很多欲望，放弃人欲，来服从天理，而且要知而后行，你知道了就要慢慢地做。
朱熹认为，你只有领悟了天理，才能领受自己的天命。但是，要领悟天理很难，所以就要经过格物。什么叫格物？就是集中心性，对各个具体的事物的纯粹状态进行省察。你把你的心智集中起来，对各种事物的存在状态进行思考，进行观察，这样就可以由个别到达普遍，由事物到达天理。
这个过程非常难，因为人心并不能够集中起来面对客观的事物；所以，他提出人心要进入一种主敬、涵养的修行过程。什么叫主敬、涵养呢？要敬畏，要收敛，要谨慎，要深思，要专一，要严肃。在这些词汇当中，敬，这一个普普通通的汉字，在朱熹那儿，就成了人们皈依天理、服从天命的主要途径。在朱熹看来，有了敬，天下人心就能够深入天理、天命，和谐安定。
大家大体上能够明白朱熹的思维吗？他认为，整个天地宇宙就是一个“理”来统治的；但是到人间呢，就要变成天命，每个人都应该服从。人要认识天理和天命很难，所以只能格物致知，只能就具体的事务，集中精力去想它、想它、再想它，想到后来，慢慢地就由个别到一般，认识天理了。
这个过程很难完全能够实现，原因是人心太浮。所以，他要求大家的人心，首先要保持敬畏的态度，对天理敬畏，对天命敬畏，敬，就是让天理和天命慢慢地渗入到我们心中。所以，在朱熹那儿，敬字，非常重要。
朱熹形象的变化：成为官方哲学的儒家通病朱熹所说的这么一个宏大的思维结构，如果进入到我们社会里边，这个天理和天命，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譬如父子关系，譬如兄弟关系，譬如族亲的关系，延伸下去呢，又扩大到了君臣关系。平心而论，你讲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族亲关系的时候，你讲天理、天命那还说得通。但是，如果一直推理到用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族亲关系，推理到君臣关系，而且把君臣关系推到天理和天命的高度，这就问题就大了，这就让朱熹的形象变了。
本来，朱熹想用天理来表述一种稳定的秩序，相反相成、百脉呼应的一种社会理想，但是，却把封建社会的君权专制合理化了。这种强取豪夺的制度变成了一种天然现象，变成了天理、天命了，这就不对了。
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个“四书”做了大量的诠释，诠释以后，他以天理、天命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么一个构想，后来慢慢地被他后世的统治集团所重视，就渐渐地成了一种国家哲学，他对“四书”的注释甚至成了全国科举考试的一种标准。
朱熹他本人，当时去世的时候，日子还非常的不好，当时被说成是“伪学”。他的地位是在他死后慢慢地被统治者重视的，因为他把当时的社会的这种专制集权的构建，变成了一种天理和天命，这样的话，统治者一定是很高兴了，老百姓如果学的话也会跟着服从。有很多的后来的思想家为了求得自由，就一定要把朱熹的理学推翻，有这样一个背景。
如果撇开这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朱熹试图用天理的理念来探究宇宙和人世的终极道理，这一点还非常值得我敬仰。而且，他知识实在是渊博，他的气魄非常宏大，他在讨论社会结构的时候，那宏大的理论，陷落在一个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泥坑里边，这是历代儒家的通病。
这样的话，我们对理学的功和过都做了简单的解释；而且理学为什么在当时会产生，由于佛教的冲击，产生的充分的合理性，我也做了说明。他后来产生了某一种理论陷落，那是儒家的通病，我们也应该历史的看问题，予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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