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强调人的意志的力量。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说，道德不必讲很深的道理，“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
主笔/薛巍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外号“章疯子”，比如他给三个女儿取名用的都是生僻字，长女章?（丽），二女章叕（辍），三女章?（展）。他疯癫的另一个表现是无所畏惧。鲁迅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名炳麟，别号太炎，出生于1869年，浙江余杭人，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在《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中说：“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年十六，当应县试，病未往，任意浏览《史》《汉》。”然后读《说文解字》，18岁开始读《十三经注疏》，20岁时入读杭州诂经精舍，学了8年，后老师俞樾骂他“不孝不忠”。
1900年之后，章太炎倡导革命排满。他说：“人心进化，孟晋（进取）不已。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强调，所谓“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关于章太炎的排满思想，冯契先生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说：“章太炎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革命者的当务之急是排满，他并非排斥一切满族人，而是要排斥满人在汉之政府，排斥其皇室、官僚机构、军队以及为其所用的汉族高官。他的民族主义中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但排满的口号在当时是进步的。因为清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从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来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政府。”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宣扬国粹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保守派。王汎森在《章太炎的思想》一书中说：“章太炎强调国学不等于儒学，他提倡的国学，是指在君权时代不得志的经师之学，是与官僚士大夫相敌对的抱残守缺者之学，是与历史上的当权派不合作之学，是反君权之学，是批评历史上的专制政治及它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学说。他发掘了一个下的、平民的、个体的、自性的、在野的文化传统。”
在宣扬国粹的同时，章太炎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他曾任译书公会主笔，自己也翻译过斯宾塞的著作等书。但他认为不能采取欧化主义，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明派把近代西方文明当作世界普遍的、唯一的道路或阶梯，认为西方的公理带有自然规范的性质，文明是以英、法等国的现代文明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章太炎则认为中国文化也有其长处。
他认为最切要的学问是历史，“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对于本国文化，相与尊重而发扬之，则虽一时不幸而山河易色，终必有复兴之一日”。但他说经书本质上也是史书，是对历史的概括。
章太炎的思想后来发生了重大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后期他试图糅合唯识宗、康德、庄子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王汎森在《章太炎的思想》一书中说：“若无佛学的洗礼，他不可能斥破名相之拘绊，但若无庄子《齐物论》，则章氏永远只能以虚无终其生，而不能对现实世界作一进步之肯定。”
在《俱分进化论》中，他用佛学反对进化论。说善进化，恶也进化。唯识学认为人性中有善、恶、无记三颗种子，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的善、恶种子都会进化。“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有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他认为，只有智识一直在进化，随着智识的提高，人类为善的能力越来越大，为恶的能力也越来越大；求幸福的本领增长了，造苦难的本领也增长了。比如欧洲科学知识迅速进化，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但贫富差别扩大了。以道德言，人能把对亲人的爱加以扩充，爱其组织团体，但人也有比动物更恶之处。虎豹虽食人，但不食同类，人则同室操戈。如何摆脱“俱分进化”呢？他诉诸佛教，以为最后应该达到“五无”（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
章太炎强调人的意志的力量。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说，道德不必讲很深的道理，“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真正的道德行为就在于坚持原则，言必信，行必果，为革命和民族大义不怕牺牲。他提出“依自不依他”之说，强调道德行为要自己做主，而不依赖于鬼神或他人，“自贵其心，不援鬼神”。一个人能自尊无畏，就可以“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一个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他认为培养人的信念，既不能用孔教，也不能用基督教，而只能用佛教，因为佛教就是讲“依自不依他”。
章太炎对帝国主义提出强烈异议，甚至对代议制、立宪等最时髦的政治思想也嗤之以鼻。他反对西方议会政治，认为西方的议员都是地主富豪，所以议会政治实际上是给富豪合法的特权。他认为议会与富强之间没有关系，日本之强盛并不因为立宪的缘故，日本立宪五年后便打败中国，新的制度岂能奏功如此之快？日本强盛“由封建之习惯使然，其政有叙，其民尚武”。他在《参议员论》中说，代议制会妨碍行政运作的效率，不但不能强国，反而会使国弱。
1921年，柳诒徵发表文章，说今之学者“非儒谤古”，斥责章太炎“好诋孔子”，反对当时“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运动。章太炎表示接受其指责。姜义华在《章太炎思想研究》一书中说，这表明“这位当年曾经勇猛地向封建旧文化冲击过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已经丧失了先前的勇气与革命精神。他不但没有支持打倒孔家店这场思想运动，反而被这场运动吓倒了”。1924年8月，章太炎发表了《救学弊论》一文，提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所谓物质之学可以参用远西书籍，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要排拒西学，被认为是重复了当年他曾极力反对过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后 记尽管章太炎晚年如鲁迅所说“与时代隔绝”“渐入颓唐”，但姜义华先生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他们在思维能力、热情、性格和学识成就方面，都无愧于他们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在他们用舌、笔、剑向旧世界发动的冲决中，中国的封建神殿一块块崩塌，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得以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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