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阁

笔者按:2020年12月24日早晨,在一个学术群因缘际会结识了某位闻名已久的学兄。加了微信好友后,才知道这篇几被遗忘在电脑里的拙稿,十年前(2010年)未能及时刊出的幕后故事。作为新闻生产的一部分,新闻编辑室里的类似故事,将来可以也应该列入新闻传播史吧。为表纪念,现一仍其旧发出(开头和结尾均经时为某报编辑的学兄润色)。

很多人知道黄炎培,可能是因为他和毛泽东那段著名的“窑洞对”。其实这位活动家与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北洋军阀等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他留下的大量日记,更是这段历史的宝贵记录。尽管往往是只言片语,非常简略,但却真实记载了黄炎培和他所接触的各方人物,以及他们对民族安危、国家命运和时局前途的观察。这些日记,除了191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1916年《教育杂志》发表的《抱一日记》、1970年代末《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选辑的《黄炎培日记摘录》等之外,大部分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黄炎培日记pdf(黄炎培日记整理的美中不足)(1)

《黄炎培日记》,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2008年华文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四百余万字的《黄炎培日记(1911-1949)》,其史料意义与参考价值非常重大。不过由于日记原稿部分字迹不易辨认,涉及人物、事件极多,尽管整理者多有努力,但也留下了少量遗憾。下面就以笔者读过的第五、六、七册(本册读到1941年底为止)为例,从人名失误和其他错别字等两大方面来简单举例,希望能够起到一点补正作用。

一、关于人名方面的

1935年4月24日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工程组长孔礼熙。按应为孔祥熙(第五册40页)。

1938年5月24日 《董自先生追悼会》。按应为黄自先生,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此前刚去世(第五册302页)。

1938年7月12日 宣言起草委员会在汪精卫住宅举行。推选张季鸾(炽章)作稿。同会张君劢、曾慕韩、吴玉章、胡建中、陶希圣、周炳琳、陈裕光及余,共九人。按应为胡健中,CC系报人,曾主持过《东南日报》和《中央日报》,前者堪与《大公报》比肩(第五册322页)。

1938年7月23日 晚上《时事新报》崔惟吾招待罗敦伟、秀良侗。按分别应为崔唯吾、李良侗,均当时报人(第五册327页)。

1938年2月23日 与邵力子往访马一蜉。按应为马一浮(第六册82页)。

1939年7月9日 同席者有咸郎轩(哲先之兄)、臧哲先。按臧哲先即臧启芳,故咸郎轩应为臧郎轩(第六册153页)。

1939年8月29日 聚会者有孔刚父(今堪)等。按孔令侃,字刚父,本书中常写作令堪(第六册173页)。

1939年9月6日 为国迅撰文,悼朱惶公先生和王礼锡先生。按应为朱惺公先生,爱国报人,此前刚在上海被敌伪暗杀(第六册176页)。

1939年10月11日 协同李璜到陈武鸿宅访问陈布雷。按应为陈武鸣,即陈继承(第六册第187页)。

1940年1月6日 函劭力子。按应为邵力子(第六册229页)。

1940年11月1日 日本是贫强而非富强;我非弱小而是弱大。敌人吃亏在一贫字;我得力在一大字。——王凡生说。按应为王芃生,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第七册24页)。

1940年12月6日 招待餐会到者沈雁水(茅盾)、李公仆、陶行知等。按分别应为沈雁冰、李公朴(第七册38页)。

1941年2月14日 聚餐会上,到者有谷叔常(正纫)、梁塞操等。按分别应为谷叔常(正纲)、梁寒操(第七册66页)。

1941年3月19日 民盟全体会上,到者十三人。其中有“蒋匀四”等。选出的几位常委中有“励”等。按应为蒋匀田,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曾为民社党领导人和台湾国策顾问等;励为劢即张君劢之误(第七册78页)。

1941年4月17日 上午十一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谈。舜生、伯钧也到了。请中共表示态度。“固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按固应为周(恩来)之误(第七册90页)。

1941年5月12日 在香港的参政会同人聚餐。到者张钟仁、颜骏人等。按应为张仲仁,即张一麐,有时写作张一麟,民国政期重要政治人物,曾为袁世凯幕僚(第七册102页)。

1941年6月29日 晚上招待新闻记者。到者有生启平(大公报)等人。按应为朱启平,大公报记者,写过《落日》等著名作品(第七册121页)。

除了这些个别错误外,还有些人名是多次错误的。如吴鼎昌,字达诠。曾与胡政之、张季鸾合伙接办新记《大公报》。当时和现在总有人把“诠”误为“铨”。据说吴曾笑话这些人是“拜金主义”。他说:“我并不缺金,我是要立言。”《黄炎培日记》中有些地方对“达诠”的整理是对的,但有些则错成“达铨”。如1936年7月13日(183页)、12月4日(224页)、1938年3月7日(270页)、4月23日(289页,以上均第五册)、1938年8月17日(第6页)、8月18日(第7页)、8月19日(第7页)、1940年1月19日(234页)、1月27日(235页,以上第六册)等。

又如何廉,字淬廉。被誉为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黄炎培日记》中整理者偶尔将他的字误作醉廉,如1938年2月15日(第五册261页);有时又误作粹廉,如1938年6月1日(第五册305页)、6月11日(第五册309页)、1938年12月27日(第六册59页);1939年1月3日(第六册64页)等。

类似的情况还有些。譬如法学家周炳琳,字枚荪,经常被误作枚孙。兹不再举例。

二、其他方面的错别字

除了人名的编校不精,《黄炎培日记》中还有些错别字。兹举数例如下。

1935年4月39日 邵力子夫妇清观看易俗社《蝴蝶杯》秦曲。按清观看应为请观看(第五册43页)。

1935年5月21日 老子有名无名两句,“两洋人说不到的”。按应为西洋人说不到的(第五册54页)。

1935年12月3日 作成《兰纪行》之长江,即是范希天。按应为“作《成兰纪行》之长江”(第五册98页)。

1938年5月23日 是日敌点徐州。按应为敌占徐州(第五册302页)。

1938年6月3日 国难所由来,由于上排之崇。按应为上排之祟(第五册306页)。

1938年6月20日 拔刀出鞘,非贱血不肯复纳。按应为溅血(第五册313页)。

1938年7月23日 《国民会报》记者来访。按应为《国民公报》(第五册327页)。

1938年7月31日 周逸云送到《人民日报》所载常熟姚某某殉节不屈事略。按1938年怎么会有1946年以后才创刊的《人民日报》?待考(第五册330页)。

1938年8月18日 大公报驻黔办事处主行戚致光(长诚)来谈。按应为办事处主任(第六册第7页)。

1938年12月16日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王亮畴处长报告外交现况。按应为王亮畴外长(第六册55页)。

1938年12月31日 动员组织的四项原则:统一领导,统一计划,联合组织,分功合作。按应为分工合作(第六册61页)。

1939年5月7日 公电渝会,向被袭惨况。按应为问被袭惨况(第六册115页)。

1939年7月15日 刘泗英招餐荣乐国。按应为招餐荣乐园(第六册156页)。

1939年7月23日 午,章伯钧邀往张表方家会餐,未入座即赵君劢、公权家。按应为未入座即赴君劢、公权家(第六册159页)。

1940年8月7日 尚须认请此是敌军阀,不是日本全国国民。按应为认清此是敌军阀(第六册321页)。

1941年1月19日 胡子靖自挽联:已过曾求阙逝世之年,必安理得;愿传王阳明良知之学,继往开来。按应为心安理得(第六册57页)。

1941年1月26日 同学少年多不践。按应为同学少年都不贱(第六册60页)。

1941年2月28日 是日下午,国民常召集常员为参政员者,提出主席五人候补……如共常不出席,则固改选吴贻芳。按这几个常应是党之误,故分别为国民党、党员和共党(第六册71页)。

1941年4月14日 徐盈夫妇来。谈今日报载日苏协定,已从同盟社探悉内客。按应为获悉内容(第六册89页)。

从书中所附的一些注释和按语看,整理者对一些疑点和难点还是比较谨慎的。譬如第七册97页注释一谈到贝淞孙的写法问题,并谓“日记如此,贝松孙应即贝淞孙,下同”。不过还是有些地方审校不太严谨。譬如第五册324页注释是有关“立帜何心逞辩才”的。先谓原日记如此,即写作“辨”;继以《黄炎培诗集》为例证明其不确,应为“辩才”。可惜注释中后面这个仍被写作“辨”字,未能与前者区别开来。

日记信函等历史文献的整理殊为不易,很难保证完全不出任何差错。这里并非要苛责《黄炎培日记》的整理者。只是希望此书他日若有再版的机会,能够进一步努力,力争更少差错或不出差错。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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