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明显的例子。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杜诗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他在寺庙里听到高僧讲经，讲得很好，但他表示先要回家解决妻儿的吃饭问题，等以后有空再来听讲。佛家主张割断凡间的情感，对人间的挚爱是杜甫皈依佛门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诗中出现过四十四个“儒”字（有一处是“侏儒”应予剔除） ，其中有一半是他的自称。杜甫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腐儒”。杜甫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程度，就是仓促匆忙时也不离开，颠沛流离时也不离开，真是终生不渝，死而后已。杜甫喜欢以儒家的祥瑞凤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 ，直到临终前一年，还写了一首《朱凤行》以见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正是诗人自己的化身。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辟杨墨，为的是实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高远！什么叫“致君尧舜上”？有人以为那就是忠君意识的体现，这个说法需要稍作辨析。杜甫当然是忠君的，宋人苏轼甚至说他“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的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有，杜诗《槐叶冷淘》就是一个证据。杜甫晚年流落夔州，初次品尝到当地的一种凉面“槐叶冷淘”，于是兴致勃勃地作诗描写一番，最后忽然念及远在长安的君主：“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这不是“一饭未尝忘君”又是什么？然而杜甫的这种想法只是偶尔为之，他的忠君意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致君尧舜上”，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贤明。在封建社会中，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
什么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意思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是不是有点笨啊，我私下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稷，还有一个是契。稷与契是谁？稷，《左传》里面有记载，又称之为后稷，他从小就喜欢种庄稼，后来成为舜的大臣，主管天下农业，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契则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长。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许太高？明末清初的王嗣爽解释得很好，他说：“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什么叫做“己饥己溺”？《孟子·离娄下》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对于天下对于全社会的责任感。这是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所以王嗣爽说杜甫己饥己溺，这一点都不奇怪，它是一种信念，一种人格精神。其实在盛唐时期，大唐帝国已经出现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在唐玄宗前期又出现了开元之治，士人说要做稷和契，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观念。《贞观政要》记载说，唐太宗的时候，魏徵就说过，最好的政治就是“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君主要以尧舜为榜样，臣子要以稷契为榜样。所以“致君尧舜上”也好，“窃比稷与契”也好，在杜甫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而是表白他的政治理想。当然，由于杜甫一生中根本没有得到实现抱负的机会，所以他的人生信念都处于虚拟的状态。正因如此，后人讥评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有人认为杜甫的人生信念“迂阔”。其实，凡是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即以孟子而言，他游说诸侯，人们也认为他“迂阔于事”。魏徵劝唐太宗行仁政，也被人攻击为“书生未识时务”。“迂阔”一词，又何足为杜甫之病！人之立志，贵在高远。假如所立之志非常卑庸，与社会现实没多少差距，“迂阔”的缺点倒是避免了，但那样的人生信念又有什么价值可言！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国家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常理来说，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真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正因为杜甫心怀天下，所以他对于国家的隐忧看得特别清楚，对社会的弊病诊断得特别准确。儒家一向认为社会最大的祸患不是贫穷，而是贫富不均。对于贫富不均，儒家一向是谴责的，历代诗人也一向是谴责的，从古到今，凡是有正义感的诗人都谴责这个现象，杜甫以后的白居易，一直到清代的吴嘉纪，都写过类似的作品。但是古往今来，没有哪首诗像杜甫这两句诗那样惊心动魄，那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到今天，只要我们说到贫富不均的话题，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两句杜诗。正因如此，后人推崇杜甫，主要着眼点便是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北宋后期，有两位大诗人不约而同地写了题杜甫画像的诗。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黄庭坚属于旧党，他们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但是对于杜甫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王安石写了一首《杜甫画像》，高度评价杜甫的伟大胸怀：“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妨四海赤子寒飕飗。”并且表示崇敬的心情：“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黄庭坚写了一首《老杜浣花溪图引》，也是题杜甫画像的诗，这幅像画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醉中骑驴的状态，诗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说杜甫即使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眉间依然凝聚着忧国忧民的表情。后面又说“常使诗人拜画图”，意思是后代的诗人常常膜拜杜甫的画像。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对于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千古读者已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