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不言
尧与舜，在古代被视为旷世贤君，尧禅位于舜更是千古佳话。按照《尚书·尧典》中的记载：尧在自己老迈之后，萌生了退隐之心。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与群臣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放齐推荐道：“您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可以胜任。”
帝尧回答说：“丹朱喜欢说大话，又爱与人争执，不合适。”
讙兜推荐道：“共工有号召力，是个有能力的人。”（这个共工不是触不周山的共工，也许是他的后人，也许仅仅是重名。）
帝尧回答说：“共工巧言令色，阳奉阴违，表面谦和，背地里都是坏主意。”
诸部的首领也都谦逊的说自已德行浅薄，难以担此重任。这时有人提出了，在民间有一德行高尚之人，名叫虞舜。
接下来的故事，已经被大家说烂了。舜德行高尚，尧经过多方考察后将帝位传与了虞舜。从此就有了一段任贤不任亲的禅让佳话。
在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平民百姓看的，是写给君主看的。能够拿给普通百姓看的书，是出于统治需要而曲改的历史。
史学界中有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竹书纪年》。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一本写给帝王看的书。当时的史官是世代承袭的职位，这个职位要求以局外人身份，单纯记录下所发生的事实，不加任何的个人评判。当时很多史官即便身死，也要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一切。
《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把六国的史书都给烧了。但五百年后的一次盗墓事件，竟使这本史书神奇的重见天日。
据《晋书》记载，公元281年，魏襄王（亦或是魏安釐王）的墓被盗掘，里面发现了数十车的竹简，其中就包括这本珍贵的魏国史书。
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的，故而称其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里记载的许多事情，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正史内容有很大的出入。关于尧禅让于舜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后稷就是弃，被舜任命为后稷，主管农事。）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书的上的“禅让”一说。原来是舜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帝尧，还不许他与儿子丹朱联系，以此逼迫让位！
另有一篇文章也写过类似的记载，它就是《说难》。
《说难》是先秦思想家韩非子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为什么韩非子也提出与了《尚书》记载截然不同的观点呢？要知道韩非子原本是受业于儒学巨擘荀子的。而且在学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只韩非子提到了帝尧是被虞舜逼迫让位一事呢？
这就要从韩非子的身份说起。韩非子是韩国的公子、皇室贵族。而韩国与魏国都是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的史料在韩国也有一份，是说得过去的。作为皇室贵胄，韩非子有机会看到这些小民不得一见的史书。
他发现书中记载的与儒家所宣扬的根本不一样。这也最终导致了韩非子与儒学划清界限，创立了法家学说。
虞舜大权在握后，在《尚书》中记载，首先就是消灭“四凶”的功绩。
“四凶”是指共工、讙兜、三苖和鲧。三苖是从九黎分出来的一个部落，其他三个都是人名。听听“四凶”这一称呼，就知道他们是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真实的“四凶”是怎样的呢？
《尚书》里对于“四凶”的被杀或放逐，都没有写清原因，只是笼统的写了结果：“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苖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但是也有史料不有同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是舜杀了鲧，《外储说》记载是尧下的诛杀令。其实两者并不同矛盾，因为那时舜已经将尧囚禁了，他以尧的名义下的诛杀令。而两人被杀的原因都是因为反对舜称帝。
讙兜与共工关系密切，在尧提出接班人选的问题时，还曾举荐共工，他受到共工的牵连，也是自然的。
那么，历史从什么时候起扭曲了呢？
《春秋》记载了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是第一部小民百姓可以看的史书，记载的是鲁国的历史。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是被孔子改过的，孔子提出了“微言大义”的写法，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的立场去记录和评论史事，其后的史书深受其影响。
可以说从这时起，史书变得不那么单纯了，它变成了政治。有兴趣探寻历史的朋友，在看《春秋》之后的史籍时，一定要多方面的查证、分析，方可一睹历史真容。
历史任人打扮，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不经粉饰的真相。
史料来源：《尚书》 、《竹书纪年》、《韩非子》、《晋书》、《吕氏春秋》、《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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