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第一部断代史，在司马迁与班固为后世的修史者开创先例后，第二部断代史却出现了难产的问题。
东汉末年，蔡邕曾与卢植、韩说等人写了一本《后汉记》，但因遭遇黄巾、董卓之乱，故而未能成书。董卓被杀后，蔡邕在座中叹气触怒了王允，因而被捕入狱。他上疏自陈，请求留一条活命，以便“继承汉史”。但王允还是将他处死了。大儒郑玄听闻蔡邕的死讯之后，不禁长叹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蔡邕死后，再已无能人承担续写《汉书》的伟业，因此，第二部断代史被耽搁了下来。东汉灭亡之后，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史学家们忙于撰写魏、蜀、吴的各自国史，无人兼顾已经久远的汉朝旧事。因此，在西晋完成统一之后，陈寿在近人的基础上，率先写出了《三国志》，成为历史上的第三部正史。
《三国志》从东汉末年一直记载到西晋平灭吴国，部分填补了《汉书》之后的空白，但是尚缺一本记载整个东汉时期的断代史，以便将《三国志》与《汉书》衔接起来。从魏晋到刘宋时期，曾出现过许多版本的《续汉记》，但他们或者质量不佳或者遭遇兵火而散失。直到公元445年，范晔才写出了《后汉书》，此时距东汉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距《三国志》成书也有一百多年，可谓姗姗来迟。
《后汉书》比《汉书》晚了400多年
《后汉书》为什么这么难产？二十四史里，以“难产”而著称的史书共有三部，分别是《后汉书》、《晋书》和《明史》。其中，《晋书》初稿成于晋武帝时期，以泰始元年为断限，后代逐渐增补，是为官方《晋书》。晋朝灭亡后，谢灵运、臧荣绪等人都写过有关晋朝的史书，然而直到唐朝初年才最终完成新《晋书》，距东晋灭亡已过两百多年；《明史》从满清入关第二年开始纂修，至乾隆年间定稿，也历时九十多年，距明亡近百年。但要说最为坎坷的修史经历，要非《后汉书》莫属了。
在东汉初年，班固于光武帝及汉明帝年间写出了《汉书》，专门记载西汉一朝的历史。书成之后，明帝又令他与陈宗等人共同写一部本朝的历史，名为《世祖本纪》。这本书共有本纪一篇，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记录了光武帝起兵兴复汉室的历史，成为最早的东汉史作。
之后，每代皇帝都令史官修补，添加进《诸王》、《功臣》《南单于》等内容。到了汉桓帝时期，又命边韶等继续编纂，扩充至一百一十四篇，改名为《汉记》。
灵帝与献帝的时候，续写《汉记》的任务落到了蔡邕、卢植等人肩上，他们在东观阁进行修史，故而书名改为《东观汉记》。到蔡邕临死之前，本纪部分已经续写到了灵帝时期，又新增了四十二篇列传，粗具规模，后因董卓、李傕、郭汜之乱，《东观汉记》遭到焚灭，仅部分手稿存世，第一部东汉史以流产而告终。
曹魏建国之后，只修了一本《先贤表》，残缺的《东观汉记》由杨彪收藏，部分继续流传。西晋之时，秘书丞司马彪有志续成汉史，写了一部《续汉书》，起元光武，终于汉献，分纪、志、传共八十篇。同时，散骑常侍华峤也对残存的《东观汉记》进行删定，编成一部《后汉书》，共有帝纪十二篇、皇后纪两篇、典十卷、列传七十篇，另有三张年谱，共计九十七篇，篇幅比司马彪的《续汉书》略大。当时的东汉史要首推华峤版的《后汉书》，故而藏之秘府，成为西晋官方认可的正史。
然而不久之后，晋朝便遭遇八王之乱，继而胡人入侵，神州陆沉，官藏图书再度失传。东晋时，东阳太守袁宏模仿荀悦的《汉纪》，写出一部《后汉纪》，为编年体史书。一直到刘宋时期，宣城太守范晔才广集学徒，穷览旧籍，续成一部新的《后汉书》，共有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其好友谢俨帮忙写了五篇志，因范晔获罪入狱，谢俨害怕受到牵连，便将五篇志全部焚毁掉了。
刘宋灭亡之后，南梁人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三十卷志补入范晔的《后汉书》中，使其成为一本完整的正史。范晔版的《后汉书》集前人之大成，充分利用了东汉以来的众多史料，又保留了司马彪版的志，故而在流传中渐居主流，经刘昭、李贤等人作注之后，渐成正史。从《东观汉记》初稿到范晔版的《后汉书》问世，共历时四百多年。
《东观汉记》
总的来说，《后汉书》之所以这么难产，要与时代背景有关。自东汉末年之后，全国就陷入了战乱，朝廷屡次播迁，导致不同版本的《后汉书》屡造兵火，残缺不全。在东汉时本已有一部《东观汉记》，在西晋时又有华峤的《后汉书》，皆因都城沦陷而失传。进入刘宋之后，南北对峙形成，政局也趋于稳定，所以才能够形成一部相对完整的范晔版《后汉书》，集前人之大成。
现今，有关于东汉的史书大多已经失传了，仅存有一部纪传体的《后汉书》和一部编年体的《后汉纪》。此外，《三国志》里有许多地方也记载了东汉末年的事，对比三本史书，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认识东汉历史。
《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上的不同之处范晔版的《后汉书》虽然比陈寿的《三国志》晚了一百多年，但它所采用史料多是前朝旧史，有些是直接抄录过来的，故而不能用成书年代来推定谁更古老。且《后汉书》的三十篇志是司马彪的作品，他与陈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后汉书》的30%内容与《三国志》一样早。
在诉及东汉史的时候，《后汉书》是立足于汉室的角度来写作，而《三国志》的立脚点则是曹魏政权。这点对比《后汉书》的《孝献帝纪》和《三国志》的《武帝纪》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汉书》说曹操自令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立魏公，自加九锡乃至于自为魏王，凡曹操升官加爵，都是他自封的，并非献帝之本意；《三国志》则说是天子令曹公领冀州牧，之后又任命为丞相，策命为魏公，进而封为魏王，曹操的官爵全是汉室合法授予。从实权与虚名的关系来看，当时曹操掌有实权，而献帝坐拥虚名，故而曹操能用权力来迫使献帝配合册封手续。因此，虽是出自曹操的本意，但却也属于程序上的合法。《三国志》便把这些程序、形式如实地记载了下来，而《后汉书》则抛弃形式，直接点明实质，说曹操的升官加爵都是亲力而为，并非出自献帝本意。
其他列传方面，董卓、袁绍、刘表、吕布等人在曹魏篡汉之前便已死去，按断代来说应属于《后汉书》而不入《三国志》，但因他们与曹操的崛起息息相关，所以陈寿效仿《汉书》为陈胜、项羽立传的先例，将其纳入《三国志》里。这样就出现了董卓等人在《后汉书》与《三国志》中都有传记的现象。
但范晔在写《后汉书》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抄袭陈寿，而是新增了不少史料，写法上也存在差异。例如在《袁绍传》里，范晔新增了陈琳讨伐曹操的檄文，填补《三国志》的空白；又加入刘表劝袁谭不要投降曹操、审配劝袁谭兄弟和睦等第一手的书信史料。
《后汉书》与《三国志》存在不少重合之处，但叙述角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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