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庆假期，颇有些把失去的年补回来的感觉，多部电影轮番上映。
不过，今年国庆档最好的电影，反而不是之前被寄予厚望的《夺冠》和《姜子牙》，而是一部有些主旋律的《我和我的家乡》，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姜子牙。
无论网络舆论，还是街头巷尾，叫好声都不绝于耳，清爽的观影体验令人禁不住点赞。
其中的独立单元《最后一课》，还顺便带火了淳安那所流光溢彩的乡村小学。
电影的主题简单而隽永，正如片名那样直白，讲的就是家乡的故事：
张北京为了给表舅治病，精心策划了一场“医保诈骗案”；为了给痴呆失忆的父亲治病，儿子伙同村里人演绎了一段历史；
黄大宝心系旧爱，谋算了一起UFO事件；第一书记马亮隐瞒妻子，虚构了一幕幕俄罗斯的景观；乔树林为了还账，一路讹言谎语却被轻易揭穿。
在这些戏剧性的主题下，农村骤然巨变的图景正在打开，这是新时代的农民，也是新时代的生活。
从内容上说，电影基本是合格的，中国人的故土情结，到这几十年中国对于乡村的建设，该说的点都说到了，中间的泪点与笑点纷至沓来。
有些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说它太假，是宣传，但其实，这部电影里面的几个故事，都有其现实的原型。
而且，电影因为篇幅所限，有些内容浅尝辄止。
但在现实中，这一个个故事背后是整个中国几十年建设的风风雨雨，里面有心酸，有泪水，也有欢乐。
电影最出彩的单元，莫过于《最后一课》，范师傅再次贡献了他的影帝级演技。
故事是大抵是这样的，在瑞士某大学教国画的范老师，突然患了老年痴呆，记忆停留在了92年，要想帮助他恢复，就必须回到当年的场景。
老范当年是乡村支教教师，于是，儿子赶紧带老范回国，回到当初去支教的那个村子，希望村民们帮帮他。
可如今的村落已经是天翻地覆，早不是过去那番破落模样，怎么办呢？
好心的村民们决定给范老师演一出戏，帮他恢复记忆。
村支书把村民召集到一起，找到一所茅草屋，当做当年的教室，请一群小朋友，扮演92年的学生。
范老师站上讲台，镜头移到过去，那时，有个小朋友喜欢画画，可没有颜料，范老师就冒着大雨从老远揣着颜料给他带回来。
小朋友画的是一所五彩斑斓的学校，没想到，很多年后，范老师真的看到了这所学校，记忆闪电般回来。
这段最亮眼的《最后一课》，取材自真实经历，范老师的现实原型是方老师。
1988年8月，方老师调到了淳安的枫树岭乡中心小学。
这个乡村在崇山峻岭之中，所以一直以来的建设就相对较为缓慢，哪怕是92年，很多乡村的基础设施还是跟不上时代，晚上野猪来拱门，睡觉老鼠从脸上掠过，方老师的支教经历比电影更离奇。
大山里的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日子苦，病了要垫付医药费，开学要垫付学杂费，有的还要给学生补贴伙食费，晚上想爹妈的孩子，方老师还要抱着哄着睡。
后来，方老师辛苦教育的这批孩子，都长大成材，走上了不同岗位，他们中有校长，有村支书，有企业老板，有干部，有军人。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都92年了，乡村看上去还像是五六十年代的？
这就得说道这个故事背后的淳安县了。
在五十年代，淳安县发生了一件影响当地所有人命运的大事。
彼时，中国刚刚解放，河山一片狼藉，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家领导人眉头紧锁。
尤其是电力，作为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全部电力仅有30万千瓦，而整个浙江，竟然才4.1万千瓦。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被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如果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这里建水库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是移民，蓄水会让水位上涨，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就需要搬走了。
1954年5月24日上午，新中国第一大水利工程的移民拉开了序幕。
几十万淳安人，浩浩荡荡出走，他们经历了外迁，回流，再外迁，或有序或无序，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六年。
在《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里，作者童禅福记下了这段沉痛的历史。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童禅福所在的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如同行军，因为他们要像战士一样带上被褥衣服就走。
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们，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
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中国人正提出和美国比速度，需要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更加雪上加霜。
而且，这批人正赶上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安置工作地方政府做得也很差。
1959年，有的移民对安置地不满意，也有被血吸虫吓坏了了，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一波回流浪潮。
到1967年，回去的人有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布满了水库四周。
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搬家没几日，水又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
他们住窝棚，种非法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这种来回倒腾造成了不少悲剧。
童禅福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
第二年，母亲因为肝硬化去世了，不料61天以后，父亲被吸血虫折磨，也撒手人寰。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大多去了江西，有的甚至去了新疆石河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日久他乡即故乡。很多人自那次离别后，再回去时，已是白发苍苍。
童禅福去调查的时候，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可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国家没有忘记。
假如没有当初的移民，中国就没有一个重要的大坝，华东工业就没有充足的电力，生产不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也无从谈起。
或者更确切点说，在整个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帝国主义靠侵略掠夺来的原始积累，我们只能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一点扣一点，那一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以到了新时期，针对性的扶贫工作要坚持做到底。
人民牺牲自己换来的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必须反过来造福人民的生活。
经过多年的扶贫，淳安终于否极泰来，曾经的新安江水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第一秀水”，成了最时髦的旅游景区。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湖光山色映入眼帘，千岛湖的令人心驰神往，引得游客纷纷打卡驻足。
电影中那座小学是真实存在的，名字叫富文乡中心小学。
青山翠谷，丛林掩映间，有一座糖果色的小城堡，层层叠叠，绚烂夺目，是孩子们梦幻之地。
现在，全国有43.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有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湖南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一山一水勘实地、挨家挨户访实情，引导年轻人搞乡村旅游、中老年人养牛羊、留守妇女做传统苗绣、村集体成立矿泉水厂……短短几年，昔日苗寨旧貌换了新颜。
贵州南部的罗甸，年平均气温接近20℃，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温室”。依托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主攻菜、果、药等优势产业，从贫困山区变成生态示范基地.
过去的山区，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夫妻俩耕种两亩地勉强维持生活，家里儿女上学往返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要知道，七年前的2013年初，中国还有一亿两千多万贫困人口。
到今天，已所剩无几。
周恩来总理当初在视察新安江水库的时候，亲眼见识过不少人吃的苦，受的委屈，周总理曾对他们说过：你们付出了很多，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个承诺，中国做到了。
葛优演的《北京好人》故事，是另一个比较出彩的小故事。
故事里淳朴而不善言辞的二舅，是过去漂流于医保体系之外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
张大爷（葛优饰）给表舅冒用医保卡引发的笑料堪称全场最佳，但欢乐背后的时代悲剧色彩也最为浓烈。
试想，如果没有张大爷这个热心肠的北京亲戚一顿折腾，没有钱就不看病的老农民表舅，是不是就在甲状腺癌带来的呼吸、吞咽痛苦中继续煎熬下去，不敢去做手术，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也能享受医保报销？
其实在新农合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比起不知道政策的表舅，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即便知道政策，也抱之以不信任态度，需要村干部进行不断开导，才在疑虑中参保。有些甚至是在罹患癌症之后，才对拒缴医保后悔不迭。
不知道，不信任，不会用，新农合普及推广中的种种问题，的的确确是过去医疗保障缺位造成的意识真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新中国的农村医保体系，在开局很不错的情况下，中间却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一度甚至到了快让人失去信任的地步。
建国之初，中国积贫积弱，连吃饱都成问题，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得厉害。医疗资源实在欠缺，新中国只能就地取材，在农村培训了一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
尽管医术落后、药材稀缺、报酬微薄，但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头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医疗保障。
1968年，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全国首位赤脚女医生王桂珍的事迹。
随着《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的纷纷转载，连毛主席也在文在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之后便有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指示。
于是，全国大队 （村）一级正式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人数最高到了150万 ，正式建立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每次五分钱挂号费，就能得到基本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问题的唯一范例”。
赤脚医生们上午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才在合作医疗工作，不给薪酬，只记工分，相当于半个农民。
在宣传画里，赤脚医生的形象干脆就是一手扛着锄头、一手背着卫生箱，以半农半医的方式奔波于田间地头。
诚然，以现代医学标准，没有系统性训练的“赤脚医生”很难称得上合格。
但那时候的“赤脚医生”还是完成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两大成就：
大大降低了中国各种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感染率。
大大减少了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
但同时，问题也不少。
由于缺乏全面的医学知识与相应的检测设备，赤脚医生们对大病、重病大多数时候只能建议转院，能治疗的主要是一些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接生、包扎等紧急医疗救助什么的。
药品更是缺，往往是自己采挖、播种的草药外加少量的西药，有时候甚至是靠“一根银针治百病”。
当时整个国家资源都有限，为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想了很多办法。
1969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了《赤脚医生手册》，将精深奥妙的医学知识化繁为简，从感冒咳嗽到心血管、血吸虫，浅显直白地向所有农村普及了99%常见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方法，至少挽救了上亿农民的性命，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至今仍旧在一些落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在努力，一边种地一边看病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闲着。
1974年9月，来自辽宁开原县的一位大队（村）赤脚医生牟浩就给《新医学》杂志写读者信，希望经常刊登“赤脚医生病例讨论”，从而在缺医少药、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进行更好的自学与交流机会，尽可能地提高医术。
但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农村公社制度上，改革开放之后，医疗市场化改革却再也没有了赤脚医生的位置了。
原本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基层卫生医疗网络也因此土崩瓦解。
"中国赤脚医生之父"、1966年第一个搞农村合作医疗的湖北长阳人覃祥官，曾经管理了500亩草药田。
在70年代末，由于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药田也被分走，药也很快被刨光改种了粮食。
一位领导还对他当面嘲讽道：老覃啊，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
不去考虑实际情况，只看左和右，在一厢情愿下，从此医疗问题被架上了市场化的快车道，在金钱迷雾中磕磕绊绊地摸索前行。
面对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多年来，中国农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凑钱看病，借遍了亲戚邻里借不到，就只能静静地看着病魔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身体与家庭的幸福。
过去几十年，太多太多的因癌症家困人亡的悲剧，让整整一代遭遇病魔的农民陷入孤立无援，以至于被逼得铤而走险（比如影片中的冒用医保卡以及《我不是药神》中的买走私药），甚至动摇了大家对医保制度的信心。
《北京好人》故事最后，表舅的医保卡被亮出，一切辛酸一扫而空，只剩下这爷俩的调侃和搞笑。
那是因为交够了学费之后，国家又重新花大力气整治，把我们丢失的东西捡了回来。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支持4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化解历史债务。
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通，还在路上，但我们希望的是，“病不要命钱要命”的喊声，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千万个家庭不再会因一场疾病而支离破碎，也不因几万块钱而重回贫穷。
3《回乡之路》这个故事里，邓超主演的乔树林费尽心思、厚着脸皮也要黏着带货直播网红同学，希望她推销自己的沙地苹果，为的就是实现当年老师留下的治沙遗愿。
如果说医改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那么在治沙这个千年工程上，国家一直坚定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剧情细节这里就不剧透了，但这里要重点说的是，虽然《回乡之路》写的主要是两个已经开创事业的成功（破产）商人回馈故乡的故事，但在故事结局时，大屏幕上出现了治沙英雄和团体，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女子民兵治沙连显得尤为特别。
而这里的民兵治沙，是治沙过程中的绝对主力，背景就在毛乌素沙漠。
毛乌素沙漠横跨陕蒙宁，总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
上世纪50年代统计，榆林流沙高达860万亩，林木覆盖率仅为0.9%，年入黄河沙量为5.13亿吨。
过去，位于毛乌素沙地的陕西榆林风沙肆虐、草木不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艰难，纷纷远走他乡，连榆林城都曾被迫三次南迁。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口号，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
当地领导人喊出了“榆林不治沙，不造林，就到不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屋前后归个人”的政策，并且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冲在治沙第一线，竭尽全力调动人们的治沙热情。
1974年，54位只有18岁的女子民兵积极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成立了女子治沙连，在榆林补浪河一驻扎就是四十五年。
沙漠生活本来就极其艰苦，更何况她们的目的是与沙漠对着干。
当地一种植物叫牛腥秧子草，会快速腐蚀皮肤。由于缺医少药，一旦感染，这些年轻的姑娘就按照当地土方，用自己尿下来的尿去洗手消毒，才治好溃烂的手。
第一代队员席永翠在日记里写道：
“黄风呼呼不见天，黄沙漫漫不见边，从小没有离开过爹妈的小女子们，心里越发慌的住不下，想家哭鼻子，吃，没有副食，每天白开水，高粱加青稞面馍。”
治沙连有一个规矩，只要结婚了就可以离开，但席永翠偏偏为此三次推迟了婚期。
如今治沙连第14任连长席彩娥，是席永翠的侄孙女。一代代女兵坚守沙地，一代代下来累计治理了14000多亩荒漠，才有了今天毛乌素沙漠的绿翠成荫。
改革开放后，这种政策进一步进化为承包制，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与权利，实现了谁治理、谁受益，多治理多受益，鼓励科技人员搞治沙技术开发、进行沙地综合利用。
结果是治沙和扶贫搞到了一起，一口气把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1984年初，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沙，住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的郭成旺就是其中之一。
回忆当年，对于治沙的初衷，他提到了一个最最简单的需求：没柴烧饭。
“当时我们那里谁家都没有柴，也没有树，做饭烧柴就成了当地人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承包一万亩沙地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每天把几百株树苗运进沙地深处。
由于当时没通公路，郭成旺就把之前栽下的沙柳枝砍下来，当柴火发给村民们当工资，让他们帮忙运树、种树。
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树林增多，当地人做饭才不愁柴火。
2010年，通往沙地公路开通，彻底终结了人工搬树苗的历史，成为了毛乌素治沙的阶段性成功之年。
如今，郭成旺家养了20头奶牛、150只山羊。再加上国家拨付的公益林生态补偿金，全家一年收入也翻了几番，没有造好的树木资源，这些都是养不起来的。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治沙奋斗，看到了个人意志的坚持，但其实，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第一个想法就是迁徙，这是千百年来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是最市场化的方法。
面对几乎不可能逆转的荒漠化，如果没有中国一代代治沙人逆天而行，以革命般的热诚，用肉身顶在沙暴，治沙扶贫绝对不会成功。
这一代代治沙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故事《神笔马亮》里，提到了一个地方，列宾美术学院。
列宾是巡回展览画派的旗帜，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他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画《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都在尽情描述劳动人民的力量和革命者的不屈斗争。
新中国70年的故事也是这样，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实现愿望，最开始是“站起来”，后来是“吃得饱”，再后来是“能说话”。
在波澜壮阔的这70年里，新中国的这些故事从来都是传奇而浪漫的，只是此前很少有人把他们搬上银幕而已。
我们告别了吸血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们告别了黄沙万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我们告别了千沟万壑，万里神州，天堑变通途。
《我和我的家乡》虽然还有不少问题，有一些像是为了完成任务的生硬的部分，但总算是把“讲好中国故事”开了一个头，虽然离“讲得精彩”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比起有高超的技术却讲了一个外国故事内核的电影来说，这部电影显然更容易打动观众。
中国的艺术也应该这样，不要虚头巴脑，不要白左横行，该热烈就热烈，该浪漫就浪漫，该悲怆就悲怆。
你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但它的主体一定属于劳动人民的，是有时代风貌的，是过去与现在一脉相承的。
人民为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吃得苦，耐得劳，“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就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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