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另类风格走入人们的视野，以《活着》奠定了自己在文坛坚实的地位。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每部小说的出版，都能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些作品给他带来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
对于争议，余华会适当关注，但是，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他始终按自己的想法去创作。
余华
在创作方面他特立独行，形成了独有的余华特色，在创作之外，余华说话、做事也像他的创作一样，心中所想，就是口中所达，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地位，所以，他的直言不讳也是出了名的。
一、对于读者，他很尊重，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但他只坚持自己的看法，既不去一味地迎合，也不有意地疏远。
《兄弟》出版后，引起了很大争议，有读者给他留言说：一口气看完了《兄弟》上部，觉得有些地方语言有点拖沓，如果语言能再紧凑点就好了。
不知道别的作家看到这样的评论会如何回答，余华非常直接地说：一些有关《兄弟》叙述语言的批评和你的一样，先是说一口气读完，后又说语言拖沓。我的费解就在这里：拖沓的语言如何让人一口气读完？我想这可能是对语言功能理解上的差别。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叙述的力量和准确。
余华
叙述语言是快还是慢，是紧张激烈还是和风细雨，不是作家说了算的，是叙述本身说了算。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的叙述，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叙述里，语言应该功成身退。
这位读者善意提醒余华修改《兄弟》下部时不应有所顾忌，余华很干脆地说：下部是写现在的故事，我正在修改，你放心，我没有任何顾忌。
他和读者互动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对于自己的作品，他有充分的自信，普通读者对于手法方面的质疑，他都是如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小说《活着》被张艺谋电影拍成了电影，主演是巩俐和葛优，按理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正向的作用。有读者留言说：看了两遍《活着》，又特意找来电影看了一遍，说真心话，电影远比小说逊色得多。
余华
余华同样自信满满地说：我所遇到的看过电影《活着》，也看过小说《活着》的人，都告诉我你上面的那句话：“电影远比小说逊色得多。”
这就是余华式的回答，干脆、利落、直截了当，绝不拖泥带水。
二、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总要找机会说出来，并且是毫不客气地说出来。
他在一条微博中这样写道：
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曾于1996年担任英国布克奖评委的A·L·肯尼迪说，获奖者是靠“谁认识谁、谁睡谁、谁卖给谁毒品、谁和谁结婚，以及这次轮到谁”决定的——如果没有“谁卖给谁毒品”，我会以为这是在说中国的文学奖。
余华
短短一百多字，就把中国和其它国家文学奖评奖的乱象和盘托出。
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文学圈内的人，尤其是也得过不少文学奖项的人，是不大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的，但是，余华会，他看到了各种奖背后的阴影，他就要说，哪怕是不展开，哪怕就一句话，也要表明自己的看法。
对于和他不相关的领域，他也会不时有惊人之语。有一次他去戛纳，赶上了电影节，他也不忘评论一番：
戛纳是一个小城，一天时间就能走遍。戛纳电影节期间，形形色色的人云集在此。若用一句话评论戛纳电影节，借用毛泽东当年评论北大的话可能比较合适：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余华
也就是余华了，不仅不怕得罪人，还这么冷冷地幽它一默，让人不禁莞尔。真是话不在多，带刺就行。
有时候，他甚至都不去评论，直接把故事一放，讽刺效果就出来了：
两位韩国女士告诉我，中国男人到韩国旅游时，同样的奢侈品买几份，既给妻子又给情人。她们说中国男人比韩国男人好，韩国男人只给情人买礼物，不给妻子买。
真是同一个世界，同样的花心，只有更花，没有最花。
余华还把这种不动声色的幽默带到了国外高层那里。
有一次，他到柏林参加一个活动，一位柏林高官问他对柏林印象如何，他说：
“我挺喜欢柏林的。”
当高官问他原因时，他调动了余式幽默：
“因为柏林和北京挺像的，一直在不停地盖房子。”
听完余华的回答，高官扭头便走，再也不理他了。
余华
像这样的场合，不说真心话没有人去计较，甚至，更多情况下，别人喜欢你讲些好听的、悦耳的话，场面上的事，应付过去就是了，谁还会当真？只能说，那是他们没有碰到余华。
所以，写作这么多年，余华从来就不属于哪个组织，哪个机构，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作家，靠自由写作生活，不需要看谁脸色，更不会仰人鼻息。对百姓生活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生活中各种荒诞事情的记录和思考，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对于自己的行事方式，余华心里很是清楚。他只是想发出真实的声音，想记录下这个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想留下自己的思考。
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底气的话：我从来不向任何人献媚。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良知的优秀作家，余华此言不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