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令张艺谋又火了一把。但在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为旗手的第五代导演崛起之前，中国电影界的大师有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第三代导演里的谢晋。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谢晋的电影，至少影响了三代中国人。纵览中国电影百年风云历史，能在时间跨度之大、影响观众之多，且在当代依旧保持艺术魅力的导演，谢晋当属独一份。
谢晋（1923—2008），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导演、编剧，中国第三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电影的“民族魂”
名门逆子《世说新语》的《雅量》篇里，刘义庆收录了这样一则故事：“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谢安在东晋为相时，淝水之战里，以八万之众击溃苻坚百万大军；淝水大捷后，正在与朋友下棋的后方总指挥谢安，淡然从容，喜悦而不形于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发生在历史上的真事，正是谢晋名字的由来。
追溯族谱，谢晋是诗仙李白的偶像谢灵运（谢安侄子谢玄之孙）的第53世长房长孙，1925年仲冬出生，祖父佐清公对他寄予厚望，为他取名叫“晋”，号“淝捷”——晋即东晋，淝捷即淝水大捷。如此取名，其苦诣婆心，不言而喻。
在佐清公的遗愿里，谢家的子孙一不炒股票，二不做戏子，应该在仕途的道路上，名驰宇宙、晃动乾坤。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佐清公的愿望，在1941年的暑假，破灭了。临开学的前一个晚上，年满十八的谢晋对父亲谢春溥和母亲陈振美说，从下学期开始，他不打算继续回中学读书，而准备去考上海的戏校——在传统意识极强的谢家长辈看来，考戏校就是做戏子，这正是对祖辈遗愿的违逆。
消息从上海传回会稽上虞的老家，谢家长辈们恨不得胁下生双翼，飞到上海把谢家父子都揍一顿，他们指责正是因为谢春溥和陈振美平日里对谢晋太过骄纵，才让他对祖辈遗愿听而不闻，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如果谢晋真的做了戏子，就是坏了谢家一门的风水。早在前一年，上虞的本家长辈就收到消息，说谢晋在学校参加业余戏剧活动，在舞台上扮成岳飞的儿子岳云。怪不得谢家门里这么些年一直没人在朝廷里做官，因为子孙辈都跑去舞台上扮官了。
谢晋为什么对戏子如此着迷？这事儿得从他跟母亲陈振美说起。
1932年，7岁的谢晋跟母亲一起离开上虞老家谢家塘，前往上海，与父亲团聚。上海的新家在宁波路，一座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跟老家那种花园般宽敞的房子相比，这里简直像鸟笼一样狭小憋闷。
据谢晋回忆，“当时的房子是灰色的，灯光是炫目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不说话”。不适应的不只是谢晋，还有他母亲陈振美。既为了疏解儿子的不开心，也为了让自己尽可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她打听到一种叫电影的东西，听起来有点像老家的舞台戏。因为谢晋从小痴迷那些草台班子在舞台上的咿咿呀呀，陈振美就决定带儿子去看看新式的戏，说不定他能喜欢呢。于是拣了一个星期日，将儿子穿戴得干干净净，来到附近的一家电影院。
当时的上海，电影院很多，但分三六九等。比如现在还被影迷们如数家珍言传的，海宁路的维多利亚大戏院，四川路的爱普庐影戏院、新爱伦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南京路的夏令配克大戏院（今新华大戏院），以及大光明大戏院等，都是当时的上流影院，这些戏院设施好、价格贵，一般老百姓是光顾不起的，谢晋母子经常去的，是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低档次电影院。
据谢晋追忆，当时自己年幼，很难看懂这新式戏曲里的故事，母亲就把他搂在怀里，轻声细语地讲解。在上海的这段时期，从由母亲陪同，到自己独自去影院，一共看了多少电影，谢晋也说不清楚。但他很清楚地记得，看了当时国际上很多优秀电影，比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魂断蓝桥》《关东大侠》《荒江女侠》《摩登时代》《人猿泰山》《桃花劫》和《大路》等。
此外，母亲的讲解，对他来说也是影响深远。这些电影，年幼的谢晋未必全能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电影，对引导谢晋走向艺术的殿堂，并且在日后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电影艺术的创作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年谈及母亲，以及上海的观影经历，谢晋颇为感慨：“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小的时候，我从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尤其是我的母亲身上，受到了人道主义的教育。我认为，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既是谢晋对人性的判断，也是他对电影艺术的终极追求和探索。
谢晋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求学时，受到学校里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熏陶和指导，图为洪深、焦菊隐和曹禺
苦难人生1941年冬，与父亲僵持数月的谢晋悄然离家，音讯全无。就在父母苦找无果，准备登报寻人时，他们收到落款为“四川省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系”的来信。原来，谢晋离家出走后，到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报考了话剧科。在信里，他对父母作了检讨，并解释为何离家出走。总而言之无非是：酷爱艺术，要为之献身。
对谢春溥而言，儿子带来的创伤，毕生都没能愈合。虽然他曾原谅过儿子，毕竟是骨肉亲情的本能使然。但从根本上，他并没有接纳儿子的选择。尤其数十年后，在那个充满血雨腥风的特殊年代，谢晋所在的上影厂的反动学术权威，对谢春溥夫妇进行毫无人道可言的折磨和羞辱，导致两位老人先后愤然自杀时，他对儿子的选择，更加心怀怨恨。不过，这都是不可谈及的后话了。
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谢晋收获了毕生的两大支柱：一是与电影相关的戏剧知识，二是遇到了相伴一生的结发妻子徐大雯。
四川江安，地方虽小，但与戏剧相关的文化名人却不少。时任戏专的校长叫余上沅，是当时很有名的戏剧理论家，学校教授也都是清一色的大腕，比如洪深、焦菊隐、马彦祥、黄佐临、张骏祥等——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当时的教务主任，时任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理事，也就是已经写出《雷雨》和《日出》的曹禺。
不到20岁的谢晋，就是在这样一批文化精英的教鞭下，接受着艺术的熏陶。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的他，经常被教授们夸赞，但也偶有被批评的时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批评来自焦菊隐：有一次，焦菊隐老师负责排戏，正在排演的谢晋突然开了句玩笑，破坏了原本应该严肃的剧情氛围，焦菊隐气得叫他立即到排演场的墙角去反省。
成名后，谢晋经常在片场给工作人员讲这个经历，身体力行地告诫大家，一旦在工作现场，就不准人员再随便走动、聊天说笑，甚至不允许女演员找男朋友。
成名虽晚，但谢晋在江安读书时，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也就是四川姑娘徐大雯。据徐大雯晚年回忆，她与谢晋是一见钟情式的美满姻缘，“可以说是天公作的美，因为我们江安女中与国立剧专只是一墙之隔，墙的这边是我们的学校，墙的那边是谢晋的学校，我们就是在墙边发现对方的。”
但似乎每一种幸福，都有无尽的代价。如果说我们没办法从历史和社会层面，过多地探讨围绕在谢晋身上的悲剧，那单说他子女在内的家庭状况，也足以让人心有戚戚。俩人冲破封建礼教结合后，育有四个儿女，除了后来也成为导演的大儿子谢衍，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有程度不同的智力残障，最严重的是二儿子和三儿子，甚至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四个子女，三个残障，这对一个父亲而言，其残忍和打击程度，可想而知。
夫妻二人身强力壮时还好说，原本想着百年之后，大儿子谢衍可以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对这个儿子，谢晋既寄予厚望，又满心愧疚。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谢晋的身份问题，本要报考戏剧学院的谢衍被拒之门外。
直到1983年春，在美籍华裔影星卢燕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到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深造，跟李安、奥利佛·斯通成为校友。学成归来后，他根据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花桥荣记》，在1998年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改编剧本的提名。
多年来，谢衍一直没结婚。他曾对朋友说，他应该为女方着想，万一婚后生育的孩子，也像自己的弟弟妹妹那么不健康，该怎么办？他还说，他有责任，帮助父母照顾弱智的弟妹，更有责任照顾已经年迈的父母。可谁又曾想到，这个最有望继承父亲谢晋事业的长子，这个因为要照顾家庭而数度中断自己导演事业的长子，却走在了父母前面。
2008年8月23日，谢衍因肝癌在上海猝然离世，年仅59岁。
3个月后，身心失去支柱的谢晋也撒手人寰，享年85岁。
就是在这样辛酸苦楚的家庭环境里，谢晋创作了誉满全球的电影佳作。
1948年，返回上海的谢晋，在大同电影公司，给当时的名导吴仞之、郑小秋、何兆璋等人，担任助理导演，之后又在石挥的《鸡毛信》中担任副导演。这一时期，谢晋积攒了很多创作经验。
1958年，谢晋被分配了拍摄任务，这就是他的成名作，描写运动员生活的《女篮五号》。在谢晋的作品中，《女篮五号》算不上杰出，但在中国特殊的“十七年电影时期”里，它却是为数不多关注人物真情实感的作品。《女篮五号》不仅展现了运动员的训练和日常生活，还把新旧时代变化中两代人对运动的情感转变，以及角色们的爱情和亲情交织其中，使它超出了时代社会图景的写实范畴。
从《女篮五号》开始，抢眼的女性角色，就成了谢晋电影的标配，他完成度极好的，尤其是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这个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他的第二部电影《红色娘子军》（1961），以及后来的《舞台姐妹》（1964），都是极好的例证。
在《红色娘子军》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里，谢晋的重点，并不在于展现红军与敌人的战斗场面，而是集中于吴琼花这一关键人物从受压迫到复仇反抗的觉醒过程。但整体来说，它还是服务于主流叙事的，每一个部分的用意和指向，都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功能性。
相对来说，《舞台姐妹》就更女性化，他把两位女性之间的情谊和变化，悬置在大时代变迁的背景之下，且在镜头风格和场面调度上，也极具女性情感般的细腻流畅，整部电影也因而散发出柔媚娇羞的意境。
但在那个情况极为不同的年代里，个人情感问题的过多流露，难免要被怀疑和批评。所以从《女篮五号》到《舞台姐妹》，这中间但凡牵涉到情感的倾向，不是被强行拿掉，就是在公映后受到严厉抨击。
《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被誉为“伤痕三部曲”，又称“反思三部曲”，是谢晋八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巅峰之作也就是因为《舞台姐妹》，谢晋作为导演的创作陷入低潮。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真正拥有打上个人烙印的经典佳作，也就是“特殊时期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
《天云山传奇》（1980）以50年代中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20多年为背景，通过三个女性的视角，周瑜贞的直观感觉、宋薇的视野考量，以及冯晴岚的书信叙述，全方位、多视点地塑造右派知识分子罗群这一角色，他如何从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时代青年，沦为被欺侮和压迫的“反派人物”，以及他在这个屈辱过程里又是靠着怎样的信念和精神，坚持到最后的。同时，电影也写出了冯晴岚崇高的爱情，和那一代人面对生活时展现的美好情操，以及谢晋对人情与人性美好的赞颂。
这部电影，传奇而不离奇，着笔写史，实则为诗，完全不把自己拘泥在十年动乱的历史表层，也不满足于为时人和后人提供一些有反思和警醒价值的历史教训，更不屑于渲染廉价的情感煽动。
谢晋真正在意的是，如何深刻地剖白那个特殊时期里，知识分子面对社会、时代和自身命运的巨大变动，以及遭逢这巨大变动时内心世界起伏动荡的波澜。在这部电影里，历史融化成具体而微的故事背景，成了电影叙事的元素之一；同时，谢晋刻意减少以往中国电影里惯用的政治说教桥段，转而在情节和情感上，润物细无声地感染观众。
可以说，《天云山传奇》是中国电影新时期第一部真正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影片。
《牧马人》（1982）的故事，与《天云山传奇》大体类似，说的是男主人公许灵均被错划右派后，到草原做了牧马人，虽然受到22年的不公正待遇，但在与朴实的劳动人民相处中，在与勤劳的妻子李秀芝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中，治好了心灵上的创伤，增添了对生活、对祖国、对党的热爱。
1982年的中国，大概有10亿人口，落后的电影统计方式，早已没办法精确算出观影人次。但据说当时一共有两种人：
一种是看过《牧马人》的，另一种是听说过《牧马人》的。
关于《牧马人》的拍摄，幕后还有个极其逗趣的故事。电影里有一场重头戏，说的是许灵均与李秀芝新婚后重逢。按理说不该难拍，但难就难在身为主演的朱时茂和丛珊，俩人都没结过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彩排时试过很多次，谢晋对俩人的表演状态极其不满。尤其是丛珊，根本就没有进入到角色里面去——按照剧本，扮演李秀芝的丛珊，应该把脸紧紧贴在丈夫胸膛上，而且贴上还不算，还要不断在丈夫胸膛上蹭，以表现新婚夫妻久别重逢后的亲热和爱恋。
但别说蹭了，女主角连贴都贴不好，每次她的眼神里，不是呆板就是僵硬，不是紧张就是游移。屡试不过，令谢晋火冒三丈，当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面大骂丛珊，丝毫不顾及这位青年女演员的颜面。丛珊也很委屈，当场嚎啕大哭，哭到眼睛都肿了，反而更没法拍戏，搞得谢晋更火大，疯了似的对剧组发飙说“今天不拍了”。
好不容易拍完这个镜头，大家提起导演发火，丛珊羞红着脸说：那天不是她不想“蹭”，而是朱时茂的胸毛又多又硬，刺得她脸都疼了，反感都反感不过来，哪还有心思想什么恩爱夫妻、久别重逢的事儿……说罢，谢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至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就是姜文和刘晓庆主演的《芙蓉镇》（1987），想必不用多做介绍了。不同于前两部与特殊环境稍微拉开距离的处理，《芙蓉镇》的视角是身在其中的，把姜文扮演的秦书田和刘晓庆扮演的胡玉音，这两个普通百姓扔在特殊时期的巨浪里，看他们如何在这场运动里闪展腾挪。
把《芙蓉镇》视为谢晋的巅峰之作丝毫不为过。
当然，谢晋还有很多值得展开谈谈的经典佳作，比如60年代的讽刺喜剧《大李、小李和老李》，捧红陈冲的《青春》，濮存昕第一次做男主角的《清凉寺的钟声》，唐国强早年的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斯琴高娃和谢添主演的《老人与狗》，让台湾作家三毛如痴如醉的《秋瑾》，以及差点与林青霞合作的《最后的贵族》等等。囿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赘述。
谢晋毕生，以导演身份署名的电影，共计36部。晚年时，谈及这些电影，他把自己的生命比作燃料——他说：“我的每一次艺术实践，都是对生命的一次燃烧，一个艺术家，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做燃料，把自己变成一团火，才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才能把别人也变成一团火。”
姜文认为“谢晋导演是座丰碑”
本文原创自志道传媒新教育家杂志 文/清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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