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行》是宿先生论文中比较特别的一篇，最初发表在1992年的《文物天地》第1、2和3期上。宿先生的很多论文是针对某一个专门领域的，而这篇《武威行》利用汉唐墓葬、馆藏重要文物、西夏蒙元遗迹材料，分四个部分，分别侧重汉晋时期的凉州城址、北朝隋唐的凉州城址与昭武九姓、西夏时期的凉州遗迹和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遗物四个方面，阐述了不同时期武威在历史上的特点，很好地体现出宿白先生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大家风范。
——杭侃《再读〈武威行〉》
1991年4月，应武威专署之邀，与马世长同志西去河西参观古凉文物。滞武威四整天，承专署、市和博物馆诸同志的引导，重点了解了汉唐墓葬的分布、博物馆所藏重要文物和西夏蒙元遗迹。现就这三方面的资料，结合部分文献，按时代顺序，写些有关武威历史遗迹的不成熟看法，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壹武威自汉武设郡不久即以“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下》）闻名。后汉之初，又以“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后汉书·窦融传》）见称。汉末魏晋虽多丧乱，但河西安谧，“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晋书·张轨传》），故两晋之际“国亦完富”（《晋书·张轨传赞》）。前凉以还，饥馑争战频仍，然“地居形胜”，仍是“河西一都之会”（《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迨北魏陷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魏书·世祖纪上》），凉州乃渐萧条。此汉晋以来之河西重镇，其具体位置，乾隆时修《武威县志》即云：“武威置自汉武，城郭基址不可考。”（《建置志》“府城”条）修志迄今又二百四十余年〔1〕。寻觅旧迹更非易事。唯自 20世纪50年代起，武威城建工程中，不断发现汉晋墓群，根据这些墓群的所在，大体可以推定汉晋时武威居民集中地区的方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墓葬特别是墓群不会距离死者生前居住点太远。洛阳烧沟汉墓群位汉河南县城东北1～2.5公里，广州西汉墓群距推定的汉南海郡城的中心1～4公里；东汉后期墓地东西相距最近8公里，南北相距最远为18公里〔2〕。以河西地区言，张掖西北觻得故城西5公里有许三湾汉墓群；酒泉东南皇城故城西2.5公里有下河清汉墓群；酒泉旧城即汉晋福禄城址，其西北7.5公里为丁家闸魏晋墓群。武威地区发现汉晋墓葬最多的地点，即是今武威旧城内外及其周围的四郊，值得注意的是：旧城北1公里雷台以南、城内东南隅文庙（即今市博物馆）以北、城内北大街西侧以东、城东北3.5公里大柳乡马儿村和城东南清水乡十三里堡以西的地区，没有发现汉墓。汉时武威居民集中的所在，大约即在这个范围之内。魏晋墓葬的分布也在这个范围之外。
武威古迹分布示意图
武威旧城西北7.5公里金沙乡赵家磨魏晋墓地中，曾发现一件前凉晋昌太守梁舒的石刻墓表，墓表记梁舒“以建元十二年十二月卅日葬城西十七里杨墓东百步，深五丈”〔3〕。建元十二年（376年）秋九月前凉为前秦所灭，所以墓表用了前秦纪元。据墓表所记葬城西8.5公里的距离，可推知当时武威西城垣正位于今北大街、南大街一线附近，与上述汉墓公布的西界极为相近，因知从旧城南北大街附近向东迄发现汉墓的地点——马儿村、十三里堡，其间约有6.5～7公里。魏晋墓南北距，即城北 300米二一二大队魏晋墓和城南1公里和平枣园魏晋墓之间距，也略同于汉墓分布的南北距离，其间1.5公里有余。按《水经注》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都野泽》引《王隐晋书》曰：“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
所记凉州城东西、南北里数，不知是否由于传抄而出现差误？如为“南北三里，东西七里”之讹，则既可容纳于上述没有发现汉晋墓葬的范围之内；又符合河西城市因东西干线是主要交通线而自然形成南北窄、东西长的布局；同时卧龙城一名，似乎也有该城作横长形制的形象含义。《水经注·都野泽》引《王隐晋书》又记：“凉州……（前凉）张氏之世居也。又张骏增筑四城厢各千步。东城植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植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4〕。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
此事又见《晋书·张轨传附子骏传》，唯只记筑南城及于旧城作四时宫：“（张）骏尽有陇西之地……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张骏所筑凉州之四城厢，当是从军事考虑，于凉州城四面兴建之小城堡。此诸小城堡大约在前凉亡后即渐废毁，故不见于唐以后记录，其遗址亦不得踪迹，但上述汉晋凉州居民集中地区与四周墓地之间，确有容纳“周千步”之四城厢的位置，则是应予注意者。
武威汉代墓地时代较早的，分布在西南郊，傍祁连山北麓，即从地跨柏树、松树、西营三乡的旱滩坡墓群，向东南延展，迄于新华、古城二乡的磨咀子墓群。这一带多西汉、新莽和东汉中期以前的土洞墓，曾出《仪礼简》〔5〕、《王杖简》〔6〕、医药简牍〔7〕和大批丝织品、木器；有绥和元年（前8年）铭乘舆考工铜扣漆耳杯等〔8〕重要文物的墓葬，也发现在这里。时代较晚的墓地分布在城北、城东，即从城西北洪祥乡洪祥滩墓群，向东南延展，经下双乡西沙滩墓群，以迄城东长城乡狼墩滩墓群和城东南河东乡王景寨墓群，这大片地区的墓葬多砖室墓，时代多属东汉中晚期，随葬多木器和釉陶器，其中以城北1公里雷台发现大批铜车马和一组陶楼院的东汉晚期张姓将军的多室砖墓最为著名〔9〕。
魏晋墓葬多分布在城北、西北、西南和城内西半。魏晋墓，内地除洛阳及其附近外发现很少，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更少。近年，河西各地的发现，既可为河西历史增加实物资料，又为系统的墓葬研究填补了重要空白。武威师范学校和赵家磨发现的大型魏晋砖室墓，皆具前后室。前者后室又明确隔成二内，该墓多次被盗，清理时出有二孔陶灶和铜马足残件〔10〕。
武威师范学校魏晋墓平面示意图
赵家磨墓出有陶楼院和雕镂精致的十二枝铜灯〔11〕。地区博物馆院内发现的魏晋土坑墓，出有五铢钱和一内彩绘日（内有三足乌）、月（内有蟾蜍和兔）、云气等图像的灰陶盆〔12〕。因知其时随葬器物仍上沿汉制。此外，许多魏晋十六国中小型土洞墓所出陶器、木器和木俑，工艺虽嫌简略，但其形制亦多袭自汉墓；而褐釉小罐、叉形铜饰件和位至三公铭铜镜等，则是中原魏晋墓中所习见者〔13〕。磨咀子北新华乡缠山村土洞墓出有魏青龙四年（236年）木牍〔14〕和前引赵家磨所出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墓表，皆是罕见的纪年文物。
赵家磨发现的梁舒墓表（素描）
后者在现知自名墓表的石刻中，年代为最早。1926 年，洛阳北郊高家岭村曾出土仅雕有“晋故虎牙将军王君表”，九字的小石刻一方〔15〕，则知墓表之原始亦滥觞于中原。又据发表的赵家磨魏晋墓报告云，一号墓前室出有铜残马鞍模型、铜车件和“铁马镫及铁饰件各一件，均残甚”〔16〕。此残甚的一件铁马镫如未误认，即与过去所知最早的马镫——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所出三件陶骑吏俑的马镫，也仅备一只的情况相同〔17〕，而此墓的年代应比永宁二年为早〔18〕。汉以来，凉州骑兵即为世所重，“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晋书·张轨传》）由来已久，武威马镫出现较早，当非偶然。
贰北魏灭北凉不久，吐谷浑、柔然困扰河西，凉州犹是军事要镇。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周）太祖（宇文泰）令（独孤）信率开府怡峰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值明克之，擒仲和，虏其民六千户送于长安”（《周书·独孤信传》），此凉州城当是因前凉之旧。北周建德三年（574 年）“凉州比年地震，坏城郭，地裂涌泉出”（《周书·武帝纪上》），凉城始遭毁坏。隋兴，贺娄子干、宇文庆、独孤罗、樊子盖相继御吐谷浑、突厥于凉州，凉州城防自应强化。从武威旧城西北1公里孙家园发现隋墓群［其一出仁寿二年（602年）成□墓志］和城西发现刘和墓志〔19〕，俱远离汉晋墓地而与唐墓毗邻，因可推知隋时武威居民集中区域应与唐居民集中区域接近。
唐武威城据《乾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府城”条记载：“府城……旧志〔20〕：唐李轨筑，周一十五里，高四丈八尺。明洪武十年（1377年），指挥濮英增筑三尺共高五丈一尺，厚六尺，周围减去三里余，止一十一里零一百八十歨。”此明武威卫城即清武威府城址，亦即今日武威旧城区，即应在“周围减去三里余”的唐武威城范围之内。
李轨，隋唐之际割据河西，《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丙辰，武威人李轨举兵反。”《旧唐书·李轨传》又记：“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署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武德元年（618年）］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之地……［二年（619年）李轨倡言］昔吴濞以江左之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以河右之众，岂得不为西帝，彼（唐）虽强大，其如予何。”
在这种情况下，轨筑城自固，当是情理中事，县志据旧志所云，约非虚语。前引刘和墓志所志之刘和即卒于李轨时，该志前面标题和官职，志末录和之卒年、葬地云：“凉故仪同三司尚药奉御刘君墓志并序。君讳和，字善□……安乐元年（618年）岁次丁丑……葬于神鸟县建昌乡通明里。”凉安乐纪年遗物，似仅此一例，殊可珍视。
武威唐城与今武威旧城区的关系，还可据现存唐代遗迹证之。旧城区西北1公里孙家园有唐墓群，曾出永徽四年（653年）郭永生墓志，可证唐城西、北两面与明清武威城西、北两面接近。旧城区南半公里余公路段曾发现唐砖墓，又旧城区南15余公里青咀慕容氏墓群东部发现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慕容公（曦皓）妻武氏墓志记“迁窆于凉城南卅里神鸟县阳晖谷之西原”，志云“卅里”，盖取其整数，是唐城南面亦与明清武威城南面接近。
明清城东五里墩出有贞观十七年（643年）晁大明墓志和大唐上仪同康阿达墓志。五里墩因西距城五里而得名，其地是明清武威城东最近城区的唐墓分布点。唐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湾湾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嘉州诗》卷二）所咏州七里，应指当时凉州最宽的东西距离
。明清武威城东西四里，若向东延伸三里，东距城东唐墓分布区尚有二里，因可推知明初减缩唐城部分，可能主要是唐城东部。唐代遗迹现存于旧城区内，较可靠的只一大云寺址。《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甘州左卫》“寺观”条记：“大云寺在凉州卫治东北，唐景云中（710～711年）建。”该寺位明清城内东北隅，尚存唐铸铜钟一口〔21〕和景云二年（711年）《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一通，碑题“凉州卫大云寺古刹”，知是明迄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卫为府以前所重刻者〔22〕。
武威大云寺唐钟和钟面铸出的纹饰布局（速写）
前引康阿达墓志，系记录昭武九姓粟特人东来的一件重要文献。1943年，张维刊《陇右金石录》卷二有录文，兹据原石并参考张氏所录，移抄墓志全文如下：
大唐上仪同故康莫息阿达墓志铭┘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藤苗，大唐之始，公□皇帝之胄┘胤也，蟠根万顷，玉叶千寻，宗祚皇基┘枝连帝业。祖扶达，□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当官□任，水镜无以近其怀┘；处逝公途，石廗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图片，同葬安乐里。呜呼哀哉┘乃为铭曰┘：哀哉夭寿，丧此勋功，伤兹英喆，往投琼银┘，生形易圯，梦影难通，阇城独立，野马众屯┘，河坘桂隐，月落雩昏，一辞冠冕，永闭泉门┘。
康志未记年代，但据志文可推知康阿达之夭逝在初唐。其祖扶达任职凉州当在魏周之世，约略早于《元和姓纂》卷四所记“后魏安难起至孙盘娑罗居凉州，为萨宝”之安盘娑罗〔23〕。
1948 年。张维撰《陇右金石录补》因《夏鼐札记》〔24〕的启示，对康志进行补考。夏、张两先生考释主要讨论萨宝系祆教官职。按 20 世纪 30 年代初，西安出土天宝三载（744年）米国大首领米萨宝墓志〔25〕，近年固原发现咸亨三年（672年）史诃耽墓志记诃耽“史国公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26〕。安、米、史俱属昭武九姓，其国王或“与康国王同族”，或“康国王之支庶”（《北史·西域传》），盖昭武九姓奉火祆，自北魏以来即任其上层人物为萨宝，周齐继之以迄隋唐。
昭武九姓于河西既膺宗教职，又任地方官，甚至如康扶达者更掌握了河西军事大权，可见昭武九姓于唐以前，即在“地多关塞，俗杂华戎，秋月满而胡骑嘶，朔风动而加笳咽”［开皇十九年（599年）凉州刺史独孤罗墓志］〔27〕的河西，拥有较大的势力。《旧唐书·李轨传》记李轨起兵命“（安）修仁夜率诸胡入（凉州）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谋主梁）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如防察……谢统师等隋旧官人为轨所获，虽被任使，情犹不附，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初，安修仁之兄兴贵先在长安，表请诣凉州招慰轨……兴贵对（高祖）曰……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高祖从之。
兴贵至凉州……知轨不可动，乃与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图轨，将围其城，轨率步骑千余出城拒战”。安兴贵、修仁皆前引《元和姓纂》所记安盘娑罗之子，因疑此《李轨传》中之“诸胡”“群胡”，主要即是昭武九姓。昭武九姓在河西之衰微文献无征。武威行署前专员刘尔能同志告我：“武威粮食局党委书记安殿钺，城南喇嘛湾人，彼曾谓喇嘛湾安姓，相传即从前自西域迁来者。”
喇嘛湾沿冰沟河，位冰沟河与大水河交汇处之青咀湾西南，两地北山即有名之慕容氏墓地所在。往访两村，知现有安姓十余户，石姓六户。石姓亦在昭武九姓中，不知此两地之安石两姓是否是昭武九姓之孑遗。武威多旧户，彼地现今犹谓人事纷杂为“天宝大乱”。
此俗语之产生，疑即出自对天宝末年变乱印象深刻的陷蕃后幸存之凉民及其后裔。此诸幸存之凉民后裔中，自可包括久住凉州的昭武九姓之苗嗣，然则今日僻远之南山谷地，犹传有源出昭武之安姓，或许并非虚辞。
武威历年所出石刻，多存市博物馆，内以唐志为多〔28〕。其中少数民族墓志除康阿达、慕容氏诸志外，尚有纥单府君墓志一合，颇值留意。该志盖镌“大唐故牛夫人墓志”，志文则作：
唐故明威府队正纥单府君墓志
君讳端，阴山人也，出自国族，拓拔归晋因而命氏，所以载于竹帛传之终古。曾祖显，隋凉益蒲广四州刺史、大都督、武威郡守、永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石……祖贵袭爵……君秉性倜傥……授明威府队正。终于私第，春秋五十八。夫人牛氏以垂拱元年（685年）六月十六日终于寝室。
合葬于州南十八里□□山之原胡村之界……
纥单即《魏书·官氏志》所记内入诸姓之阿单氏，属鲜卑部落〔29〕，故志云纥单端“阴山人也，出自国族”。纥单端曾祖显与袭爵之祖贵，俱不见著录。明威府为凉州开威郡六军府之首〔30〕，军府之制五十人为队，队有正。《新唐书·百官志四上》记每府“队正二十人，正九品下……每队正领兵五十人”，纥单端受任明威府兵官职，联系其曾祖官武威郡守，因知最迟在武周之世，占籍凉州之少数民族中尚有来自东北的鲜卑纥单一族。又此志出土于武威旧城南约十六七里之高坝乡境内，志云“葬于州南十八里”，两者之距城里数相若，此亦唐凉州城南壁约在今武威旧城南壁附近之一证。
叁唐末以还，凉州为吐蕃阻隔。五代后汉任吐蕃折逋嘉施为河西军节度留后。宋初置西凉府，属陕西路。咸平元年（998年）折逋游龙钵入觐，介绍凉州情况。《宋史·外国传八·吐蕃传》记其事云：“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军左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来朝。游龙钵四世受朝命为酋，虽贡方物，未尝自行，今始至，献马二千余匹。
河西军即古凉州……旧领姑臧、神乌、蕃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汉民三百户。城周回十五里，如凤形……皆龙钵自述云。诏以龙钵为安远大将军。”〔31〕其时凉州城周回十五里，当是仍唐城之旧。
景德初（1004年），西凉陷于西夏，《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六年（1073年）夏四月记夏人修筑凉州，“河东经略司言，有陷蕃卒二人逃归言：夏人恐我大兵至，修筑凉州……上因谓执政曰：向因五路出兵，西人潜筑城邑，为伏藏之所，今凉州去河州不远，如诸路将帅得人，表里相应，则西人自此多窜归者”。此夏人修筑之凉州城，应是就凉州旧城新加修葺者，所以今武威旧城内多西夏遗迹。
1．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原竖在今武威旧城内东北隅大云寺西北的清应寺内，其地应是西夏护国寺位置〔32〕。1927年，武威地震后，移陈文庙，即今市博物馆。碑一面汉文，另面西夏文，两侧各线雕饰伎乐一。
2．东大街中部偏西路北署东巷兴建专署家属大楼时，发现西夏窖藏一处，内藏金碗二、金钵一、银锭二十等物，当是因避乱逃亡而埋藏者。埋藏的时间约与蒙人来侵有关〔33〕。
3．东大街中部偏东路北水电局院内发现的西夏窖藏，内出铜钱一百二十斤，多宋钱，有少量的西夏钱〔34〕。
西夏墓葬则皆发现于旧城之外，距旧城最近者，是 1977年于旧城西北隅外约半华里处，即今林场区内清理的天庆元年至八年（1194～1201年）两座任职西路经略司的刘姓官员墓〔35〕。两墓皆火葬，墓内各出八面单层木塔两件，约是用以盛骨灰者。值得注意的是：木塔顶做出一典型藏传佛教流行的噶当觉顿式小木塔；其一木塔顶板还书有藏传佛教习见之唵、嘛、呢、叭、咪、吽六个梵字，因可据以推知至迟于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已传播到武威地区。
武威城西林场西夏刘姓墓所出木塔（速写）
武威地区于西夏时期已有藏传佛教的传播，武威城南两处石窟中的发现，更提供了充分的物证：一处是小西沟岘石窟西夏中晚期遗物中，发现高 7 厘米的模制小陶塔，塔下部印有梵文和藏文，这类小陶塔藏语“擦擦”，是藏传佛教常见的装藏物〔36〕；另一处是承市博物馆胡宗秘馆长见告的亥母洞石窟〔37〕，该窟出土有分格式的佛像、本尊像唐卡五件，坛城唐卡一件，这类唐卡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供养画像。据和这批唐卡同出文书上的西夏纪年推断，其时代也是西夏中晚期。
肆1227年西夏亡，其前一年西凉即为成吉思汗所陷。1235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故地。1243年，阔端承制得专封拜开府西凉，此西凉城即仍夏时之旧。现存凉州一带的元代遗迹，即以与阔端一系和与之关系密切的藏传佛教萨迦派上层人物有关者最为重要。
凉州著名的四座藏传佛教寺院：白塔寺（武威城东南20公里）、海藏寺（城西北5公里）、金塔寺（城西南15公里）、善应寺（城西10公里莲花山），相传皆为萨迦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以下简称萨班）所建。后两处闻已荒废，此次走访者仅为前两寺。
白塔寺原为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其范围据云：东西二里半，南北一里半，原有围墙，有若城垣。《乾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条记此寺名“百塔寺”，云以“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该寺近年屡遭拆毁，现仅残存大塔自覆钵以下部分，大塔相传即萨班塔，最下建方形基座，其上为十字折角塔座，塔座宽约8米。塔座之上为覆钵。自基座至覆钵残高约5米余。
白塔寺残存大塔立面与平面图（速写）
全部皆夯筑，但基座、塔座都残存砌砖痕迹，知塔毁之前外表包饰青砖。覆钵内曾出有大量模制小塔，又出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凉州白塔志》、宣德六年（1431年）《建塔记》两小碑，承市博物馆孙寿龄馆长之介，得睹两碑拓本，宣德五年碑正面镌文十四行，录文如下：
重修凉州白塔志┘凉州为河西之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白塔，不知┘起于何代，原其本乃前元之燀火端王重修，请致┘帝师撒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燹，颓毁殆尽，瓦砾┘仅存。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琐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朝，赐寺名曰庄严。宣德五年六月，塔先成，所费甚重。┘肃王殿下捐泥黄金，特命琐南监参等缮写《大般若经》一部，凡一十┘四函，计三百卷，不月而成，施赉无量，仍造小塔十万，实于大塔┘之心。及┘钦镇甘肃太监王安、平羌将军都督刘广、都指挥吴升及诸檀善等┘由是书此志于塔中，俾后之君子知其所自，千百载后同善之┘士幸勿毁之，必与存之，共布福惠，岂不美乎。谨志┘。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六月吉日┘。
所记之“ 燀火端王”，即阔端；“撒失加班支答”即萨迦班智达。碑阴横镌藏文二十五行。此碑圆首，据拓本测通高 50 厘米、宽 29 厘米。宣德六年碑正面碑首镌篆书“建塔记”三字，碑面镌汉文十三行：
清信奉┘佛┘肃府内臣黄潮宗法名福聚，感戴四恩覆荫┘三宝维持，无由答报，谨发诚心喜舍赀财于凉州重兴┘白塔寺，内命工起建┘菩提宝塔一座，所集福利专为祝延┘圣寿┘肃王千秋，更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祚绵长，边疆宁谧，军民乐业┘，四恩普报，三有均资，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六月初吉日立石┘肃府内臣黄潮宗┘化主妙善通慧国师伊尔吉锁南监参┘。
碑阴首镌梵文三，碑面镌汉文四行：
献陵尊阳生刘硕书丹┘古杭儒士沈福镌字┘石工贺进┘泥水匠作头李常┘
此碑扁圆首，据拓本测，通高 42.8 厘米、宽 26 厘米。大塔东侧耕田中竖有清康熙壬戌（二十一年，1682年）《重修白塔碑记》一通，碑额篆书《重修塔院碑记》，碑面镌文二十五行：
重修白塔碑记┘昔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而震旦国□□□□□□六座。甘州之万寿塔与凉之姑洗塔居其二焉。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翻译┘番经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于┘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后六载即涅槃，沐浴焚化，空中见祥云五色霞光万道，于口上坎骨显出┘西天图片字，即哑字也。
于顶骨显出文殊┘菩萨、喜金刚佛二尊。于囟门骨显出典勺佛。于后脑骨显出释迦佛像。于两耳上显出尊圣胜塔二座。于两膝盖显出观音菩萨、救度┘佛母二尊。于手指上显出弥勒佛、不动怒佛。于胸前显出金刚杵。于中间显出西天 图片字，即吽字也。兼舍利无数，光彩照耀，王与众┘等靡不踊跃赞叹，合掌恭敬，缘建白塔，将┘板只达金身灵骨装入在大塔内，其余众塔俱有舍利。缘板只达原系金刚上师化现流传，经二十五转身，故显化灵异一至于此┘，予于康熙十一年间延请净宁寺法台魏舍喇轮真同弘济寺罗汉僧罗旦净从番经译出，而始知白塔之源流也。无此塔摄受┘极大，据经典云：若有人观想或手摸眼观，并绕道一转，添泥一把，培土一块，赞谈经咒真言，功德无量，永不堕三途之苦。
□塔土或┘落在飞禽走兽身上，亦得解脱。在我中土众生或未深知，若西番之喇嘛高僧来绕塔者络绎弗绝，诚知此塔之功德实与阿育王┘所造之姑洗、万寿两塔等，而我中国之人特未知耳。粤考河西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始行开辟，而前此，周为西戎地，秦初为月氏国┘，后为匈奴浑邪、休屠二王所据，若果诞王则在浑邪休屠王之前，毋论周秦即夏商，亦不可得而考也。此塔之创建不知经几千年┘，而重修加土添灰经此番才四次，大塔无甚剥落，惟小塔大多淋漓坍塌，今得三韩┘都督复斋孙公与莲华山弥勒院绰尔只顾屈鉴璨首先捐资合力缮修，而予得率男芳联亲董其役，经今八载，工始告成，亦以知前┘人缔造之艰难，而后来之修葺者亦非易事也。
其塔院三楹即供奉┘板只达与宝贝尚师并达赖喇嘛。外僧寮三间系予新建，重其所自始也，盖河西未入版图，原系西藏，若凉州之西莲华寺与┘南之金塔寺、北之海藏寺并东之白塔寺俱系┘圣僧板只达所建，以镇凉州之四维，俾人民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之福，获免兵革之惨，我┘佛之慈悲仁覆垂示无穷，而特人阴受其福庇而莫知所自始也。予固翻译经典爰珉诸石，要知此塔当与天地同其不朽矣┘。靖逆侯靖逆将军标下随征同知古勾章颜翼超薰沐撰┘。时┘龙集康熙壬戌年菊月□□吉旦立┘。
所记果诞王即阔端，板只达即班智达。番经云云应是藏文记录。此类藏文记录或可于西藏萨迦寺求得之〔38〕。宣德九年（1434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撰《汉藏史集》，其下篇《具吉祥萨迦世系简述》据萨迦历代祖师传记萨班塔建于凉州幻化寺：“萨迦班智达护持法座三十五年，于七十岁的阴铁猪年（辛亥，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诸种神异兆伴随下，在凉州幻化寺〔39〕去世。在该地建有纪念他的佛塔，并经常祭祀。”〔40〕因疑此白塔寺或即藏文文献中之幻化寺。又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萨迦昆氏家族之世系》记该塔建成后，由“上师八思巴前去凉州，为法王（萨班）之灵塔开光”〔41〕。
海藏寺位武威旧城西北郊，相传萨班曾驻锡此寺，但该寺现已无确切的元代遗物。寺内最早的建筑是最后的大殿——无量殿。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周绕副阶，外观歇山重檐，斗栱疏朗，五铺做出双假昂，殿身无内柱，用四椽栿，脊槫下有康熙三十年（1691年）重修梁记。副阶前廊左侧立《海藏寺藏经阁碑》记“明成化间（1465～1487年），太监张睿因其旧而庀材鸠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少保孙公东莅五凉，悲庙貌之凌夷，捐赀而葺之”，碑阴镌雍正三年（1725年）钦命执照。右侧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邑人孙撰修葺碑记。因知此殿原为藏经阁，创建于成化，入清屡经修葺，故结构虽多明制，而细部已杂清式。
海藏寺藏经阁平面图及现存斗栱速写
无量殿前为天王殿，殿基原为一高台，殿门上悬“灵均古台”匾，传说此高台筑于前凉张茂〔42〕，验台版夯层薄厚不匀，薄者8厘米，厚有超过13厘米者，因疑其夯筑时间似不在西夏之前，而与萨班时代接近。
又近年迁建于大云寺后的原火神庙大殿内，陈列铜头铁身藏僧坐像一尊，等身大小，面部表情严肃，原供奉于城东南15公里大河驿之铜佛寺。据传过此之西藏喇嘛多认定即萨迦坐像。果是，此像应是萨班逝世后不久所铸。
原火神庙大殿内的铜头铁身藏僧坐像
萨班事迹主要著录于藏文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森先生曾辑录整理，所撰《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五篇《萨迦派》中，有对萨班较全面的评述，现摘其有关部分：“1240年，阔端派他的将官达尔汗台吉多达率军进藏，发现藏地由各个地方势力割据，不相统属，难于单靠武力进行控制。多达建议阔端选用当地领袖，协助蒙古人进行统治。在当时的（西藏）各教派中，他见到噶丹派寺庙最多，分布最广；达垄塘巴戒律清整，最有德行；萨迦派的班智达学富五明，声誉最隆。他建议阔端召见萨班。
萨班在1244年受阔端召，他就在当年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以及随从等从萨迦动身。到拉萨以后，他让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恰那和一部分随从先去西凉，他个人沿途逗留。看起来，这可能是他和卫藏各个地方势力对于归顺蒙古进行磋商。1246年，萨班才到达凉州，当时阔端为推选可汗不在凉州。
1247年，阔端回凉州后，才和萨班见了面。阔端和萨班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后，由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卫藏地区从此归蒙古统治，实际也从此时加入祖国版图，同时萨班也为萨迦派取得了它在卫藏地区的政治、宗教领袖地位。”
“萨班个人此后就一直住在西凉……萨班在西凉曾经为阔端治愈过一次比较严重的病，因此，更得到了阔端对他的信任。相传他在西凉也讲授过佛法，在讲经时有四个人为他做翻译，分别把他的话译为蒙古语、畏兀儿语、汉语和当地的藏语。萨班又曾为蒙古语采用古畏兀儿文字母的字形，创制过一套蒙文字母。他的两个侄子，遵从阔端的命令，八思巴仍继续学习佛法，恰那则改着蒙族服装，学习蒙语。
1251年，萨班死于西凉……阔端、萨班相继逝世。同年，蒙哥即位于库腾政敖拉，将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划为其弟忽必烈的分地。藏族地区原为阔端领地至是易主。”萨班来凉，促成了蒙藏、藏汉民族间的团结，维护了祖国的一统。其后驻锡凉州，卒后又即西凉建塔，盖其时藏族地区隶属阔端，萨班居凉正是不断加强与内地联系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白塔寺和萨班墓塔于以后年代仍在发挥维系民族团结的作用〔43〕。因此，萨班的功绩值得永久纪念，其寺、塔应酌予修复；前述萨班造像亦当作为重要历史人物形象予以保护，不应仅视为艺术品陈列而已。
阔端一系的遗迹在凉州境内有墓地、斡耳朵城址和永昌路城址。阔端墓地见录于《乾隆甘肃通志》卷二十五“凉州府陵墓”条：“永昌王阔端墓，在永昌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斡耳朵城，其西又有妃墓。”
斡耳朵城见同上书卷二十三“凉州府古迹”条：“永昌县斡耳朵古城，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地名广（黄）城儿。有永昌王避暑宫，遗址尚存。”阔端墓地情况不详。位于黄城儿（现写作皇城）的斡耳朵古城，甘肃文物研究所戴春阳同志曾往调查，云确有遗迹可辨。永昌路城见《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甘州左卫古迹”条：“永昌城，在凉州卫城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治此。”
该城之建，《元史·世祖纪四》云至元九年（1272年）阔端子“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寻改府为路，至元十年（1273年）七月“省西凉府入永昌路”。《元史·地理志三》又记：“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永昌路城明清置永昌堡，现名永昌镇。镇内王宫遗址近代犹存〔44〕。元城遗迹，据市博物馆胡宗秘馆长谈：夯筑城垣尚完好，方形，海面约长0.5公里。城南2公里石碑沟，有火州畏兀儿（高昌回鹘）君臣墓葬，墓冢已不显露，但遗有丰碑多座，现存原地的有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45〕，有名的至顺三年（1332 年）《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于1927年武威地震后移陈文庙，即今市博物馆〔46〕。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乾隆武威县志·文艺志》“碑记”条曾录全文，知其时碑尚完整无损。1942 年，向达先生于武威民众教育馆（今市博物馆）见此碑仅存下段〔47〕，是碑石之毁当在移馆之前。该碑详记火州畏兀儿王室入属蒙古后，因海都、都哇东侵逐次移居永昌〔48〕和与蒙古皇室世为婚姻事：
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日，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儿补花，自其先举全国以归我太祖皇帝……至帖睦儿补花佐朕理天下，为丞相，为御史大夫……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伐石树碑而命国史著文而刻焉……太祖皇帝龙兴于朔漠，当是时，巴而术阿而的斤亦都护在位，知天命之有归，举国入朝，上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诸第五……次子玉古伦赤的斤嗣为亦都护……薨。弟乌木剌的斤嗣为亦都护……
……薨。至元三年（1266年），世祖皇帝用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十二年（1275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围火州……其后入朝，上嘉其功，锡以重赏，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儿，定宗皇帝之女……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子纽林的斤方幼，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仇。上壮其志，锡金币钜万，妻以公主曰不鲁罕，太宗皇帝之孙女也。主薨，又尚其妹八卜义公主，遂留永昌焉……（武宗皇帝时）嗣为亦都护……仁宗皇帝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八卜义公主薨，尚公主曰兀剌真，阿难答安西王之女也。领兵火州，复立畏吾而城池。延祐五年（131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
子二人，长曰帖睦儿补花，次曰篯吉，皆八卜义公主出也。次曰太平奴，兀剌真公主出也。帖睦儿补花大德中（1297～1307年）尚公主曰朵儿只思蛮，阔端太子孙女也。至大中（1308～1311年），从父入觐，备宿卫……出为巩昌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奔父丧于永昌……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天历元年（1328年）十月，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让其弟 篯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篯吉尚公主曰班进，阔端太子孙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补颜忽礼……”〔49〕
所记帖睦儿补花、 吉所尚公主皆阔端孙女，即诸王只必帖木儿或其兄弟行之女。出嫁纽林的斤的两公主皆太宗孙，疑即阔端女，故纽林的斤以“北方军”势盛，“遂留永昌”，后“丧于永昌”，并“葬永昌”。永昌者，其岳家欤？阔端父子以婚姻维系邻近的地方权势，亦施之于其南邻藏族地区。1244年，阔端召萨班，同年萨班的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即抵西凉，此后，恰那长期住在凉州，《汉藏史集·具吉祥萨迦世系简述》记恰那事迹云：“上师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生于其父（桑察·索南坚赞）五十六岁的阴土猪年（己亥，1239年）。他六岁时，作为法主萨迦班智达的随从前往凉州……
他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那里学习了灌顶和许多经咒。王阔端让他穿蒙古服装，并把公主墨卡顿嫁给他。他朝见薛禅皇帝后，薛禅皇帝封他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并为他设置左右衙署，委派他治理整个吐蕃地区。在整个吐蕃和萨迦派中，他是最早得到王的封号和职位的人。”〔50〕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昆氏家族之世系》记恰那后期事迹云：“恰那多吉在凉州等地住了十八年，二十五岁时返回萨迦大寺。
此后三年中，他努力修行，引领众生成熟解脱。二十九岁时即阴火兔年（丁卯，1267年）七月一日于廓如书楼示寂。”〔51〕《汉藏史集·具吉祥萨迦世系简述》又记恰那子达玛巴拉合吉塔在凉五年：“恰那多吉（后来）娶了夏鲁万户家的女儿玛久坎卓本为妻，她于恰那多吉去世后六个月的阴土龙年（戊辰，1268年）正月生下达尼钦波达玛巴拉合吉塔。由八思巴护持此遗腹子……达玛巴拉十四岁时到了朝廷，他虽然只受了沙弥戒，但继承了上师八思巴的法座……后来，达玛巴拉娶了诸王启必帖木儿的公主丹贝为妻，住了五年，受命返回吐蕃，到了朵甘思。”〔52〕启必帖木儿即只必帖木儿。
达玛巴拉滞凉时期约在至元晚期。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成书的蔡巴·贡噶多吉《红史》的《萨迦派世系简述》中，还记录了达玛巴拉的堂弟、八思巴异母弟达尼钦波桑波贝之子索南桑布年轻时也曾居凉：“达尼钦波桑波贝……住在蛮子地方时，所生的儿子为索南桑布大师，年轻时在凉州被封为国公。格坚皇帝在位时还俗，娶公主门达干，被封为王，返回蕃地，在朵甘思去世。
〔53〕达尼钦波桑波贝居蛮子地方的时期，是自至元十九年迄元贞元年（1282～1295年）〔54〕，依此推算索南桑布年轻时，约当成宗大德年间，其时诸王只必帖木儿尚健在〔55〕。由上可见阔端父子不仅结亲畏兀儿，亦联姻萨迦，且又肩负安抚、卫护两方之重任。在元一代，特别是元朝前期，阔端一系镇抚河西，在维系西部与西南诸族和安宁边境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关他们的遗迹、遗物，亦应进行系统的调查，予以重视〔56〕。
（本文原刊《文物天地》1992年1期，第4～8页，1992年2期，第7～11页，1992年3期，第5～10页。此次重刊除校字、加注〔37〕以及补录康熙壬戌《重修塔院碑记》缺文外，未作其他增删）
注释〔1〕 《乾隆武威县志》是《五凉全志六德集》之第一种。张之浚《五凉全志前序》谓“是志肇于丙寅（乾隆十一年，1746 年）之春，成于己巳（十四年，1749 年）之夏”。
〔2〕 参看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第一章第二节“墓葬分布及墓型概述”，文物出版社，1981 年。
〔3〕 参看钟长发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 年 2 期。此墓表现陈列于市博物馆石刻馆中。
〔4〕《王隐晋书》前记“张骏增筑四城厢”，但下文只记东、北两城，因知“皆有宫殿”之前，脱去南、西两城的记录。
〔5〕 参看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 6 号汉墓》，《考古》1960 年 5 期；《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考古》1960 年 8期。
〔6〕 参看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 年 9 期。
〔7〕 参看甘肃省博物馆等《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 12 期。
〔8〕 参看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 12 期。
〔9〕 参看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
〔10〕 此墓现保存在武威师范学校操场原地。
〔11〕 参看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文物》1987 年 9 期。
〔12〕 参看钟长发《甘肃武威出土一件魏晋时期彩画灰陶盆》，《考古与文物》1986 年 4 期。
〔13〕 同注〔11〕。
〔14〕 参看黎大祥《武威发现三国墓》，《中国文物报》，1991 年 9 月 22 日。
〔15〕 参看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5 年。
〔16〕 参看注〔11〕。
〔17〕 参看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 3 期。
〔18〕 赵家磨 1 号墓，武威地区博物馆定为魏晋墓，但所出遗物皆近东汉，墓室砖砌顶、壁上彩饰之图案与武威雷台汉墓所绘极为接近（参看注〔9〕）。因此，此墓的年代可能早到东汉晚期。若然，所出马具的重要性应更值得注意。
〔19〕 本文所引石刻未注明存地者，现皆陈列于市博物馆。
〔20〕 此旧志即天启初刊、顺治重修之《凉镇志》，见张玿美《五凉全志序》：“凉自前明改为卫所，旧有镇志，经始于蒲坂杨公［俊臣，天启二年（1622 年）任西宁道］、陈留王公［顺行，天启六年
（1626 年）任］，草创之初，规制未备。国朝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 年）］中水苏公（铣）重修，亦多阙略。”《凉镇志》，北京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入藏，待查。
〔21〕《乾隆武威县志·地里志》“古迹”条：“钟楼，城东北隅（钟）相传五代时铸。”从该钟形制上考察，可推断为唐制。
〔22〕 参看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二“大云寺碑”条。
〔23〕《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安）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
〔24〕《夏鼐札记》未刊。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中曾提及此墓云：“作者于 1945年在河西走廊做考古调查时，曾到武威出土过康国人康阿达墓志的地点调查。据该地的居民说，这墓除墓志石之外，还曾出土过一枚金币，发现人拿它去银行兑换了现钞，后来大概是被熔化了，无法追踪，没有看到原物，不知道属于哪一国的金币……”《考古学报》1959 年 3 期。
〔25〕 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二节“流寓长安的西域人”。
〔26〕 承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韩同志见告。
〔27〕 墓志拓本发表于《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论文之末。
〔28〕 武威市博物馆所藏唐志开元以后者极为罕见，可证武威衰落，天宝时期即已开始。
〔29〕 参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三内入诸姓“单氏”条，中华书局，1962 年。
〔30〕《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凉州武威郡：“有府六，曰明威、洪池、番禾、武安、丽水、姑臧……姑臧（县），中下，北百八十里有明威戍。”
〔31〕《宋史·吐蕃传》所记凉州情况，约源于《宋会要》。《宋会要辑稿》录此段于一百九十五册“方域二一西凉府”下（按《辑稿》引自今已佚失的《永乐大典》卷六六二五凉字韵“西凉府”条）。此条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两书与本文所引《宋史》有关的文字似无重要差异（两书均记河西府城“城周回五十里，如凤形”，疑误），因不具录。
〔32〕 参看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三章《西夏的碑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33〕 参看黎大祥《武威出土的西夏银锭》，《中国文物报》，1996 年 4 月 21 日。
〔34〕 承武威市博物馆胡宗秘同志见告。
〔35〕 参看宁笃学等《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
〔36〕 参看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 年 3 期。
〔37〕 亥母洞，《乾隆武威县志》作“孩母洞”：“孩母洞，城南三十里，山上有洞，深数丈，正德四年（1509 年）修。”参看《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收《武威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的“亥母洞”节和《后记》所录的有关部分。
〔38〕 达钦阿美夏·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萨迦昆氏家族之世系》记萨班火化后云：“（辛亥，1251年）阴历十一月十四黎明时分，曾出现各种宝幢、妙音、供赞和地震，法王萨班圆寂矣。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火葬遗体之青烟幻变为彩虹，众生听见各种妙音。法王（萨班）大部分遗骸变为无数的自现舍利和佛像。要赞颂法王萨班利众生之事迹，正如雅垅巴扎巴坚赞所云：顶之胜髻为喜金刚，美丽无垢之文殊身，额相似如总摄轮群，后颈部位藏薄伽梵，肩骨长有喀萨巴尼，脚掌乃属观世音，背脊有密宗四佛母，双膝下跪见救度母。右手指向那伽森林，弥勒法转之大手印，十幻化
乃依止此身。梵天音是空性狮声，无生意赞刻有‘阿’字，二耳上有一尊胜塔，誓言金刚见名为‘吽’，纯洁思想生自成法身，亦有无数各种舍利。”似与此碑所记之灵异有关。《萨迦世系史》撰就于明崇祯二年（1629 年），译文据陈庆英等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97～98 页。
〔39〕《萨迦世系史》记此幻化寺云：“（阔端）请魔术师们在一前所未有的地方幻变一座奇有之寺庙，此后阔端对法王萨班说：你是被我召请来的一位贤者……现在幽静地方有一圆满寺庙，特赐与你，请前往……当到达此地时，法王一看即知悉此为幻变之寺庙，遂祓除许多怖畏守门之鬼魔，并把开光之花撒向其他尊者身上。据传当时未破除之幻术，现在还能看到，故称之为幻化寺。”陈庆英等译本，91 页。
〔40〕 据陈庆英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202 页。
〔41〕 据陈庆英等译本，118 页。
〔42〕 张茂建灵均台见《晋书·张轨传附子茂传》。谓灵均台在今武威城北，始于《大明一统志》。该书卷三十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甘州左卫宫室”条：“灵均台在凉州卫治北，晋明帝太宁初张茂主姑臧时所筑，遗址尚存。”
〔43〕 萨班精通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当时即闻名于世。主要著作有《三律仪论》、《正理藏论》和《萨迦格言》。萨迦派失势后，盛名不衰，为噶举、格鲁等教派僧人所尊重。“文革”前，青藏僧人过凉多谒塔礼拜。
〔44〕《陇右金石录》卷二记武威关帝庙落成碑：“按此碑……在武威永昌堡先师庙，题为大明崇祯辛巳（十四年，1641 年）三月庙宇落成虔赞碑有云：武威郡之北三十里有遗址曰永昌堡，乃元亦都护
高昌王建都也。我太祖乘六御天，诞受万夏，内修关庙，年深颓坏，重为修葺……盖原就高昌王宫建庙，崇祯时又复重修。清时又改为先师庙。”所云高昌王建都、高昌王宫皆因涉永昌镇石碑沟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而致误。
〔45〕 危素撰文，《陇右金石录》卷五有录文。
〔46〕 除以上两碑外，尚有实物已佚的虞集撰至顺二年（1331 年）《孙都思氏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录有该碑全文。
〔47〕 参看向达《西征小记》，《国学季刊》七卷一期（1950 年）。
〔48〕《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亦记畏兀儿移居永昌事：“（中书平章政事斡栾）大父讳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仍封答融罕之号。亦都护来朝，挈家以从，跋履险阻，行次永昌，
相其土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之定居焉。”
〔49〕 据黄文弼复原的碑文，参看《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 年 2 期。
〔50〕 陈庆英等译本，206 页。
〔51〕 陈庆英等译本，171 页。
〔52〕 陈庆英译本，207～208 页。
〔53〕 据陈庆英等译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44～45 页。
〔54〕 据《萨迦世系史·萨迦昆氏家族之世系》的叙述推算。陈庆英译本，173～175 页。
〔55〕《元史》最后一次记录只必帖木儿见《武宗纪二》：“［至大三年（1310 年）八月］己巳，以诸王只必铁木儿贫，仍以西凉府田赐之。”知其逝世当在此事之后。
〔56〕 阔端子辈与萨迦除联姻关系外，八思巴与阔端第二子蒙哥都、第三子只必帖木儿关系密切。1251年，阔端、萨班相继去世后，八思巴写给以后为其授比丘戒的堪布法主札巴僧格信最末的文句；“阴水鼠年（壬子，1252 年）二月三日，写于凉州王宫之佛殿，祝愿吉祥”（《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本，121 页）。其时，蒙哥都嗣王位。《红史》记 1253 年“当忽必烈汗驻在六盘山之时，凉州大王蒙哥都与上师（八思巴）一起前去会见，十分欢喜。王子忽必烈赠给凉州大王蒙古马军一百去迎萨迦人（指八思巴）……”（陈庆英等译东嘎校注本，43 页）。
《萨迦世系史》又记八思巴“为同辈人及后代写了无数语言流畅易于理解的著作书信和教诫等，其中……传授给皇帝的教诫及其要义类的有《给启必帖木儿所写的珍宝串珠》……《给启必帖木儿的信》……《给王子启必帖木儿的信》……为写造佛经而作的赞词有……《为王子启必帖木儿写经而作之赞词》……回向及赞颂吉祥方面的有……《为启必帖木儿父母写的四行诗》”（陈庆英等译本，152～155 页）。
以上八思巴写给启必帖木儿的教诫、赞词等，内容虽不得其详，但从数量多、方面广，可以推知他们的关系远非一般施主与福田的往来。启必帖木儿即只必帖木儿。他们往来时间，据八思巴或称启必帖木儿为王子这一点考察，似应在阔端末年和蒙哥都嗣王时代，亦即自 1251 年迄八思巴于上都参加 1258 年僧道辩论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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