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军出现在珠江口时,林则徐的眼神中掠过一丝不安:这个远隔万里的对手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貌似和过去的“蛮夷”们有些不同,但又说不上来。

作为“钦差大臣”,他在“虎门销烟”的壮举中名垂千古,这既是林则徐个人政见的实现,也体现了“上峰”的意志。而战争作为沟通无效后的必然选项,他做好了准备,却猜不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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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和虎门销烟

作为“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从往来不息的商船中看到了对手的不可小觑,却评估不了英军的战斗力;也不曾料想到,泱泱大国对待外夷是战是和会首鼠两端,最后因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原因而轻言议和;更不曾想到的是,媾和的成本居然会如此高昂。


鸦片对于战争而言,其实只是一个引子。

鸡同鸭讲:朝贡外交和平等对话

西方的觉醒来自于文艺复兴的精神觉醒和大航海时代的物质积累,自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如日中天。对于久远而延续的东方文明,他们既有对未知的敬畏,也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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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绘制的马戛尔尼访华图

双方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792年的马戛尔尼为访华,其最初的愿望在于跟中国来一场平等对话和自由贸易,提出中国割让海岛、增辟商埠和英使驻京等要求,被乾隆皇帝“果断”地拒绝了。

理由其实很简单,并非是“天朝上国,应有尽有”或是出于“奇淫技巧”的鄙视,而在于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国家居然想谈什么公使进京,这对于习惯了朝贡外交和“天子五服”的皇帝们而言如同天方夜谭,马氏所言西方之政治、工业和经济在他们听来如同夜郎自大般的自吹自擂;况且一家一姓之天下,皇帝们想要的是千秋万代可以享受这民脂民膏,至于民众是否富裕并不在考量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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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画师笔下的民众

“大清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它的体积和外表。”--马戛尔尼

对方看到的则是“康乾盛世”这个光鲜靓丽的躯壳下所隐藏的危机:民众贫苦、武器原始、军队缺乏训练、军纪败坏。对于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而言,似乎不再需要保持敬畏。

鸦片走私:资本家眼中的金山

鸦片之所以会走向猖獗有两个原因。

对于英国人而言,自认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在神秘的东方并不好使,从全球掠夺而来的真金白银哗哗流入中国,换回一堆消耗品。

其实自古皆然,大凡好好做生意,中国人从来没吃过亏。但对手们却在想:“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而接受 , 又能支付茶价 , 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商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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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满清的官办商行

于是,他们选中了鸦片,其产生的利润足以让商人们如马克思所言“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对于大清帝国而言,鸦片的泛滥来自于带着“打工心态”的帝国官僚们的不作为和贪腐,他们被英国商人轻易贿赂,双方内外勾结,将鸦片的走私行为成为了光天化日侠的“正常”贸易,双方的贸易差迅速逆转。

在1818-1833年间,英输华商品总值304406918元,其中鸦片104302948元,占34%;而同期中国输英商品总值265273865元,出现逆差56102753元,占交易总额的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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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鸦片的民众

双方的矛盾至此已不可调和。在英国商人看来,鸦片贸易意味着不可能放弃掉的利润,这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但在清政府眼中,鸦片带来的不止是“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的财政问题,更有“营伍废弛,教诫不严”的心腹大患,甚至威胁到了清廷的统治基础,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虎门销烟:英方求之不得的开战理由

鸦片是典型的非法贸易,清朝在雍正、乾隆和嘉庆年间都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贩卖、吸食和进口,禁烟前后也是清廷态度的延伸,“虎门销烟”则是行使国家司法主权的内政行为,并不能成为英国武力干预的借口,却是实实在在的战争起因,故而英国人一直闪烁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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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 竟然把能给我们大英帝国带来无限利益的大批的商品,全部给予销毁!我要求议会批准政府… …去惩罚那个极其野蛮的国家… …要保护我们天经地义的合法贸易!--巴麦尊(时任英国首相)

明明已经气急败坏,英国人却对“鸦片”缄口不言,反而用“商品”来偷换概念,想来明说的话,怕甚至都说服不了民众吧。

其实,战争因鸦片而起貌并无争议。英国打开中国国门、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实现“自由贸易”的恰恰是鸦片这种毒品,而不是其他的物品。只有鸦片,也正因为鸦片,英国才能实现贸易平衡乃至掠夺财富的目标,并借此要求“自由贸易”。

当中国人实行一种激烈的禁烟运动而使危机加剧的时候,战争果然就来到了;它不过是……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和商务关系的斗争。--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这个“应有的”关系显然是英国人单方面的理解,他们两百年来一直试图抹除鸦片对于战争动机的影响,改言通商战争、贸易战争这样的称呼,听上去目标清晰儿似有褒扬之意。这恰恰是站在英国立场或所谓的全球视野,借中性的称呼掩盖了鸦片走私的罪恶和殖民扩张的侵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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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民主”从来都是上层的意志

故而鸦片战争决非偶然事件 , 它是体现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意志和主张 , 是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的继续,即使没有林则徐禁毁鸦片的事情 , 英国也必然会寻找别的借口发动侵华战争 。

但总的说来,不满足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们,还是等来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开战理由。


从上帝视角来看,一场工业文明对小农经济的降维打击,悬念貌似不大;但从双方实力的对比,清军的表现有些一言难尽。

一场不对等的战争

早在1934年,英政府曾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这样的训令: 第 一,要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于广州以外;第二,要夺取中国一个港口作为英国海军的据点;第三,不要干涉鸦片走私。时任外交大臣的巴麦尊特别指示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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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楚地说明在鸦片战争爆发前6年 , 英国政府就已经明确制定了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政策。而1840年国会的激烈辩论更像是走个过场,哪怕票数无比接近(271票赞成262票反对)。

而此时此刻,清政府还处在承平日久的悠闲当中,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但说起来这种“自信”看上去不无道理:

从人员来看,英国侵华远征军最多不过1万余,而直接作战的士兵不到7000人,至于中国沿海兵力,仅在发生战事的粤、闽 、江、浙四省就有清军22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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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清军,“过万不可敌”早已成为历史

从装备来看,英国有各种船舰103艘 , 其 中兵舰25艘,大炮724门。而据英军官宾汉所纪录掳获中国的大炮就有3114门之多,想来武器装备并没有传闻中的差。

加之清军是主场作战,而当时尚未开通苏伊士运河,从英伦三岛到中国海需三个月航程 , 英军的补给是相当困难的。

吊打:战争的进行方式

侵略者并没有选择与严阵以待的广东水师硬拼,在封锁珠江和厦门口岸之后迅速北上,并与1840年7月攻下定海,之后迅速北上,一路攻城略地与当年8月抵达大沽炮台。

此时一直主战的道光皇帝摄于兵威并产生了动摇,他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此时的英军正疾疫流行,加之秋冬将临,于是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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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前,关天培在穿鼻海战中击败了英军战舰两艘

10月,琦善抵达广州接任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清廷一方面通过琦善与义律谈判来拖延时间,一方面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义律很快失去了耐心,决定执行“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的既定战略。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 ,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道光帝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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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培雕像

同时琦善在1月25日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但媾和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约,道光帝将琦善抄家革职,派奕山等人赴广东指挥作战。

英军对于劳师动众后的成果也不满意,虽开始攻击广州:2月23日攻陷虎门炮台,2月26日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

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并签订《广州和约》,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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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化成雕像

随后英军再次北上,一路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 (今平湖),江南提督陈化成和总兵葛云飞战死。此后在浙江沿海进行了几次战役,皆以清军败北而告终。

1842年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道光帝终于决定妥协并派遣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与英军议和,随后签订了《南京条约》。

综上,清军整整被吊打了两年之久,一局未胜。

总结:输得太难看

埃塞俄比亚能够打败意大利,阿富汗让英国、苏联、美国等众多世界霸主铩羽而归,这些都不是实力对比能够得出的结果。而当时英军海军的确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哪怕海上打不赢,上了岸是总归有办法的,况且中国跟西方国家并非第一次交手了。

而清军之所以输得难看,显主要问题在于“缺钙”。

第一,政治上的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清军长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导致长期疏于战备,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有边无防,

第二,清军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战术默守陈规,营垒要塞建设落后,战争方式要么死守,那么添油,导致英军火器的优势被无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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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圣明”是他们的口头禅

最致命的缺陷在于抵抗意志上,信奉“多磕头少说话”的满清各级官僚早在嘉庆年间都显露了尸位素餐的本质,对他们而言,并不伤及自身利益的英国侵略者并不值得以命相搏。故而临阵脱逃者甚众,宁波、余姚 、慈溪、奉化、上海等地都是不战自弃。

关天培等人的战死,其实只能说明主帅有抵抗的决心,其下属未必有慷慨赴死的勇气。

即使如此不堪,他们距离胜利也仅仅差一口气而已。兵临南京城下的英军其实是强弩之末:只剩3400左右有用兵员,而且瘟疫蔓延 , 作战人员与日俱减,后援也难乎为继 。

如果不以武力强迫中国方同我方立即媾和... …战争就会拖延一个更长的时间… … 我们就很难说再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把战争结束。--侵略军官柏纳德

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媾和却突然表现得迫不及待起来。


想当年安史之乱半壁江山丢了都可以打回来,英国人的沿海骚扰显然不足以令清廷伤筋动骨,清廷签下的城下之盟就好比万贯家财刚输了个零头,就选择割肉止损一般无趣。

而谈判的过程则可以用愚蠢、轻易和无知来形容。

当权者私:道光帝的微妙态度

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

这是道光看到南京条约初稿后的表态,哪怕“忿恨之至”,却有一堆不得已的理由,甚至自欺欺人地视为“一劳永逸之计”并予以批准。

道光皇帝最初的心态是“打一打看看”,他并不认为万里之外的英国能够对大清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显然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期。之所以向过去鄙夷的“蕞尔小邦 ”屈服 , 除了对“坚船利炮 ”的畏惧之外,更在于对人民抗英斗争的此起彼伏的畏惧。在封建统治者看,人民的任何反抗 ( 即使是反抗外敌 )都意味着反抗意识的崛起,也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相对于“攘 外”,“安内”明显更具有紧迫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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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他们一直想保持的“效果”

另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是,道光皇帝对外国公使进京的恐惧完全超过了对割地赔款的羞耻感,这意味着中英将从此平起平坐和“朝贡外交”的破灭,对于自诩为“天朝上国”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人而言,此例一开就将意味着皇权的合法性将从此归零。

因此吃亏没关系,但必须及时止损,而他派出的三个“议和钦差”恰恰是揣摩上意的专家。

肉食者鄙:“钦差”们的拙劣表现

对于耆英、伊里布和牛鉴而言,这次的谈判绝非美差,但也并非死局。

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 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奏章可谓给了道光帝一个合理的台阶,君臣心有灵犀地选择对侵略者予取予求,只求打发走这群瘟神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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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岛地图

“ 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 , 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 , 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 , 就是我们赶紧离开。”--《香港初期史话》

这是英国记者的口述,《南京条约》从起草、定稿、翻译、誊写直至装订都完全由英方一手包办,, 中国方而一直无与闻问,也不商谈条约内容,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恶毒条件。

从《南京条约》到作为补充条款的《虎门条约》以及《五口通商章程》,这三个蠢货始终不明白他们的大笔一挥对于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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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香港中环港口

对比日本和沙俄的要钱要地,英国在割地赔款方面的要求的确很“温柔”,但历经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考验的英国人显然更加洞悉世界的规则,条约中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将成为插在中华民族胸口一把带着血槽的匕首,令未来一百余年的中国都要为当年的不负责付出代价。详情请见笔者文章带血槽的匕首:解读割地赔款之外的《南京条约》


割地赔款貌似并没有给清廷带来多大的财政压力,“洋人”从此成为一个特殊阶层走进了中国社会,其上等人的身份甚至保持了一个多世纪。

文明的对决

后世对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多有争议,甚至欲以贸易战争或第一次中英战争取而代之。客观的讲,鸦片战争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封闭状态,尤其是上海,自开阜后的崛起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科技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这是一种被动的纳入,而非自愿,战争的目的和手段是如此的卑鄙龌龊,笔者实在想象不出来一个感恩的理由。

在笔者看来,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次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抛开经济模式和上层建筑的不同,这更是一次文明之间的对决,而其残酷性在于,失败方的每一位个体都将为此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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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乞儿

《南京条约》媾和的“成果”被清廷冠以“万年和约”的“美誉”,但显然,这个幼稚的想法非但没能成为现实,相反只是个开始。当外强中干的面具被无情撕下之后,列强所想的必然是下一次的大快朵颐。

由此,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百年积弱的悲惨岁月,泱泱大国百年积弱且毫无尊严,诸如“东亚病夫”、“劣等民族”等承载着悲哀的标签令国人甚至都不能抬头。

总结:心态决定思路

回首这场百多年前的战争,清廷的惨败一点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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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待洋人从敌对到勾结

不管是“虎门销烟”、驱逐英国商人,亦或是后来的宣战和媾和,其前倨而后恭的表现其实都是上层意志的体现。这种阴晴不定的态度反映的并非对时局的判断,而是基于一家一姓之利益的粗浅考量。他们眼中从来没有民族和人民,不过是用尚可接受的代价换来了他们继续安心享受民脂民膏的特权罢了。

想来,直至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方令国人放下所有的幻想吧。

试问,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如何能够同仇敌忾地参与保家卫国?用卑躬屈膝换来的和平,又何时有过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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