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百姓，都普遍认为：考古对地方史的实证在文献资料奇缺的情况下，考古资料当是重要的实证补充和修正。建国后，湖南、广西相继出土秦汉时期的遗址、墓葬及文物，居然无一件能证实全州有零陵的存在，否定其存在的资料越来越多，反而证实全州的历史始于古洮阳县。
一、楚鄂君启金节的出土，说明今湘桂走廊于战国末以后，最繁荣的城市是洮阳，而不是零陵。1957年于安徽省寿县出土楚怀王六年（前323年），颁发给鄂君启经商的通行金制苻节，共四件，包括水陆主要线路其中舟节的铭文中云：“迠江，内湘，庚喋，庚邶阳。”“迠”是逆流而上，“内湘”指进入湘江，“庚”意为经过的路，“喋”据考为令湖南铜官镇。“邶阳”即洮阳城、在今全州北湘江边。可见洮阳在秦灭楚以前就是通往岭南的重要商业城市，汉高祖十一年(前16年)，刘邦追击淮南王黥布，派别将于洮水南北大败布军、胡三省注《通鉴》云，洮水南北即洮阳附近。(见《史记·高祖本纪》)。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封长沙王发之子狩燕为洮阳侯，洮阳一度成为侯国。（见《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洮阳为县一直延续到隋开皇十年(590年)，才废入湘源县。若秦于洮阳南湘江边立有个超万户的零陵县，为何鄂君启节的入湘路线只点到洮阳而止？按《汉书·地理志》载，洮阳南的零陵郡（郡治今湖南零陵区），于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才置，东汉末郡治即移到了泉陵（今湖南零陵），全州人将他们称为“小零陵”，这个“小零陵”怎比得上洮阳的名气？
二、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初长沙国地形图，于今湘桂走廊处绘画的县城，只有洮阳和观阳两座县城而无零陵。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长沙国汉文帝时地形图，绘画长沙国南境边郡桂阳郡的八个县，除桂阳南平二县外，其余六县于汉武帝平南越后属零陵郡、在今广西境内的为洮阳及观阳。该墓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地图绘制时间会更前。据《水经注·耒水》，桂阳郡是高帝二年（前206年）分长沙置，五年（前202年）属长沙国，是楚汉相争时诸侯王国立的南边郡。考长沙国与南越赵佗之间相互边防攻守，主要在高后时期，地形图反映的当属那时实况.地形图表明，直到汉文帝十二年，尚无零陵县，更不说是超万户的剧县了。洮阳县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立零陵郡时属零陵郡，观阳县《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无载，到《晋书·地理志》才有，《宋书·州郡县》说吴立。估计观阳县已于元鼎六年立零陵郡时废入零陵县，到孙吴时再从零陵县析出。汉初的观阳县有无可能先于零陵郡改为零陵县？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于永州目中引应劭注《汉书·长沙王发传》云：“景帝后二年先于武帝元鼎六年32年，已有零陵之号，恐未为郡之时已有零陵县之名耳，当考。”按汉末应劭水《汉书集解音义》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益焉。”景帝后二年即公元前142年，即使这时观阳县已改成零陵县，并被划归长沙国，但与是否秦县无涉。199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灌阳县志》，把建置沿革推至汉初，编者态度是严谨的。
三、近年出土的秦代封坭及西汉玺印，尚未发现有零陵县的名号，只有汉景帝时的“洮阳令印”。90年代西安大规模出土秦代封坭，是继秦兵马俑秦简木牍后的一大发现。封坭是古代缄封简牍钤印章以防私拆的信验物、其中有关秦县的共40方、有9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并未绘出，封坭中尚未发现有今广西境的县。（见《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1月秦代封坭文)近年又出土不少西汉时期的古玺印、据《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载录，出土的西汉玺印中、涉及今广西境的县官印有“洮阳长印”、“洮阳令印”、“广信令印”、“镡成令印”。“洮阳长印”及“洮阳令印”均为滑石印，笔画纤细瘦劲、全用单刀刻成、1960年于长沙杨家山6号汉慕出土。同墓出土还有四鼎及玉印“苏郢”、“苏将军印”，属汉景帝时（前156一141年）墓葬。说明汉景帝时洮阳县已发展为万户以上的大县、由县长升为县令的苏郢将军、是个地位较高的边防重臣，陪葬品共用四鼎（四套鼎）、比当时临湘县令（长沙国都所在县)多一鼎。若此，湘桂走廊即使于景帝时多了个由观阳县改名的零陵县，也不可能再超万户了。
四、建国后经实地考古调查，今全州灌阳兴安三县地尚未发现秦县城址、能确定为西汉初县城遗址的两处，即古洮阳城及古观阳城，均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洮阳县古城址、在今全州北15公里永岁乡梅潭村后山岗（旧名改州滩），东为湘江，西南小河即洮水入湘处，分内外城、尚存板筑城墙一段。观阳县古城址在今灌阳县新街乡湘溪村雀儿山前，位湘水支流灌江岸、座北朝南，城墙夯筑，范围尚存，遗物较多。除此，今全州县境还有隋唐至五代的湘源县古城址，在城郊乡柘桥村，城墙尚残存，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今全州县城则是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起才建的州城，唯独汉代零陵县城的故址，至今还弄不清楚。1998年5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州县志》，在今凤凰乡和平村湘江南面，发现有古城遗址，残存城墙2一5米、城墙基脚19米，有众多考古和史学家说：“疑为古零陵郡城待考。”按史籍载：零陵县城（西汉为郡城）从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至隋开皇十年(590年)，共存在达七百年之久，其位置也续有记载。《水经注湘水》云：“东北过零陵县东。”而和平村古城遗址湘水却穿过零陵县西北。”《旧唐书·地理志》云：“故城在今（湘源）县南78里.”《后汉书·度尚传·陈球传》载，汉延熹八年(165年)，荆州兵朱盖等反，合桂阳贼胡兰数万人攻零陵。“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郡中惶恐，”“贼复激流灌城、球（零陵太守陈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如此地形与如今和平村遗址较有出入。汉零陵县城如今尚难确定，所谓“秦县零陵城”那就更渺茫了。其实，真正的秦城及其墓葬，在广西至今还未有发现。传说的兴安县溶江戍兵的秦城，唐以前史籍仅称越城、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起始称秦城。此城遗址共有四处，经多次调查均未发现秦代遗物，保存最好的七里圩王城遗址三百多平方米，近年进行科学测绘、勘探和发掘，从其建筑形式及出土器物显示，年代属两汉时期，约建于西汉中期，东汉加筑一次，到魏晋时废弃。（见1998年第11期《考古》）要弄清广西的秦汉城，尚待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
综上所述，在古代，今全州历史始于一个叫“洮阳”的县管辖。洮阳县在历史上大约存在700多年。据史记载，洮阳县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与零陵县（今灌阳县）基本上同时代置县。隋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洮阳县与零陵（灌阳）并为湘源县（即现在的全州县前身）。零陵县移至今永州市零陵区（泉陵县）。明代嘉靖首辅、全州邑人蒋冕有《洮水考》一文，考证《史记·高祖本纪》所载“汉将别击（英）布军洮水南北”就在此地。并写有一首《洮水名县最先》诗：“零陵置郡初，洮阳始为。”证明汉代洮阳县就是今天全州县境。
中国知名考古学家、广西兴安人蒋廷瑜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一直在广西从事田野考古和广西地方史、民族史研究。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曾任广西文物工作队副队长、队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广西文物专家小组组长、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参加和主持桂林、玉林、柳州、百色、软州、河池等地区的文物普查，南宁市豹子头、横县秋江、资源县晓锦等新石器时代址，合浦县堂排汉慕群、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慕、兴安县石马坪汉墓群、界首汉晋慕群和兴安县秦城遗址等的考古发握，多次参加铜鼓专题调查和民族文物征集工作，足迹遍及广西各市县，是20世纪70-90年代广西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广西考古作过通论性研究，对广西先秦考古、秦汉考古和古代铜鼓有专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含合著）20多部。1990年被评为“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么一个集考古、文史于一身的大家，在《广西政协》网上发表“广西地区最早的县——洮阳县”一文，证实广西历史上最早的县是洮阳县而并不是零陵县。“洮阳县”非当今全州莫属！
前不久，由于资料欠缺和认识偏差，笔者此前相信《兴安县志》载“零陵县治在兴安界首镇”一说，但从上述考古发掘和众多广西文史学家学说证实，古零陵县存在于灌阳县境而并非在全州也并非兴安境内。因此，最有资格自称“零陵”的是灌阳人，但灌阳人却十分低调，从不提自己是零陵人。而与“零陵”无毛关系的全州人却明目张胆争“零陵”、抢“九疑山“”，争抢得死去活来，真是自取其辱！
